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分期述略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分期述略黎代华目前，关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分期没有一个定性的说法。

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基本上沿袭着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时段等同说。

为了还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历史的真面目，近年来，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历史分期作了仔细认真的研究，现冒昧陈情，差池之处敬请见凉。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具有不同的内涵，一个是红色行政区域，一个是红色革命政权。

无论是内涵或是外延都是不相等的。

因此，搞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次论述的前提。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首先它是一个地域范围。

它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4省交界地区，以湖南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4县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津市、临澧、澧县，湖北的宣恩、来风、咸丰、松滋、鹤峰、利川、恩施，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20余县的部分地区（其中大部分是游击区）。

境内遍布崇山峻岭，道路崎岖。

西南云贵高原耸立，西北有川鄂群山环绕，东与洞庭湖衔接，南与雪峰山紧连，武陵山横贯南北。

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纵横西东。

其次，它是由贺龙、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由于地处边陲，距4省省会均在千里以上，这里长期以来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有利于革命武装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实行武装割据。

在这里，红二六军团的军事活动，进能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以凭借山河天险，回旋驰骋，是红二六军团的主要军事活动区。

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2月1日在大庸天主堂成立。

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政权建设的领导指挥机关和省级红色革命政权，下设县、区、乡三级革命委员会。

1936年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创建的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它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即红二六军团的军力主要来源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含洪湖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所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开创伊始就具备了革命基础和干部基础。

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

所留下的旧址、遗址，以及今人为此而修建的纪念设施群是红色革命史的承载体，是今人与先烈对话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媒介，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新闻媒体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分期的表述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对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时期的说法是从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算起。

如，百度文库是这样概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1934年11月26日，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至1935年1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荆楚网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大庸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展览介绍说，“1934年11月24日，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解放大庸，奉中央电示，26日在城中天主堂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12月1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以此为标志，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诸如此类，媒体基本上都持这一种说法，就是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是以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起始时间的。

而部分历史文献也持这一说法。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分期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时期与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历史时期等同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根据文献记载，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起始时间应为1933年12月19日到1936年2月6日，共4年25个月780天，包括提出酝酿期、筹建谋划期、形成发展期三个历史时段。

1、提出酝酿期（1933年12月19日-1934年6月18日）：大村会议提出“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主张”。

1934年10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红三军在国民党第三次凡围剿这失败，洪湖革命根据地丧失。

1933年上半年恢复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同年7月，红三军在湘鄂两省强大的国民党军夹攻下，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再次丧失。

之后，红三军转战鄂川边。

1933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边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咸丰县大村召开会议（史称大村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提出‘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中心口号’”，为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战略任务第一次提了出来。

为了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寻找新根据地的立足点。

为了坚定巩固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思想，加强创建工作的领导，1934年3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

2、筹建谋划期（1934年6月18日-1934年11月25日）：黔东革命根据地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特区形态。

1934年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今德江）的枫香溪召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

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决定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党员；决定抽调部分红军干部组成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农民土地革命工作。

7月21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组建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前身，是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为创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作的准备条件，为红六军团寻找红三军而立的一面旗子。

正如贺龙在回忆创建黔东苏区时说的一样：“如果没有黔东这块革命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像的。

”站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黔东特区就不可能有湘鄂川黔，黔东特区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形态。

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酉阳木黄胜利会师。

27日，在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拉开了湘西攻势的帷幕。

3、形成发展期（1934年11月26日-1936年2月6日）。

1934年11月26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根据中央电示，在大庸城内天主堂正式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12月1日，成立了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

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证明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提出酝酿期、筹建谋划期正式步入了形成发展期。

在中央军委“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的指示，1936年2月7日，在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首长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月8日，在大定城关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载入历史史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四、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历史分期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从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创建到1936年2月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共跨时3年16个月438天。

这一历史时期可分成大庸、塔卧、兴隆街、茨岩塘、长征时期五个阶段。

其中，在大庸时期14天，占3.2%，在永顺时期123天，占28%，在兴隆街时期24天，占5.5%，在茨岩塘时期232天，占53%，长征时期45天，占10.3%。

1、大庸时期（1934年11月26日-1934年12月9日）。

在这个时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首脑机关相继成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

（二）根据中央（革）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

”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贺龙等主持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集中批判了原中央分局书记夏羲在根据地期间所犯的关于肃反扩大化、建军、建党等方面的严重的错误。

丁家溶会议确立了任弼时在党内和贺龙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2、塔卧时期（1934年12月10日-1935年4月11日）。

1935年初，蒋介石为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曾调动湘鄂两省六个纵队，共十一个师又四个旅，总兵力十一万人，另有四个保安团配合，并给每个纵队配备两架飞机高空侦察，采用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妄图消灭红二六军团主力。

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红二六军团按照“突破中央、转击两翼”作战计划，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而屡朝失败。

于是，省委和军委分会于3月2 2日急电中央，询问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方向，报告红二、六军团拟退出塔卧向北转移。

4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目前你们那里的胜利可能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在望。

至于你们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但这能是你们认为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这时，红二六军团已于4日12日撤离塔卧，部队已开始战略转移。

3、兴隆街时期（1935年4月12日-1935年5月5日）。

1935年4月17日，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等红军领导人，针对国民党军的“围剿”，在回省委、省政府的途中紧急召开应对当前形势的会议，决定18日召开军委分会扩大会议。

会议在兴隆街蒋周臣家举行，由贺龙主持。

征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撤销了夏曦军委分会主席职务，改选贺龙为主席。

会议提出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省革委进驻茨岩塘之事，商议了“围剿”与“反围剿”的应对之策（史称兴隆会议）。

根据兴隆会议精神，5月6日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迁往茨岩塘。

4、茨岩塘时期（1935年5月6日-1935年12月23日）。

1935年5月6日，省直机关迁茨岩塘。

8日，在任弼时主持下，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内容，一是在党政军全体官兵中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二是制定红军休整、扩红、建立地方党政群组织的政策和方针；三是在中央“积极防御、决战胜利，且在原地区争取胜利”的指示下，制定了三条战略方针：“一、暂时不渡长江，仍在原地区争取胜利，省委立足茨岩塘；二、湘敌较强，取守势，鄂敌较弱，取攻势；三、出其不意，积极向鄂敌进攻，在反‘围剿’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