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

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
作者：颜方明
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06年第02期
一､前言
为了不与外语教学中的“干扰”混淆,在讨论翻译中的“干扰”之前,有必要先区别一下这一对概念｡外语教学中的“干扰”(interference),或称“负迁移”是罗伯特·拉德(Robert Lado)在《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在外语习得的过程中母语的各种因素对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纽马克(Newmark)提出“翻译中的干扰指一个语言系统的某些成分进入另一语言系统,也可以说是原文对翻译的影响”,这种干扰来自源语的语言与文化｡这一对概念中的“干扰”来源恰好相反｡
笔者认为,纽马克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因为造成翻译中的干扰既可能来自源语,也可能来自目的语｡不同的“干扰源”对翻译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笔者在本文中结合翻译实践对翻译中的“干扰”进行系统分析,以此总结一些有效的办法对抗翻译中的“干扰”｡
二､翻译中的干扰
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作为文化和语言“媒人”的译者在它们的夹缝中求生存,必然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由于源语的影响“很多译文虽然是用中国字写出来的,却不是中文”译界,把这样的译文风格称为“翻译腔”｡目的语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过度翻译”｡“翻译腔”､“过度翻译”以及其他许多的翻译中存在的问题都是由这种很难排除的语言与文化的干扰造成的｡当然,有两种情况一定要分清楚,有一种是译者对源语语言文化的错误理解所致,根源是译者本身功底太浅;另一种是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受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干扰而使译者难以取舍,直接影响到译文质量的情况｡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后者｡那么,究竟这些“干扰”是怎么作用于我们的翻译活动呢?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探讨“干扰源”的要求｡
“干扰源”既有来自语言的,也有源于文化的,还有文化语言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翻译目的,译者的审美取向,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赞助人,等等)｡由于文化语言之外的因素相对比较繁杂,本文仅就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干扰进行讨论｡
1.源语语言的干扰
语言方面的干扰主要来自于源语｡说到罪魁祸首,其实应该是译者对翻译“忠实”原则的误解｡忠实于原文并非是对原文亦步亦趋的盲目相随,忠实应该是对原文的意义､风格､神韵的忠实,而不是原文的语言形式｡但是,译者却在翻译实践中常常落入了原文语言形式的陷阱｡这种语言形式的干扰主要有语音,字､词和句法三个层面的｡
(1)语音的干扰
原文中有些特殊的语音信息,是为了在上下文中创造某种特别效果而采用的特殊手段｡译者要清楚的领略作者的意图和这些语音信息的作用不难,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如何处理它们就成了犯难的问题｡例如:
原文:Jake told her in that way of his,“So how you doi n?Any damage to the car?I'm kinda hoping so,Just so it takes a little more time and we can talk some. ”
原译:杰克用他特有的口气对她说:“你咋的啦?车蹦(碰)坏了吗?我倒有点希望如此,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停留一会儿,聊一聊｡”
改译:杰克用他特有的口气对她说:“你怎么样?车有问题没?我倒有点想这样,那我们可多停一下,聊点什么｡”
原译力图保留原文语音变异的特征,表现出杰克不标准的发音｡这就是译者受源语语音的干扰所致的问题｡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种,语音差别很大,翻译中要想复制这种语音变异是很难的｡朱纯深就提出:“意识到如实传达出原文色彩的必要性和不规范语的难译性甚至不可译性,译者的任务似乎应该是在实践中采取一些适当的技术措施,既能尽量保存原作的风貌又不过分影响译文文字的可读性｡”
(2)字､词层面的干扰
很多时候,译者总是喜欢在字典上寻找对应的词义､词性以追求内容､形式的高度忠实｡
这实际上也是受源语的干扰所致的一个误区｡很多时候这种对应用在翻译中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试看下例:
原文:The machine on which I write these words embodies hundreds of insights into the workings of the material world,insights that are confirmed by every burst of letters on the screen.
原译: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机器就包含着数百种对物质世界运行的认识,屏幕上每蹦出一个字都证实着这些认识｡
改译:我现在用来写这篇文章的机器就包含着人类认知物质世界运行的数百种智慧,屏幕上每蹦出一个字都证实着这些智慧｡
原译意义当然没有什么疑义,但把“insight”一词译为“认识”不够贴切,整句译文不够畅达｡笔者翻阅了几本字典查找其词义,试图找到一种更好的表达方法｡字典上都只有“洞察力,深刻的了解,见识,领悟,猛醒”这几个释义,相比而言,“认识”用在此处比字典上罗列的五种意义还要恰当一些｡改译把“insight”的意义灵活理解成“某种智慧”,把“认识”改为“认识的智慧”,摆脱了源语词义的限制,读起来更得体,远离了翻译腔｡
(3)句法层面的干扰
我们先看看源语句法形式对翻译的干扰,因为在翻译中很多情况下译者都会被原文的句法形式牵着鼻子走,而陷于被动的境地,译文让人难以理解｡例如:
原文:Judging from the scientists I know, including Eva and Ruth, and those whom I've read about, you can't pursue the laws of nature very long without bumping into beauty.
原译:从我所认识的科学家(包括伊娃和鲁丝)和那些我读到过的科学家身上判断,你不可能长期追求自然规律而不碰到美的｡
改译:从我所认识的科学家(其中有伊娃和鲁丝)和在书中了解的科学家身上,我得出如此结论:只要你研究自然规律的时间长了,迟早会与蕴含其中的美不期而遇的｡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原译在句法形式上似乎要更忠实于原文｡但是,该译文在意义上却让人有些费解｡改译打破了原文句法的形式,把分词短语改译成主句“从……身上,我得出如此结论……”,把原文的句法形式进行了大的调整,但是意义上比原译更完整,逻辑更严密,译文语句更通顺,而不像原译貌似忠实,实则呆板,甚至可说是佶屈聱牙,令人难以卒读｡我们在翻译中很多时候就不要被原文的句法形式所束缚,该出手时就大胆出手,排除这种干扰｡
2.文化的干扰
由于文化干扰而导致翻译中的失误比比皆是｡当然,这其中有对文化的有意误读,也有对文化的无意误译｡前者是译者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其积极性,也有其消极性,后者则更多的是消极性了｡文化对翻译的干扰就体现在对译者对背景文化的处理是否恰当这一点上｡这种干扰既有来自源语文化的,也有来自目的语文化的｡
(1)源语文化干扰
译者在面对原文中源语文化含义丰富的文本时是很难取舍的,译者在这种时候总是倾向于保留源语的文化文本,以利于丰富目的语的文化,另外就是可以在形式上更显得忠实于原文｡例如:
原文:Because the Creation puts on a nonstop show, beauty is free and inexhaustible.
原译:因为造物在不停地展示着其表演,所以美不受拘束,层出不穷｡
改译:万物生生不息,美随心所欲,绵绵不绝｡
原文中“Creation”指的是造物主创造世界的活动,这涉及圣经里的文化背景知识,原译中把它译为造物,纵观全句,还是给人以生硬的感觉｡当然,笔者不是反对译介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提倡一切本土化｡翻译本来就是以进行文化交流为目的,但我们也要因时制宜,不能一概施以“拿来主义”｡
(2)目的语文化干扰
翻译中译者本来就曾身受目的语文化的浸润､熏陶,在处理文化文本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不知不觉都受着目的语文化的干扰､左右｡很多时候如果把握不好,会让读者对译文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例如:
原文:Curiously enough, he prophesied with oracular accuracy to the amusement of all.
原译:说也奇怪,他像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大家惊讶不止｡
改译:说来奇怪,他料事如神,这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很明显,译者是受目的语汉语文化中“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这一背景知识所影响而译出此译文的｡这会在读者心中产生疑义,难道英语国家也有个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吗?相比之下,改译自然清新,又不会引起文化上的误导｡在翻译中译者一定要时刻警惕,拒绝目的语文化的“干扰”｡
三､结语
纽马克在谈到翻译中的干扰时不仅提到了其负面作用,还分析了干扰的积极意义｡他提出积极意义有二:1.丰富译语语言､文化;2.加深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纽马克提到的积极意义恐怕不应该被称为“干扰”的积极作用,而应被称为优秀翻译的积极作用｡我们当然要看到
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翻译的任务就是架设认识这种独特性的桥梁｡但是,丰富语言和文化决不是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的译作所能担当的任务｡
(参考文献本刊略)(责任编辑刘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