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培与中国百年国际私法

李浩培与百年中国国际私法学曾涛李浩培出生于1906年，如今已过百年，其求学治学的一生，也恰好折射出中国法学曲折前行的艰辛历程。

本文选取李浩培着力耕耘的国际私法学领域，探讨其学术贡献，鉴于从19世纪40年代初回国到90年代末去世，李浩培撰写了大量国际私法论著，时间跨度较大，且其间中国国际私法学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所以本文分为不三个时期来予以介绍。

一、国际私法学形成期（1906年－1949年）1906年李浩培出生在上海，1925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

[1]1935年，在经过数年的法律实践工作后，李浩培入选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留学资格[2]，1936年其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国际法教授研习国际私法和比较民法，从此走上了国际法的学术之途。

1939年李浩培回国，1939年底至1946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并于1946年赴浙江大学筹办浙江大学法学院，并任首任院长，其间主要教授国际私法，同期发表了一批国际私法论著。

李浩培的论著对于国际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若干专题梳理，论及到国际私法总论有反致、公共秩序、十九世纪的国际私法学、当事人本国法主义等。

[3]在国际私法分论则涉及权力能力的准据法、死亡宣告的管辖与法律冲突、物权的准据法、契约成立实质要件及其效力的准据法、关于侵权行为、婚姻成立问题、婚姻的形式成立要件和离婚及别居等。

[4]李浩培这一阶段的论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均利用外文文献，直接引证西方的国际私法理论，并援引了国外新近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探讨了相关的案例，逐步使中国国际私法摆脱了从日本转译引入的情况，从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私法源自欧美国家，对于欧美原著的此种解读，无疑会有助于对于国际私法学正本清源，这也是李浩培一直提倡的：研究国际私法，应当以研习国际私法的名家著作入手，特别是国际私法研究发达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并应该在研究国际私法之时要注意国际公法、比较民法和法理学的相关知识，否则就会“目光如豆”。

[5]李浩培这一阶段的学术努力应该置于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发展背景中来看待。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西方的法律。

在中西交涉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以夷法治夷”的目的，国际法的输入成为晚清当局的当务之急。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6]揭开了中国输入国际法的序幕，同期多部国际法著作翻译出版。

19世纪末第一部国际私法专著《各国交涉便法论》[7]在中国翻译出版，西方国际私法学逐步被译介到中国。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国际私法著作，国际私法课程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并于1918年催生了中国第一部成文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国际私法学逐渐被国人认识并接受。

在学习西方法学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初步开展了国际私法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自己的国际私法著作，但大多受日本国际私法论著的影响，属于承袭国外理论学说，专题研究则几乎没有。

[8]在此背景下，一批留学于国际私法学发达的欧美地区的学者，如阮毅成、卢峻、郭云观、燕树棠、李浩培、韩德培等人，他们梳理国外的先进法学理论，介绍国际社会最新立法动态，针砭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及其外交中的相关实践问题，开创了中国国际私法的较早的研究风气，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程树德著《比较国际私法》、李浩培著《国际私法总论》、陈顾远著《国际私法总论》、卢峻著《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践》等。

以1945年李浩培所著的《国际私法总论》为例考察[9]，该书是在李浩培武汉大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的，也是我国学者较早的关于国际私法专论类的作品。

纵观全书，李浩培参考了多本英文、法文及德文的国际私法重要论著，有的还是当时最新出版的作品，吸收并反映了国际私法的理论晚近的新发展。

该书的特点之一在于全面引证了有代表性的国际私法学说，澄清了国际私法的基本概念。

该书另一大特点在于论证落脚到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国际私法立法——《法律适用条例》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对于国际私法问题的学术思考，是当时我国学者展开中国国际私法研究的标志性作品。

这一阶段恰逢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逐渐形成，也是李浩培国际私法研究的一个高潮期。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浩培的前述论著不免还留有对于西方国际私法论著译介的痕迹，反映出其对于国际私法理论的消化和吸收过程。

虽然当时已有官方国际私法的立法，但是中国涉外民商事交往受到不平等条约和国家动荡频仍的影响而不甚发达，李浩培结合中国国际私法实践来开展研究的学术志向也很难真正实现。

但是正是李浩培这样一批学者的出现，通过厘清国际私法原理，尝试结合中国立法及其实践，来独立展开国际私法研究，推促了中国国际私法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初步形成。

在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评选院士之时，李浩培以研究国际私法卓有所成，而成为为数不多的法学界的候选人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对于其学术贡献的认可。

[10]二、国际私法学顿挫期（1949年－1976年）建国后，在废除旧法的同时，我国以苏联法律和法学为模式，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科学。

中国的国际法学在这一阶段经历波折，建国前已起步的国际私法学研究进程被打断，已有的研究成果也由于废除旧法学而实际上遭到否定。

1949年后，我国以苏联为师初步建立起“新”的国际私法学，[11]虽然不无局限，但是毕竟迅速建立起了国际私法的教学研究框架，但随即而来的文革，使得国际私法学完全陷入凋零状况。

在解放前已经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在建国时开始分化，其主体部分留在了大陆，少部分到了台湾地区或海外。

就李浩培来说，1949浙江大学被接管后其工作的法学院停办，其后李浩培辗转了几个单位，并于 1963年后转入外交部。

该阶段，李浩培在克服各种困难下，仍笔耕不辍。

他翻译了苏联的齐夫斯著《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奥地利的菲德罗斯著《国际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等；同他人合译的著作有: 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法国民法典》、《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书》等。

从国际私法研究来看，李浩培这一期间的主要作品其一是翻译沃尔夫著《国际私法》；其二是发表于《政法研究》的论文《对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批判》[12]。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李浩培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

其一，注意吸收“新法学”。

李浩培等国际法知名学者，建国后他们面临“思想改造，学习新法学”的境遇。

在我国国际私法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他们也受到一定影响，李浩培对于隆茨的国际私法理论非常熟悉，并在翻译沃尔夫的《国际私法》时参照了隆茨的俄文译本。

[13]在潜心学习苏联的法学理论的同时，李浩培还在其发表的文章中运用意识形态的思维去论证国际法问题。

一方面，李浩培针对一些新中国的重大时政问题[14]，发表了其学术意见，主要是基于国际法理论而展开论辩，其间也不乏意识形态的色彩表述。

[15]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不多的学术论文中，李浩培也注意了立场的问题。

如《对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学派的批判》一文论证了国际私法重要学派之一的属人法学派的观点，同时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对法律属人原则进行了批驳，在学术讨论中明显附有意识形态的批判痕迹。

其二，就是投身于翻译工作。

建国初，上述国际法学者尚能在教学科研岗位做一些研究工作，而到了文革时期，他们大多被迫离开国际法的学术舞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坚持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李浩培的大多数译作正是这一阶段完成的，在李浩培投身翻译的同期，王铁崖教授被迫离开北大的教学岗位，利用各种机会，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海上国际法》、《国际法原理》、《奥本海国际法》等国外国际法著作。

在中国的法学史上，这是对于外国国际法论著翻译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国际法学者端木正教授忆及自己在该时期少有论著，却投身翻译时的总结，反映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6]。

上述两个学术倾向反映出法学界知识分子面对新旧中国政治变革的两难处境，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割舍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法学学术，所以必须注意与“旧法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尝试着向“新法学”靠拢。

同时，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脱胎于旧有的权力结构，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既需要他们，又对其政治上的可靠性存有疑虑。

[17]李浩培1957年在就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曾发言：我们对于旧法一方面要指出它的反动性，加以批判，并且指出它已被否定，而另一方面也要运用辩证法，将可以吸收继承的东西，予以批判的改造，并吸收继承。

对于社会主义的法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它在本质上是同旧法不同的，对于旧法而言是一种质变，是一个飞跃，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它的继承性。

因为否认它的继承性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一种主观、片面而不符事实的看法。

[18]透过法律继承性的讨论，李浩培认为法律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从而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搭建可以沟通的桥梁，更深层次来看，这实质上是被认为是旧法学代表的李浩培争取法学研究的话语权，证明自己法学研究合法性的一种论证思路。

面对历史的顿挫，当时的国际法学发展现状是：既有的学术传承被否定，之后取法苏联而建立的国际私法学也很快夭折，中国国际私法学全面停滞，前述这批国际法学人在这一特定时期基本上“集体失语”，国际法研究只能是个别性的“地下活动”。

该时期李浩培的论著无论是较之与解放前还是文革结束后的阶段，都显得单薄，但他还是以各种方式尽其可能展开着研究工作。

或许我们不能过高地去评价这些作品的学术含金量，考虑到许多学者已经完全告别于学术，甚至于自决于生命，这些作品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尊重，这与沈从文解放后投身古代服饰研究，陈寅恪寄情于《柳如是别传》一样，是处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的另类学术表述。

三、国际私法学重建期（1977年－1997年）从1977年起，为了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同时逐步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成倍增长。

在这一时期，对外开放中发生的种种国际私法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中国国际私法学因而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经过长期学术中断之后，李浩培等少数一些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坚韧地接续起这门学科的薪火，成为学科恢复与重建的先躯，在推动中国国际法学重建的同时，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作品，在晚年达到其学术的高潮期。

这一阶段，李浩培对于国际私法学的重建做了重要推动，他先后两次在全国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讲授国际私法，培养了国际私法的新生教学力量。

在80年代初，李浩培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国际私法分支主编，邀请卢峻、韩德培、倪征日奥和王名扬四位名家为作者，自己亦亲自撰写相关国际私法条目。

[19]大百科全书该部分这些条目，不像一般的法学辞典那么失之过简，而是择精要而述之，厘清了国际私法的基本概念，成为建国后重要的国际私法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