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集释》的文献价值汇总

评《楚辞集注集释》的文献价值

黄灵庚

湖北教育出版社据其地域文化的优势，在继出版十八册的《楚学文库》丛书以后，二00二年十月又推出了一部大型丛书《楚辞学文库》。

《楚辞学文库》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楚辞集校集释》，第二卷是《楚辞评论集览》，第三卷是《楚辞著作提要》，第四卷是《楚辞学通典》。这部近九百万言的煌煌大著，无论在内容编纂上，还是在取材广泛上，兼取了已版的游国恩先生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及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二种《楚辞》丛书之长，是一种目前部佚最大、资料最为完备的《楚辞》类大型丛书。“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它确实有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楚辞集校集释》是四种书中最具功力的一种，由崔富章、李大明任主编，林家骊任副主编，王延海、周明初、谢谦、王启涛、王德华等先生参与其事。从字数篇幅上看，它占居了这部大型丛书的一半，汇集了从汉代到上世纪末研究《楚辞》各种文献资料，给从事研究《楚辞》提供极大方便，是一件有利于《楚辞》研究的功德无量的事情。

但是，编纂这种丛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更不是任何人可以仓促上阵的。它要求编纂者必须是精通《楚辞》历史文献的行家，须有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广泛阅读过历朝历代的各种《楚辞》著作，对其是非得失，更是了然于心。同时，从丛书的文献价值要求看，编纂者必须具有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一丝不苟，精雕细

琢，反复校勘，反复斟酌，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轻易放过，力求尽善尽美，无愧于后世学人。否则，粗制滥造，谬误百出，其结果是劳命伤财不算，还必定遭人指责，留下千古骂名。

由于笔者参与了这部丛书第三卷《楚辞著作提要》的部分撰写工作，湖北教育出版社破例寄赠了一部。笔者拿到这部五大册的大型丛书，为其装帧之精美、印刷之精良、气魄之宏大，为之赞叹不已。出版业在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以后，出版此类大型丛书不可能给出版带来经济利益，而是要赔钱的。湖北教育出版社从弘扬学术出发，花费巨资出版如此大型丛书，实属不易，其精神实在可嘉。原本打算好好鼓吹一番，以不致辜负其一番美意。

笔者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重点阅读了《楚辞集校集释》所收录的王逸《楚辞章句》、唐《文选》五臣注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三部书的部分材料，发现问题甚多，心情不觉沉重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问题严重到了已经使这部丛书丧失了应有的文献价值。外部煌煌的精美装帧，掩盖不了内部的“败絮”。这不是笔者有意夸大其辞，或者说是故作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如果有人引用王逸、五臣或洪兴祖等人的材料，不是各取自其原作而取于此书，绝对不可靠。此书虽然收录材料无与伦比，但是在文字校对、标点断句方面，甚至不及游氏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类此这样的大型丛书似乎没有重版的可能，即是说，它没有再次改正的机会。这是十分遗憾和惋惜的事情。笔者当然不能违心地为它写谀文，盲目吹捧，以误导、欺骗广大读者，而是实事求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免得被他人指责

为“没长眼睛”。

综观《楚辞集校集释》主要问题是集中反映在断句标点、文字校勘二方面。当然在版本选择、编纂体例等方面也有些问题。如在底本选择上，崔氏《例言》说，“《楚辞》原文以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本《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为底本，取别本参校；《章句》文字以日本宽延三年（公元一七五零年）庄允益校刊《楚辞章句》十七卷为底本”。这样处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楚辞》原文和《章句》注文取自两种完全不同的本子，其本身就不符合文献整理的规范，而且必然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解决。下文结合所举条目，即将具体讨论到，故此暂不赘言。笔者反复对校，发现也并非如《例言》所说如此划一。《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大招》、《惜誓》、《七谏》、《招隐士》、《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篇，其《章句》注文确是用庄允益本为底本，而《天问》、《远遊》、《卜居》、《渔父》、《九辩》等六篇，与《补注》本《章句》相同者居多，而与庄本相同者甚少。笔者怀疑《天问》等六篇用的底本，即是《补本》本的《章句》注文。笔者还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有的甚至连《补注》本《章句》也不是，干脆是取于别的通行标点本以敷衍了事，没有任何版本价值。前些时候，有识之士著文揭露学术造假，对那些搞伪校点、伪整理情况加以批评。笔者举双手表示赞成，深感这些年来，在某种功利的驱动下，确实出版了不少粗制滥造的伪劣著作，害人害己皆不浅，在学术界造成了极坏影响。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掺假。这种在《例言》中标榜用某底

本而实际上用别种本子替代的情况，其性质与造假无异，是一种蒙骗读者的行为。读者如果不明于此，将此六篇的《章句》亦当作庄允益本来引用，必上当无疑也。

本文重点是对《楚辞集校集释》在断句标点、文字校勘二个方面提出异议，在具体讨论过程中，间或涉及版本、体例等其它问题。以下即依其书次第论之，无须按标点、文字讹误等分别门类。括号内的序数是《楚辞集校集释》的页码数。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批评指正。

《天问后叙》：“昔屈原所作二十五篇，世相传教，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9）案：详审文意“世相传教，而莫能说”者，是指“屈原所作二十五篇”，非特指《天问》一篇。“《天问》以其文义不次”以下数语，是特说《天问》一篇，故“《天问》”二字属下不属上。其标点宜作：“昔屈原所作二十五篇，世相传教，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集释》引王逸：“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51）案：“庚寅之日下母之体”，是释“惟庚寅吾以降”之义，“而生”二字当属下。《文选》本无“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一句，盖后世所增益。如果有此句，则知其亦以“而生”二字属下。

《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集释》引李周翰：“言日月飘忽不久，时即改其次序，叹人之年幾易老。”（106）案：飘忽，轻疾之貌。当非其意。宋本吕祖谦《东莱集注观澜文集》卷一《离骚》引五臣注（吕氏《离骚》注，是全用《文选》五臣注，故此书亦甚有版本价值，可资参证）、《文选》六臣诸本皆作“漂忽”，是有疾急之义。又，“时即”，六臣本及《东莱集注观澜文集》卷一《离骚》引五臣注皆作“时节”；“年幾”皆作“年岁”。当是讹字，是校勘未精所致。

《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集校》：“《文选》六臣本：同尤本。校语：五臣‘乘’作‘策’。”（116）案：奎章阁《文选》六臣本，“乘骐骥”作“策骐骥”，谓“五臣‘策’作‘乘’”。《文选》六臣本，当以奎章阁本是为最善。其所以称为善本，一是以北宋元祐为底本，比刻于绍兴三十一年《文选》五臣陈八郎本不但要早。奎章阁本与它本不同，其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当是以五臣本为底本，然后附以李善注，比较真实保留五臣本原貌。二是错误甚少，其文献价值亦非陈本可比。学术界自有公论。笔者以为如果选五臣注，理当选奎章阁本。可见《楚辞集校集释》在版本选择上是欠酙酌的。吕祖谦《东莱集注观澜文集》卷一《离骚》引五臣注亦作“策骐骥”。

《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豈维纫夫蕙茝。”《集校》：“《文选》六臣本：杂申椒与菌桂兮，豈维纽夫惠[蕙]茝。校语：五臣作纫。”（123）案：《文选》六臣诸本及吕祖谦《东莱集注观澜文集》卷一《离骚》引五臣注“惠茝”皆作“蕙茝”，未误。其作“惠茝”者，当是劣本。又，纫字，奎章阁六臣本作“纫”，谓“五臣作纽”。恰与《集校》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