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

这个定型化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改革都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

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

与一般的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的转换。

这就注定了这样一场改革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是根本性的。

过去的利益格局是建立在再分配的基础上的。

而市场化改革则意味着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的利益格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处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转折点的意义就在于，从这个时候起，改革以来开始不断发育、分化和演变的利益格局，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的组合。

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界也曾进行了许多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

但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

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开始，相对稳定的阶层逐步定型化下来。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将目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

这个阶层划分的框架，大体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果。

而且，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

我们说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具有下列几重含义：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

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

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

在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

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

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

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

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

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

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

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

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

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

比如，在有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

“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美元至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

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

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

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

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