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伙伴关系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关系研究

政府介入、伙伴关系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关系研究作者：吴强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25期摘要以政府介入、伙伴关系、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珠三角地区制造类企业、服务类企业共257份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得出政府介入、伙伴关系对企业合作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介入对伙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伙伴关系显著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伙伴关系在政府介入与企业合作意愿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提升企业校企合作积极性需要政府加强政治资源支持、社会荣誉支持;高校强化技术服务能力、产品开发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谋求与企业在文化上的互动兼容等。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府介入;伙伴关系;合作意愿;校企合作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43-05一、背景与目的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特征，其人才培养应高度内嵌于与职业相关的真实工作情景之中，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必须与企业深度融合，实行校企合作。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可见，校企合作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

校企合作是一种不同组织间的社会关系，涉及政府、高校与企业三类不同的生态主体[1]。

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政府、高校、企业之间可以通过组织结构性安排、制度性设计等机制，加强三者之间的资源分享与信息沟通，提升科技资源运用效率与效能，以实现三方共同受益，共同发展[2]。

目前，政府和高职院校普遍重视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但政府介入的边界不清、作用发挥有限，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高职院校、政府和企业彼此合作的内在逻辑关系在现实层面并未理顺，使得三者之间的异质资源得不到有效耦合，无法产生共生引力，校企合作的吸引力不足。

本文从实证分析入手，深入研究政府介入、伙伴关系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关系。

二、概念与理论基础（一）校企合作与合作意愿内涵校企合作是“一种将校内学习与校外真实工作经历相结合，到具体岗位上获取技能，并确定职业方向，提高职业信心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3];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服务部门等校外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4];是“教育机构与社会产业机构之间，就相关知识、专业技能进行教学与训练方面的合作”[5]。

综合来看，本文更倾向于广义的理解，即校企合作是校企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围绕一定目标，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在人才培养、科技开发、社会服务、文化互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最终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双赢局面。

校企合作反映的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并不单纯局限于校企之间的边界，其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特别是政府的有效参与。

实际上，校企合作也是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多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意愿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对未来某种行为发生的估计”或“人们发生某种行为的主观概率”，是“行为发生过程的必然阶段，是行为效果显现前的决定”，“代表动机，是人们实施某种行为而有意识地付出努力”[6]。

合作意愿是众多行为意愿的一种，主要指与他人或组织围绕一定目的而进行某方面合作的主观概率或可能性。

本文所界定的合作意愿主要指企业愿意与高校在某方面合作的估计，既包括合作前意愿、也包括合作过程中或合作结束后经评估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二）政府介入与伙伴关系理论基础Etzkowitz认为，大学与产业之间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政府可以站在大学与产业局部利益之上的战略角度，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运用计划手段及调控手段，引导和激励双方之间的合作。

他还提出，校企合作之间的制度安排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制，否则无法实行有效运行与目标达成[7]。

唐林伟从场域理论出发，认为“校企合作中，政府政治资本的介入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政府可以建立和完善政策、减免税收、给予企业荣誉、投入资金、签订购买协定等方式支持校企合作”[8]。

刘晓等认为，在校企合作中，“理念层面应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政策法规层面应强化政府的保障作用、组织建设层面应强化政府的监督和评估作用”[9]。

苗素莲等提出，政府应通过立法、设立基金、拨出专款、组建职教集团、建立平台、完善评估监督机制等措施来加大对校企合作的支持[10]。

现有研究表明，政府应积极介入校企合作并对合作关系进行合理规制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政校企各方在合作中的地位安排决定了各方伙伴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叶小明根据“校企之间关系及角色地位的差异，把校企合作分为以学校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以及以企业为主导的合作模式”[11]。

刘晓等也认为“校企合作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大致形成了学校主导式、企业主导式、共同主导式三种模式”，每种模式下校企双方的主体地位及作用发挥具有显著区别[12]。

王翠华借助高等教育系统协调三角形理论，指出“校企伙伴关系中，企业和高职院校是合作主体，政府是主要的外部参与者”[13]。

综上，本文认为校企合作伙伴关系可以通过参与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地位主次性来评价。

一般而言，包括学校主导、企业主导、政府主导、行业主导、校企平等共同主导五种类型。

不同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不同的伙伴关系，反映在各主体在沟通、信任、承诺、机构设置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三）企业合作意愿评价Ring & Van de venn认为，合作意愿应是个体愿意进行合作的倾向以及继续维持合作关系的愿望[14]。

合作意愿从本质上来看，应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意识倾向或行为取向，是在一定合作愿望和要求支配下所表现出的愿意与他人或组织合作的倾向。

校企合作中，企业是否愿意与高校合作或持续合作取决于企业与高校能否在某方面达成一致或双方能否在某一领域形成共同目标。

高校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具有价值功能明确的特征，其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在三重螺旋模型下，学者提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可以围绕研究支持、合作研究、知识转化、技术转化四个领域进行[15]。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会选择不同的战略目标，从而导致对外界创新资源的类型需求产生动态性变化，校企合作领域随之会调整变迁。

从高校的社会价值出发，结合企业的不同战略需求，本研究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评价主要围绕“企业愿意与高校在人才培养、技术服务、产品开发、市场拓展、职工培训、文化互动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倾向展开。

（四）研究假设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跨界”特征及“公益性”[16]，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进行有效介入才能确保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效用的最大化。

借助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政治资源支持（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社会荣誉（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校企合作先进单位等称号）、资本支持（减税、购买协定、成立合作基地、专项基金等）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参与或持续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

故此提出假设1：政府介入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参与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地位不同，其合作过程中控制或管理的话语权会有所差别，进而影响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以及投入、承诺和信任度。

地位编排决定了伙伴间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本研究认为，企业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不可缺失的主体，不同的伙伴关系影响着企业在校企合作关系中的地位顺序，顺序不同又决定着企业参与或持续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

故此提出假设2：伙伴关系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作为校企合作的主要外部参与者，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介入到学校、企业、行业等主导的伙伴关系中，为校企合作保驾护航，并发挥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及第三重作用。

如以学校为主导的校企合作，最容易偏离制定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初衷[17]，需要政府有效介入，对校企之间作出合理规制。

故此提出假设3：政府介入与伙伴关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不难推理，政府介入可以通过伙伴关系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如政府的政治资源支持会有效促进以企业为主导或以行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进而激发企业或行业参与或持续参与合作的意愿。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介入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关系中，伙伴关系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故此提出假设4：伙伴关系在政府介入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前三个假设之间的关系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一）变量测量根据所提出的假设，本文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的特点及研究目的，编制了政府介入量表、伙伴关系量表以及合作意愿量表。

为尽可能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小范围调研并结合分析结果以及专家建议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调查问卷。

其中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HZYY）由人才培养（RCPY）、技术服务（JSFW）、产品开发（CPKF）、市场拓展（SCTZ）、职工培训（ZGPX）、文化互动（WHHD）六个领域的合作意愿指标测量;政府介入（ZFJR）由政治资源支持（ZZZY）、社会荣誉（SHRY）、资本支持（ZBZC）三个指标测量;伙伴关系（HBGX）由企业主导（QYZD）、学校主导（XXZD）、政府主导（ZFZD）、行业主导（HYZD）、校企平等（XQPD）五个指标测量。

整个量表共包括14个测量指标。

量表采用李克特（Likert）标准5级量表进行测评，从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进行刻度，分别对应1～5分。

（二）数据与样本调研数据来自珠三角制造类以及服务类企业，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282份，回收率70.5%，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257份，有效回收率为64.25%。

问卷采取当场发放当场回收的形式，并给予被调查者必要的解释。

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企业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过校企合作的其他人员等。

为增强分析的针对性，本文对学校的界定为高职院校。

分析工具主要有SPSS19.0以及LISREL8.80。

四、模型检验与分析（一）信度与效度分析采用AIPHA系数对问卷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显示，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3，政府介入、伙伴关系、合作意愿3个分量表的α系数也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

问卷设计时，参考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目的，在听取专家意见和小范围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完成问卷编制，因此，量表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EFA）对量表进行构建效度检验。

结果显示，量表KMO=0.925，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273.893，df=91，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表明量表数据适合因子分析。

利用SPSS19.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共获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