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受审为何声称“不敢不收钱”？
官员悔过书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作者：熊志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
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
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
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
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
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
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
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
“收钱不办事”新型受贿案引发深层讨论
“收钱不办事”新型受贿案引发深层讨论——刑法中受贿罪构成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否修改范传贵吴锦江法制网在关于“收钱没办事算不算受贿”争议的背后,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争议——刑法中对于构成受贿罪的犯罪要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应该修改?关注理由长期以来,“收钱没办事算不算受贿”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不少贪腐官员刻意将收钱与办事两个环节隔离开,以逃避法律惩处。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的“指导案例3号”明确指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指导案例3号”是否透露了这样一个信号——刑法中对于构成受贿罪的犯罪要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应该修改?这的确是个值得司法界和学界关注的问题。
□视点关注“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
”之所以说出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是因为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认为,收钱只是维护圈子里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没有给人办过什么具体的事”。
而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下发的“指导案例3号”或许将彻底打消贪官们的这种念头。
这个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认定问题的案例明确指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即“收钱”了,没有“办事”也是受贿。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受贿案的被告人以“收钱了但未办事”为由否认犯罪,而一些贪腐官员即使“收钱”也“办事”,也刻意将“收钱”与“办事”两个环节隔离开来,在查处中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困难。
新型受贿“办事”与“收钱”分开今年年初,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二审被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前,朱少中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着清廉、干练、上进的正面形象。
他曾经高调反腐,一年间查处了88名党员干部；还曾发表反腐檄文,措辞严厉地指出如今“一些人包括我们的党员干部,崇拜金钱、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仍相当浓厚”,提出要用制度来规范权力运作；还曾在父亲灵堂前立下“拒收礼金”牌匾。
为什么官员头疼藏钱却不头疼收钱
为什么官员头疼藏钱却不头疼收钱？内蒙古呼市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被查，他先后受贿269次，侦查机关从其家中起获人民币、美元和黄金等折合人民币超1.3亿元。
有媒体说，相比赚钱的本事，马俊飞实在不会藏钱，他最头痛的一件事便是藏钱。
其实马俊飞“赚钱”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本事，所谓“赚钱的本事”，不过是受贿，毫无技术含量。
铁路运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定数，而且“狼多肉少”。
马俊飞是运能“分肉者”，如被挤压的公司运输量下降，他们或认为他在给公司颜色看，或认为有同行暗中使绊，而解决办法就是搞掂马俊飞本人。
马俊飞的所谓“本事”，不过是在钱送到办公室时予以笑纳。
自2009年8月被任命为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后，马俊飞就收钱，但要说完全没有制度或制度形同虚设，不是实事求是。
马俊飞收了1.3亿元，却只能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堆满了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两所房子，说明存款实名、不动产登记等方面制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将黑钱洗白的途径，至少是给贪官制造了洗钱的巨大风险。
真正触目惊心的事实是，贪官收钱竟然如此简单易行，只要敢收，就不需要任何“本事”和技术。
内蒙古汇能集团通汇煤炭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明找到马俊飞，承诺每月向马俊飞“进贡”5万美元；内蒙古蒙泰煤电公司总裁助理奥凤岗找到马俊飞，分四次向马俊飞支付了600万元的贿款。
收到人民币0.88亿、美元419万、欧元30万、英镑2万、港币27万，黄金43.3公斤，马俊飞最后才被揪出来，可见露出贪婪的面目是多不容易。
藏钱无策，收钱甚易，根本原因是受贿者手中有权，这是贪官遂行权钱交易的唯一“本事”。
马俊飞的行贿者要求通常只有一个，即提高公司铁路运输计划的兑现率，而马俊飞毫无例外地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等贪官“赚钱的本事”，其实也是手握兑现企业铁路运输计划的权力。
他们掌握关键权力，而且可以说一不二。
关于如何反腐，目前的社会共识是“制度反腐”，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是财产公示等。
官员要谨防石榴裙下的陷阱
官员要谨防石榴裙下的陷阱因移情于水疗会所的按摩女“小四”，引发同一水疗会所的按摩女“小三”吃醋，“小三”在划破了“小四”的脸后，还直接在网络上公开举报，声称“希望相关部门让玩弄女性的黄官员得到处罚”，更直接导致了深圳海关稽查处副处长黄洲洲的落马。
（7月21日网易新闻）如今社会上诱惑很多，稀奇古怪之事也挺多，深圳海关官员移情别恋被小三举报这事也不足为奇。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一大批“苍蝇老虎”被打倒，这其中既有芝麻小官，也不乏省部级高官。
纵观这些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大都是生活腐化、包养情妇并最终被情妇所累的案例，“情人反腐”已成为中国政治反腐的一大特色。
自古英雄爱美人。
中国的皇帝作为一方霸主，身份至尊至贵不可侵犯，坐拥后宫佳丽三千，看遍燕瘦环肥。
皇帝不是人人都能当，但美人却是人人都爱，古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知己是每个男人心中难以磨灭的情怀，男官员也不例外。
诚然，男官员有几个异性朋友、红颜知己，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也并无不可。
然而现实却是，一大批官员最终被红颜拉下马，丢掉了“乌纱帽”。
包养情妇的贪官不断落马，可为何官员们仍然前仆后继、乐此不疲，看不到这石榴裙下的陷阱呢？黄官员移情别恋被小三举报，从表象上看，是其小三感情遭受玩弄的报复所致，但从深层次剖析，确是官员大人这只惹苍蝇的“有缝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的牢笼。
权力观的错位才是导致官员迷恋风花雪月的根源。
官员长年作为领导，习惯了唯吾独尊，凡事一人说了算，久而久之，党性意识逐渐淡薄，忽视了个人素质的提高，转而去追求低级趣味，把兴趣转移到美色方面，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了手中的特权，作为自己享乐的助恶之器，最终步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成为人民的罪人。
其实，权力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掌握权力的官员。
官员有必要谨防石榴裙下的陷阱，这不是你真的有“女人缘”，走了“桃花运”，一旦你拜倒在了石榴裙下，那么手铐加牢笼也就离你不远了。
（文/欢喜）。
不敢收钱专收礼物：县委书记如何被“围猎”
不敢收钱专收礼物：县委书记如何被“围猎”作者：来源：《新传奇》2018年第33期今年4月11日，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受贿案在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在何加顺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中，他几乎不收任何现金。
曾经“不图所有”的干部为何甘于被“围猎”？今年4月11日，绍兴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何加顺受贿案在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检方指控，2010年至2013年下半年间，何加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产销售、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请托事项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59万余元。
7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何加顺犯受贿罪，被处以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随案移送的8件贵重物品和退缴的196万余元赃款，均被依法没收，并上缴国库。
不敢收钱专收礼物何加顺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曾是个“不图所有”的干部。
1984年，他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立志勤勉工作，为地方发展作贡献。
此后，何加顺的仕途一直顺利，从一名普通科员开始不断被提拔，2006年初，赴新昌县担任县委书记。
对于刚刚当上县委书记的何加顺来说，命运恰逢其时地给他安排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
彼时的新昌县，多名县级领导干部因为收受大量现金被查处，这让何加顺第一次近距离地受到了警示教育。
2010年，他升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成为副厅级干部。
各种不同目的、不同动机的人向他发起了“糖衣炮弹”攻势，何加顺曾经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渐渐松动了。
“实话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矛盾心理。
”何加顺说，从收受烟酒、衣物、保健品开始，他慢慢把收受礼品礼物定义为社会上的一种“潜规则”。
而随着诱惑增多，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想退，到想退未退，再到后来的心安理得，甚至把“我为你办事、你自愿送我物品”看成是一种常态，只收不讨、不索就行。
不过贵重物品就不一样了。
在何加顺看来，这些东西往往价值比较内敛，外观不起眼但价值不菲，具有隐蔽性，即使组织查到也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确切价格进行抵赖，也满足了身为县委书记的他“对生活品位的追求”。
腐官为何不收敛不收手
腐官为何不收敛不收手？按理说，中央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将反腐实现全覆盖，对腐败分子既打老虎、又拍苍蝇，足以让一些腐败官员悬崖勒马、改过自新，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些人还是敢于顶风作案。
为此，王歧山在前一段严厉指出，坚决查处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形成有力震慑，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人们总是以善人之心度贪官之腹，认为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腐败官员应该有所收敛、有所改过。
其实，这只是善人的思维、廉洁官员的想法，腐败官员之所以腐败，就在于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腐败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这就说明腐败官员不是正常思维。
所以，即使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他们也不会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在腐败方面是不会收敛、不会收手的，而是继续我行我腐。
腐败官员从来不把正面教育当成一回事，党纪国法入不了他的耳、进不了他的脑，左右他们行为的是权钱交易。
这些人的行事规则是，权往钱处使，利为自己谋，其他该不入脑。
权力在这些人的眼中冒着金光，这些人行走之处所看到的皆是遍地黄金。
对于他们来说，收敛没有，要命有一条。
所以，这些人不可能收敛、不可能收手，实际上他们也收敛不了、收手不得。
第一，他们已经进入腐败轨道而不能转向，深陷腐败泥潭而难以自拔。
现在的腐败分子，往往是一查一串、一端一窝，众多腐败分子结成了一个腐败共同体。
处于腐败共同体之内，已经身不由己，既被别人所绑架，也绑架别人。
腐败共同体不可能让其收手，否则就可能被“撕票”，一些官员被情妇、被身边人所举报恐怕就源于此。
就其本人而言，也深知即使收敛了、收手了，就仅其腐败“业绩”也难逃被处罚的命运。
为了不被暴露，必然会采取继续腐败的手段以掩盖过去的腐败，于是越陷越深，于是敢于顶风作案。
第二，他们腐入骨髓而不能化腐败为廉洁，深陷腐败习惯而难以改变。
应该看到，绝大多数腐败分子并不是偶然律己不严而违了规、犯了法，而是蓄意而为，依靠违法乱纪而升官发财。
高中政治 7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被迫受贿”问题？
高中政治 7月时事评论如何看待“被迫受贿”问题？时事评论背景：7月23日,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原镇党委副书记郑敏华在佛山受审。
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郑敏华受贿人民币40万、港币90万元,为企业谋利。
郑敏华表示悔罪。
但又觉得自己有些委屈,称如果不收钱,怕引起吴湛辉(东莞市虎门镇原书记,已被双规)的猜忌和为难。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被迫受贿”问题？对于贪官们的“被迫受贿说”,舆论多数时候抱以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态度,左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右一句“‘被迫受贿’涉嫌侮辱法官和公众的智商”。
这些说法固然没错,贪官落马也不值得人们同情,但冷静下来想一想,郑敏华“怕得罪领导”的申辩,何尝不是在反映官场的“另一面真实”?这些年,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环境,公务员法也以法律条文形式保障了“上级违法、犯错,下级可说‘不’”的权利,但贪污大案窝案依旧层出不穷,甚至像广州市白云区那样,由于主要领导纷纷涉案落马,以致“区政府常务会议都不够人数”的情况也不鲜见。
腐败正呈现由个体犯罪向群体化、窝案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对此,尽管可以口念“世上没有拒绝不了的‘礼’”的“道德经”,但问题是,官员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官场的封闭特征决定了内部人员之间行为处事的高度关联性。
身处这样的环境,个人行为容易受到身旁人的影响,一旦大部分人贪腐受贿,而你选择“独善其身”,那就立马会被边缘化,受到挤兑打压甚至是栽赃陷害。
要想扭转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生态”,杜绝“被迫受贿”的情况,除了继续加大对于贪污腐败的查处与打击力度,断绝部分官员的侥幸心理,同时还应该注重对于官场新秩序的建构,增加民意在官员升迁中的分量。
诚然,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中也包含有“民意测评”、“群众意见”的部分,但事实上,这里的“群众”多是指机关内部的“职工群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
只有当社会民意能够对官员的前途产生实质影响,那些内心不愿腐败的官员才有可能、有动力挣脱领导、同僚的牵绊与挟制,不同流合污,甚至主动检举贪腐。
贪官一句“不敢不收”隐藏许多被忽视的真相
贪官一句“不敢不收”隐藏许多被忽视的真相作者：毛建国来源：《决策探索》2012年第23期广州一名城管队长王宝林，日前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中院受审。
庭审过程中，王宝林称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之手，这些中间人有权有势，如果不收得罪不起。
王宝林的贪腐起码讲述了两点：其一，高薪未必养廉。
王宝林任职两年，拿着处长级工资，收入37万元。
这么一笔“阳光收入”，算得上真正的高薪了，而且还与他人合作投资违建挣了600多万元。
即使这样，还有689.51万元无法说明来源。
由此可见，贪官的贪婪永无止境。
其二，位低未必贪少。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城管队长职务，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浊浪，让人大跌眼镜。
由此可见，“小块头也有大能量”。
很多人把王宝林的“不敢不收”和贪官在法庭上的眼泪一道，当成是忽悠人的鬼把戏。
换个角度细听、琢磨，这句话亦隐藏着许多为我们所忽视的真相。
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王宝林只是一个城管队长，位置并不高，能不能办成事并不是他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支队拆违，只是执行，至于哪一栋要拆，哪一栋不拆，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接到命令，不去拆除，还有监督的人；只要有人监督，动真碰硬，收的钱就会露馅。
按王宝林的说法，“这里就像一座庙，庙里有很多菩萨，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也不是最小的小鬼。
他们到庙里来上香，肯定不是只给我一个上”。
这里描绘的其实是一道贪腐的链条，王宝林只是其中一节。
没有他，这个链条发挥不了作用；仅有他，这个链条不会形成。
在这个链条中，左右相互影响。
别的环节收了，自己洁身自好，可能小则孤立，大则排挤，为体系所不容，甚至所淘汰、所牺牲。
这也是他所说的：“行贿人都是见不到我的，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也能动地反应并改变着环境。
当然，没有人用刀子逼着王宝林收钱。
王宝林的这句“不敢不收”，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环境的影响，减弱了品性的作用。
不给钱,就变脸吗
反腐进行时ANTI-CORRUPTION不给钱，就变脸吗于伟在受贿时也是十分小心，特别注意隐藏，受贿多选择了办公室或者小区楼下、餐馆等相对隐蔽的地点。
而受贿的内容多数是现金，也有购物卡和银行卡等形式，而且现金或银行卡多为信封或纸袋包起来，外表很难分辨文｜常洪波 徐洪坤2015年5月，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一起案件中得到一条信息，一名行贿人陈某某在交代行贿事实时供述，自己除了给某干部行贿外，还同时给牟平区一乡镇卫生院院长送过“好处费”。
该行贿人的这段供述引起检察官的警觉。
通过审讯，这名行贿人交代了给该卫生院院长行贿的情节，并称，还听说该卫生院院长也收受过其他医药销售方的贿赂。
办案检察官敏锐地察觉到，这很可能不是一起单独的贿赂事件，很可能会有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涉及其中。
根据这个思路，牟平区检察院在上级院的支持下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方案。
随后，办案人员展开系列排查，重点对牟平区各个乡镇卫生院的药品供应商的人员信息、供货数量,以及药品供应商在药品采购、配送等环节的操作程序等进行调查，了解到相关流程和制度漏洞。
结合行贿人的供述，牟平区检察院很快查清了这名乡镇卫生院院长的部分受贿事实，并排查出另外几名基层卫生机构负责人涉嫌收受贿赂。
一张医疗卫生领域反腐之网悄然拉开。
2015年6月的某天，牟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办公室内，局长古卫军正在对抓捕任务进行细致的分配，两名乡镇卫生服务院的院长正是本次行动的目标。
根据安排，一部分人前往两处卫生院对两人进行抓捕，另一部分人则要同时对两人的办公场所、车辆、住所展开搜查。
会议后，办案人员立即行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在牟平区养马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些慌乱的李杰被顺利抓捕，李杰就是受贿人陈某某供出的行贿线索中的“受贿院长”。
经过全面搜查，检察官们还在李杰的办公室内发现了其秘密记录的牟平区养马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购部分药品和器械的明细以及该单位供货商联络人的名片等材料。
莫在拒与收之间犹豫
莫在拒与收之间犹豫作者：钱立功来源：《中华魂》 2021年第1期文／钱立功“不曾忘记，第一次收钱时我也有过‘收’还是‘不收’的思想斗争。
我也在自问：‘这是犯罪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
可我偏要给自己否定的回答。
别人有求于我，我替别人办事，别人送钱感谢我，我认为在情理之中。
如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心理，实际上就是为了淡化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海南省白沙县委原常委、副县长邢诒仪因受贿罪受到法律制裁后忏悔不已。
（2020年4月14日《检察日报》）领导干部因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不可避免地受到不法分子“围猎”，面对种种诱惑，选择只有两种，拒或收。
然而就是在拒与收之间，少数领导干部煞费苦心，犹豫不决。
收，怕不“安全”，招来灾祸；拒，与金钱、美色失之交臂，又感到十分惋惜。
拒与收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政治定力、党性修养。
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陷入腐败的深渊，无一不是在拒与收的犹豫之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成为遵守党纪党规的“逆行者”，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
从公仆到贪官只是一念之差，从功臣到罪犯也只是一步之遥。
面对诱惑，在拒与收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前者面对诱惑不为所动，经受住考验，站稳脚跟不栽跟头，始终受到群众的支持和尊重；而后者虽然在物欲上得到了满足，但违反了党纪党规，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事实上，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的最大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
手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如果放纵欲望，带着捞一把的心态做官，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就会经不起诱惑，甘心被围猎，成为金钱、美色的“俘虏”。
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诱惑，修炼百毒不侵的“不腐金身”，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常补理想信念之钙，珍惜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坚强的党性原则形成内在的坚强定力。
加强党纪党规的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明是非,辨善恶,识好歹,知良莠。
贪污罪庭审观后感
贪污罪庭审观后感前几天去看了一场贪污罪的庭审，那可真是一场让我感触颇多的“大戏”啊。
一走进法庭，那气氛就很严肃。
被告站在那儿，感觉就像个被戳破了伪装的小丑。
以前可能在外面人模人样的，现在在法庭的聚光灯下，那脸上的表情啊，真叫一个复杂，有慌张，有懊悔，还有一丝好像还不敢相信自己会站在这儿的恍惚。
庭审开始后，检察官那是条理清晰地把他的罪行一项一项地摆出来。
什么利用职务之便，把公款像拿自己家钱一样往自己口袋里塞啦；还有收受各种贿赂，从现金到豪车，再到豪华房产，简直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我就寻思着，这人心怎么就这么贪呢？难道就没有想过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吗？在听证据陈述的时候，我就特别惊讶于他们贪污手段的“五花八门”。
有的是在项目审批上做手脚，故意卡着那些正常的项目，然后等着人家来“打点”；有的是虚报开支，一张发票能玩出无数花样。
我当时就想，这得花多少心思在这些歪门邪道上啊，如果把这些心思用在正事儿上，说不定早都成了什么杰出人物了。
被告在辩护的时候，还试图找各种借口，说什么是为了应酬，为了工作的便利。
我就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应酬需要把钱都装进自己腰包吗？工作便利需要豪车别墅来支撑吗？这借口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
整个庭审过程中，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些被贪污的钱本来可以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啊。
可以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建几所学校，让他们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可以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医疗救助，挽救多少个家庭啊。
可是就因为这些贪污者的一己私欲，这些钱就被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从这个庭审我也明白了，权力这东西啊，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可以为人民谋福利，成为人人敬仰的好官；用得不好，就像这个被告一样，走向犯罪的深渊。
这也给那些还在位的官员们提了个醒，别以为自己做点坏事没人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迟早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场庭审就像一堂生动又深刻的课，让我看到了贪污的丑恶嘴脸，也让我更加坚信廉洁奉公才是正道。
希望以后这样的庭审越来越少，廉洁的官员越来越多。
“不要钱也不办事”是什么“症”
作者： 闵良臣
作者机构：
出版物刊名： 学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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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NULL
摘要： 2001年夏秋之际,从传媒上得知沈阳出了16个"一把手"都是腐败分子后,我写了一篇杂感,题目叫《更可怕的》。
意思是说,一个城市虽然出了那么多"一把手"是腐败分子,但这个城市不会因此就不好了,因为工作大都是人民做的,出一些腐败分子,对这城市不会有太大的破坏作用。
当然,出了这么多"一把手"是腐败分子,说一点不影响那个城市人民的情绪,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只是情绪归情绪,工作他们还是要干,但这有可能降低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
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感到可怕,可我却觉得这才是更可怕的。
真没想到,时隔不到一年,沈阳这个可爱的城市还是在腐败上又出了新闻,说是最近这个城市的市长在一次全市纠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彻底根治"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后遗症"别说这事"令市长震怒",就连我这个离沈阳十万八千里、八竿子也打不到边的普通百姓也觉得可怕,甚至难过。
记得在这个城市处理那16个腐败的"一把手"时,有不少工作努力的干部因"没跑没送",而没得到提拔重用、"工作热情被彻底伤害了"。
对此,我当时在发表的文章中就认为这种说法不妥,觉得有些。
人情往来成官员贪腐“遮羞布”：受礼不算受贿？
人情往来成官员贪腐“遮羞布”:受礼不算受贿？《检察日报》“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先后集中曝光了几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开设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目,引起广泛关注.“五一”是一个重要节点,“四风”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
人情往来也是抓节点中的重要部分。
梳理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件，就会发现，很多案件被告人均有“收受他人礼金、红包"之类的陈述.从这些案件发展脉络来看，不少贪官就是在人情往来中，一步步坠入了犯罪的深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4月18日在部委企业高校深化整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化整改工作,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
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
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
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
人情蜕变：是思想逐渐放松的过程很多贪官在落马后直言，自己是被“人情”击倒的。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当下的官僚主义、公权私用甚至腐败等现象，从中都可以发现“人情”的影子。
“对于收受‘朋友'的所谓‘礼金'而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案例,作为旁观者自然不难明辨，作为当事人事后也不难‘洞若观火'，而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确选择，确非易事。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顺表示。
因受贿罪于2013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副厅级)在忏悔时表示：“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李森林供述，他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
廉政时评：“一分钱都没敢用”警醒啥
廉政时评：“一分钱都没敢用”警醒啥作者：日期：2012-05-21 来源：【字体：大中小】据5月16日《广州日报》报道，5月15日，广东茂名人大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
据悉，朱育英先后收受了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官员为求升迁送钱给朱育英是当地的风气。
检方指其受贿物品包括挖掘机。
朱育英称收了这么多钱后，一分钱都没敢用。
收受千万元之巨，可是，却“一分钱都没敢用”！如此强烈之反差，着实是一种讽喻。
收钱为的是啥？为的不过就是享受高度的物质生活，过上所谓“富贵荣华”的生活，把“幸福”建立在俗世与俗人的眼光上。
让我们感到可笑与可叹的是，这个副厅级人大副主任收的钱大把大把，却没有“一分钱”花在“享受”上，这是因为以不干净的手敛财，所以“没敢用”。
一个“一分钱都没敢用”，生动地描绘出一个贪官贪婪、害怕、焦虑与痛苦的荒诞心理。
“利令智昏”，这句话当令更多人记取。
“我没有任何后台，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也从来没有托过哪个领导”，当初的奋斗历程令人佩服。
朱育英说，他当时收下红包后也想过退还，但在那种环境下很难退。
“这就好像病已经上身了”，直到后来最多一次收了100万元。
收了这么多钱，但朱育英说他一分钱都不敢用，心理上有点害怕，钱他都以朋友的名义存在银行——“利欲”之剑，终将一个曾经有着奋斗“光荣”历程的官员砍翻下马。
“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贪欲膨胀，权力寻租，没有尽头，是玩火自焚。
“人错了就是错了，我是一个硬汉，不想再为自己推脱，法律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
”朱育英说，他很后悔。
他说：“我以后要出一本书，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警戒后来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一番落马后的“忏悔”，当给我们多少人以深刻的警醒？“一分钱都没敢用”的官员警醒啥？广东茂名原人大副主任受贿1700万元，没花一分钱，“积蓄”的不过是“罪行”，而收下的钱在落马那一天，已化为“罪证”，化为“牢狱”之灾。
吕蒙正不记人过
吕蒙正不记人过吕蒙正，北宋初期的宰相，为人仁厚善良、正直敢言，对部下百姓宽容有德，且清廉拒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贤良著称的官员。
历史上流传着关于他的典故不少，其中“不计人过”就是十分著名的一个。
吕蒙正为官时，虽然受到皇帝赏识，但他却不记仇，不去惦记着别人的过错。
在吕蒙正刚刚担任副宰相的职位时，有一次进入朝堂上朝，此时朝中有一名官员在朝堂的帘子里面说：“连这小子也能进朝参政啊?”吕蒙正好经过，知道那人是说给自己听的，于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就自顾自走了过去。
和吕蒙正一同为官的其他官员们听到这样的言语感到十分气愤，纷纷去责问那个官员的姓名以及是什么官职，吕蒙正见状赶忙去制止他们，由于那个大臣在帘幕后面被遮挡因此看不清是谁。
退朝以后，与之同行的几个官员仍旧愤愤不平，问吕蒙正为何阻拦他们，十分懊悔当时没有将对方的底细探个究竟。
而此时，吕蒙正却说：“如果知道了那个人的姓名和官职，想必定会在心上牢记终生，一辈子念其过错不能忘记，因此还是不知道对方是谁为好。
不去追究那个人到底是谁，大家各为各的官，互不干涉，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损害呢?”大家听闻都深受感触，自愧不如。
可见吕蒙正是个心胸宽广，度量博大的人，不喜欢记着别人的过错而捆绑自己，能够放下心中的不愉快，十分具有容忍度。
吕蒙正，北宋初期的宰相，为人仁厚善良，敢于进言，对部下百姓宽容有德，是历史上著名的以贤良著称的官员。
且吕蒙正为人一身正气，不受贿赂，对此他还有一个著名的镜子典故。
当时吕蒙正作为一国宰相，位高权重，又极其受到宋太宗的赏识与关照，因此在朝中十分有名望，很多人想要须溜拍马，欲与其搞好关系。
朝廷中一位收集珍贵古镜子的官员，他家中藏有一面古镜，声称这面镜子可以照到两百里以外的事物，他想将这面古镜作为礼物送给吕蒙正，可是又担心他不收，就想通过吕蒙正弟弟的关系，将礼物送给宰相。
有一次，吕蒙正的弟弟登门拜访，特意找了一个机会假装闲聊谈及吕蒙正是否对这面镜子感兴趣。
谁知吕蒙正笑称：“我的脸不过也就一个碟子那么大，我要一面照两百里以外的镜子干什么，哪里用得着呢?”他弟弟听到这样的回答，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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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受审为何声称“不敢不收钱”？
作者：风青杨
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4年第06期
某国企董事长被立案侦查后，各界传闻基本上都将其接受调查的问题集中在其收受贿赂上。
5月18日，此人自杀身亡。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未经核实的消息称，其在跳楼后的被抢救过程中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宁肯自杀也不愿把问题交代清楚？又是什么人让他“不敢不收钱”的？尽管此案正处在审查阶段，还没有更多的相关信息披露，但官员受审时称“不敢不收钱”的，该董事长并不是第一人。
2012年，广州市城管局白云分局太和镇执法队原队长王宝林因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而在法院受审。
庭审时，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的。
这些中间人都有权有势，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
”一句话，他是身不由己。
王宝林还说：“这里就像一座庙，庙里有很多菩萨，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萨，也不是最小的小鬼。
他们到庙里来上香，肯定不是只给我一个上香。
”
2005年，四川省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在受审时，也曾说出惊人之语：“县委书记‘封嘴’后，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他还说，第一次收到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20万元后，他想把贿款退回去，于是将此情况汇报给了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
田玉飞说，既然他已经送了，就收下吧。
杨国友这才明白，田玉飞也是收了钱的。
此后，杨国友便由当初的“不敢收钱”变成了后来的“不敢不收钱”，因为他认为，如果自己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我怕被田玉飞书记整倒”。
宁愿违法犯罪也不敢得罪领导，一方面说明有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想打击谁就打击谁，想排挤谁就排挤谁；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的惩戒力度还远远不够——在一些人看来，得罪领导的后果是直接的、明显的，而违法犯罪却未必会受到法律制裁。
身处这样的环境，个人行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一旦大部分人贪腐受贿，而你选择“独善其身”，就会被边缘化，受到挤对、打压甚至栽赃陷害。
想不腐败难，难在“钱推都推不掉”。
因受贿罪落马的广州市天河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郑希云自认为权力并不大——干部任命有严格程序，他起不了很大作用，谈不上关照了谁，“可他们总认为我帮了他们，都拿着钱到我家里感谢我，推都推不掉，有时双方甚至推让了半个小时，全都‘红’了脸。
这官不好当，坐这位子有时没办法呀……”。
想不腐败难，难在“领导让我贪”。
广州市车管所海珠分所原民警杨桂平，受车管所两任原所长郭京华、马红华的指派，专职保管分所的“小钱柜”，后被检察机关指控与两任所长共同贪
污210万元，他分得70万元。
当公诉人问“你为什么拿那些钱”时，杨桂平说：“郭京华是我直属领导，马红华又是主管领导，他们叫我拿，你让我怎么办？”
有人也许会认为，官员在发现上司和同僚收了钱之后，应当向上级反映、举报。
但是，面对腐败“足够的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有效的内外监督，单靠自身的觉悟和能力，有时是难以抵挡的。
世上没有天生的罪犯，也没有孤立的犯罪。
正是由于制度约束的缺失，由于监督措施的软弱，官场才会出现“不敢不收钱”的可怕潜规则。
腐败欲望的滋生固然可怕，但与之相比，“不敢不收钱”的腐败心态更可怕。
如果走向腐败真的是一名公职人员无可奈何的事，那么反腐的艰巨性可想而知。
如果权力和权力之间不是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是相互勾结，为合谋私利而呼应关照，那么官员的清廉之路就会非常狭窄。
正因如此，不少干部想反腐败是困难的，不腐败也是困难的——反腐败站不住脚，不腐败可能丢官。
也许，这就是反腐正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