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中值得思索几个问题

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中值得思索几个问题[内容摘要]金融需求与货币借贷不能简单等同。

在我国农村缺乏金融需求的现状下，找准支持“三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要靠商业性金融支持是不成的，要靠政策性金融。

要考察农村资金与城市资金互动的社会经济实质。

[关键词]金融需求；支持“三农”；资金流互动作者简介：曾康霖，男，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成都 610074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是我国现阶段深化金融改革的任务之一。

经过几年来的试点推广，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但最近我们调查了一些地区的情况，觉得理想的设计与现实的状况还有距离，仅提出以下问题供大家讨论。

一、农民有多大的金融需求金融需求与货币借贷，能够等同，还是不能等同？我认为农民缺钱消费需要借钱支撑严格说来不是金融需求，或者说，只是狭义的金融需求。

广义的金融需求的产生，一是要有经济基础，二是要有金融意识，二者缺一不可。

有经济基础，无金融意识，只能让人把钱存起来，成为所谓的“土老肥”；无经济基础，有金融意识，只能让人成为“负翁”或“投机家”。

如果这样认同成立，则只有那些富裕或者较富裕的农村、农民才有产生金融需求的条件。

测量农民金融需求大小的条件不仅要看农民要不要借钱，而且要看农民会不会花钱。

从一个家庭来说，金融意识高不高，主要看其对利息的敏感度。

如果利息变动对家庭流动性资产的作用大，则金融意识强，反之，则反是。

我国农村、农民因缺钱需要借钱，主要集中在生活方面，而不是主要在生产方面。

集中在生活方面借钱，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且有时期间隔性和暂时性，而非经常性和连续性，严格说来是非金融活动。

可以说，在我国相当大部分的农村缺乏金融需求：（1）在这些地区，农业生产主要是一家一户的耕种，即还处于“小农经济”状态；（2）农村的青壮年大部分流向城市，留在家里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留守农村，一是看住家产，二是保持土地的简单再生产；（3）农民的家庭资产绝大部分是生活资料，且质量低下，缺乏流动性；（4）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土地）不属于自己，不能用于交换进入市场；（5）大多数农民缺乏金融理论和金融知识方面的教育，缺乏甚至根本没有金融意识；（6）部分农民缺乏信用观念，信用制度有待建立；（7）在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承受负债的能力弱。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金融制度安排。

金融制度安排是一种金融供给。

[1]但如果改革更多地是从金融供给方面做文章，而不去注重考察农民的金融需求，则是制度安排失衡，是“一厢情愿”，是“单相思”。

这种制度安排也难以得到需求者的认同，其效率不会高，或者说其作用必然与初衷“走样”。

最近《经济参考报》有一篇报道发人深思。

[2]据说“当时为争取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甘肃省安定区政府采取先由各村集体修梯田、打水窖，后由乡镇、村验收，再由村干部集中收集农民印章办理贷款，贷款按照每个农民承包土地的面积分摊”的运作方式。

这样的运作方式不仅违背了金融交易需要以信息透明为基础，而且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区政府”必须这样做，敢于这样做？上述案例的回答是：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怕失去了机会，既然“争取”到了这笔扶贫贷款，为什么要放弃呢？而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自认为既能够逼农民贷款，也能够要农民还款。

从法理上说，金融是以货币和有价证券为载体的社会契约关系，在这个契约关系中权责利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三者不仅相互制约，且要求得均衡。

但上述案例表明，在我国一些地区不仅老百姓不懂金融，官员也不懂金融。

他们包办代替，违背法理，无视金融契约关系的约束。

在我国，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的农田建设需要政府推动，政府推动需要投资，如果投资作为扶贫，就不应当主要靠商业银行贷款。

如果要靠商业银行贷款，则贷款失效，政府就应承担责任。

在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政策性贷款早已有之，问题是进行政策性贷款就应配套按政策性运作，比如应有配套的政策性资金来源，应按政策性金融监管，发生风险按政策性金融对待等。

本来政策性贷款按市场运作就是悖理的，再加上不配套政策措施，就只能使“不伦不类”的金融交易变成一笔“糊涂账”。

上述案例还向人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那些经济不发达、市场效益很低的地区，能够靠拿钱（不管是银行还是财政）让农民脱贫吗？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靠拿钱是脱不了贫的，因为拿钱只能增加农民一时的消费，而不能改变农民增加收入的生产条件，也难以转变农民的观念提高其金融意识。

严格说来不是贷款项目与老百姓的利益相冲突，而是这些地区不具备运用金融发展经济的条件。

所以，在什么地区运用金融扶贫，其中大有学问。

二、怎样把握支持“三农”“三农”是指农民、农业和农村。

农民是个群体，农业是个产业，农村是个区域。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者都在变化：相当多的农民特别是青年流向城市成为“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农业早已超出了种植业、养殖业的概念；农村正在向城市化推进和发展，大中城市的周围和城市之间的连接，使农村变成了城市的郊区，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状态。

这些变化使得“三农”的概念欠明确，边界模糊。

在“三农”边界模糊，概念欠明确的条件下，使得支持“三农”的定性定量难以稳定测定。

现在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提供的、上报的支持“三农”的各项指标口径不一，范围难以确定。

有人说，凡是与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加工、消费有关的活动都是“三农”；有人说，凡是有利于支持农村建设的都是支持“三农”。

实际情况是：金融支持农民的面虽然广，但数量较小，而大部分的金融支持是作用于那些已进入城市或城镇从事非种植业、养殖业的企业。

这些企业虽然户少但相对说来量大。

这种状况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际问题：金融支持“三农”能不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的面貌？我们认为这样的金融支持“三农”难以增加农民收入，难以改善农村面貌，也就是说支农与农民、农业、农村的关系不大，不直接。

如果金融支持“三农”不能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不能有效改善农村面貌，支持“三农”的意义就要打折扣。

据我们的调查，金融机构支持“三农”，覆盖面很广，主要是对广大农民发放小额贷款，这种小额贷款一般是凭农户的信用等级（据调查，在一些地区县联社对该县农户进行了信用等级评估，有信用好的户与不太好的户，评估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来源和还贷能力）发放的，面广、数额小。

这种小额贷款主要是支持农民消费，而不是支持他们发展经济增加收入。

这种状况又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际问题：怎样支持农民增加收入？我认为在当代，在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一家一户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在农副产品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农民要想在农村增加收入是很有限的，农民靠农业是富不起来的。

农民要增加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只有进城谋业、打工。

要使农民进城能谋到一个好的职业，取得打工的较高收入，只有推进城镇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支持“三农”，不如说支持城镇经济的发展。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的精神，要拓展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空间，为此，发展县域经济是重要的。

要把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着力点。

只有这样，才能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

但必须指出，让农民进城谋业、打工，提高农民素质是先决的、重要的。

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我认为支持“三农”可概括为以下图式。

图中表明，支持“三农”，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目标，要把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作为切入点，要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着力点。

要大力发展农业就一定要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要改变农业这种状况，不仅要推广先进技术，而且要有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的选择，要靠政府政策推动，要靠市场力量。

市场主体是企业家，市场形成靠农村城镇化。

所以支持“三农”就是要让部分农民成为企业家，让广大农民成为扩大内需消费的积极推动者。

三、主要靠商业性金融支持“三农”成不成事实证明主要靠商业性支农是不成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支持“三农”必须靠政策性金融。

如果建设新农村的概念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则靠商业性金融也是不成的，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现阶段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作为种植业和养殖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农业是一个风险产业，再说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受空间、时间影响很大，对农产品的消费，人们的选择性较强。

在这种状况下,在农业领域中，资金链条容易断裂，也就是说容易给信贷带来呆坏账。

第二，基于农业的弱势，靠农业增收有很大的局限性，多少年来我国农业增产不增收。

农业增产不增收就谈不上生活宽裕。

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是，一些生活宽裕的农民，是因为他们在城里打工挣钱。

第三，乡风文明要靠提高农民素质，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只靠钱的支持是不成的，必须有多种因素的配合和促进。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农村，由于农民素质不高，政府给了钱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陋习，为他们的非文明行动提供了条件。

第四，村容整洁要靠农村的基本建设，而基本建设的投入量大、时间长、回报率低，与商业性金融的经营原则相悖。

第五，管理民主，既要提高广大农民对管理的关心，又要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关键在于发扬民主、信息透明、取信于民。

而这一切可以说与商业性金融无关。

总之，建设新农村需要的不是商业性金融，而是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不仅要按政府的意图投入，而且要由政府承担风险。

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建设新农村，需要关注的是农村基本建设（如水、电、路等），这样的基本建设要靠政策性金融投入，要有政府来承担风险。

四、如何看待农村资金往城里流农村资金往城里流是多年来的状况，为什么想要扭转这种局面而难以扭转？归根到底这是由货币资金的趋利性决定的。

现在农村的资金通过商业银行上缴存差，邮政储蓄上缴央行，都往城里流。

在一些地区，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在扩大，其贷款占存款的比例，仅为1/2至1/3，这种状况自然反映了绝大部分资金往城里流。

有人说存贷比的扩大不能表明“抽血”，因为：（1）权力受限，有好的项目不让放；（2）资金管理体制造成的，如邮政储蓄必须上缴央行；（3）农业的广度不够，深度不够，力度不够。

这种状况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和实际问题：即使权力放开，要求农村资金用于农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能不让资金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吗？所以，让资金往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值得研究。

核心问题是怎样让农村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扩大消费。

而要让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不仅要有物力资源，而且要有人力资源。

所以提高农民的素质是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金融支持如何提高农民素质，现阶段的选择：一是让农民到城市中去谋业、打工，成为企业家；二是支持教育事业，让农民掌握科技知识。

这样，既能缓解农村资金往城里流，也能使金融机构吸存的农村资金用于农村。

还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不仅农村资金往城里流，而且城市资金也往农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