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

《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
熊莺
摘要：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历史上的杨玉环怀有怜悯之情，并发乎“情”于其《长恨歌》诗中，对她做了相对客观的评判，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无异于一种现代主义象征。

当代中国台湾诗人洛夫别出心裁，将白居易的这一长篇叙事诗改写成现代主义风格的汉语短诗。

比较文学学者奚密对洛夫版《长恨歌》的英译，则充分借助了汉语自身的发展与嬗变，将古典文本被现代语境重写后所焕发的人性光辉展现得淋漓尽致，进而延续并催发了白居易诗中的现代主义萌芽。

通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文本阐释，一则原本囿于中国传统叙事的浪漫传奇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文学舞台，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欣赏、评判、熟知。

关键词：白居易；洛夫；长恨歌；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现代化；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2-0066-（08）
DOI：10.13852/KI.JSHNU.2021.02.007
自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国际趋势以来，本土文学的译介与流通日渐频繁。

全球读者群对翻译文学的广泛认可促使包括戴若什（David Damros⁃
ch）在内的众多人文学者呼吁，应让文学逐步回溯到歌德1827年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上来。

在海德格尔式全球化语境的观照下，这一倡议也引起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对新时代文学命运的密切关注。

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一书中，将文本阅读界定为一种现世性的行为与存在，认为文本之所以成其为文本，正是取决于对现世的意义。

如何正确解读文学文本的文化性与现世性，因而成为重新定义世界文学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也成为中西翻译学者打造中国现世文学与文学批评所需要克服的一大难题。

中国学者王宁在《“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一文中总结，翻译消解了单一的“世界文学”神话，①创造了文本的“超民族”意义与审美，②从而拯救了一些濒临死亡或被边缘化、原本“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地域文学作品，并将它们送入一场重塑身份的世界“旅行”之中。

③但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翻译作为世界文学中介（以及媒介）的便利性也同时催生了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而以“world literatures”取代“world literature”④的设想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通过主动外译或被世界性文选收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C类项目课题“西方诗电影与中国后新时期诗电影比较研究”（2019PJC0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熊莺，美国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创新团队成员，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200234）。

①王宁：《“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载《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②王宁：《“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载《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第204页。

③王宁：《“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载《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第205页。

④王宁：《“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载《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第206页。

熊莺：《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
录等委曲求全的方式寻求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尴尬境遇。

①然而随着译者在文学界地位的提高，少数中国文学经典开始尝试以独特的方式打破这种魔咒。

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以一曲《长恨歌》，向世人生动再现了杨玉环与李隆基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留下一枚广为传颂、屡被品鉴的“玄珠”。

②在该诗和与之诗传一体的陈鸿（805—829）版《长恨歌传》面世以前，有关杨贵妃和唐玄宗故事的记载从未逾越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

③直至白居易将这段史实化用为诗歌想象的素材，杨玉环与李隆基的故事才首次发挥出“被文学言说的极致潜能”。

④在近数百年的汉诗英译史中，以文本经典性著称的《长恨歌》成为以马礼逊的《中文原文英译》、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各类译选集的必选篇目。

以蔡新乐为代表的国内典籍翻译研究者认为，中国经典文本的诠释与传播离不开语内翻译（intra⁃
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两种文本阐释途径，亦即现当代译者首先将原文本转换为现代汉语文本，再将经典文本的现代汉语版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

⑤有关《长恨歌》在英美的翻译研究数不胜数，却鲜有文献讨论该文本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双重介入下的流变。

本文拟以此理论背景为出发点，探讨当代中国台湾诗人洛夫和比较文学学者奚密对李、杨爱情悲剧的语内/语际阐释、再阐释，以及古典《长恨歌》文本中的元叙事在被重释过程中如何以世界文学为定位目标，继而实现其诗性自我的涅槃重生。

一方面，洛夫版《长恨歌》虽与白诗相隔千年，却能借助文化语词的语内转向与诗歌意象的语际突变完成故事新说的质变。

另一方面，美国诗人、翻译家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所编文集中收录的奚密英译本经由跨语际阐释，忠实再现了洛夫诗中汉语的自然衍化对原叙事人物、意象及情境的同步重塑，这一处理方式间接突出了洛夫版《长恨歌》中诗化语言与诗歌意象的蜕变轨迹。

较之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宇文所安古典学派的审慎，奚密充分依托了汉语自身的发展与嬗变特点，通过英译将中国古典文本经由现代语境重新书写后所焕发的人性光辉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认为，通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文本阐释模式，杨玉环作为李、杨爱情悲剧中原本空洞、被动甚至被神化的一方，逐渐蜕变为感官情绪、自主意识一应俱全，有血有肉的平凡个体。

而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翻译”以重建文本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方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一则原本囿于中国传统叙事的浪漫传奇得以登上世界文学舞台，杨玉环与李隆基之间绵延千年的爱恨纠葛亦以世界文学的面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熟知。

一、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现代性萌芽
在李、杨爱情悲剧的各版叙述中，杨玉环的人物形象始终是文本阐释过程中经典性和现世性相博弈的焦点。

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杨玉环在白居易版《长恨歌》中的主体性却是相当模糊的，这或许是因为诗人对其形象的刻画仅限于人物恭敬顺从的一面（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⑥诗人似乎有意给读者铸成一种印象，即杨玉环在这段叙事中存在的全部意义无外乎美与欲望的载体。

尽管如
①王宁：《“世界文学”的演变及翻译的作用》，载《比较文学：理论思考与文学阐释》，第213页。

②据史册记载，唐玄宗折服于杨氏女的美貌与才华，不仅册封其为贵妃，更是沉沦欲海不理朝政。

随后“安史之乱”（755—763）爆发，李、杨一行流亡至四川，玄宗亲眼看见爱妃卒于马嵬坡。

叛乱平息后，身心遭受重创的玄宗回到帝都长安，后半生饱受永失所爱之痛。

参见董诰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和《容州曾宁县杨妃碑记》，载《钦定全唐文》卷三十五、卷四百三，https：///wiki.pl？if=gb&res= 425915&remap=gb，2019年6月6日检索。

白居易版《长恨歌》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整理还原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将史记与轶闻完美融合。

③参见Yoon-wah Wong，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Approach，Kent Ridg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8，p.154中新加坡学者王润华（Yoon-wah Wong）对陈寅恪（1890—1969）观点的综述。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译著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1996）中同时收录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并在考据之后选择附议陈寅恪先生，将歌与传合二为一。

④参见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2。

⑤在“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基于符号学提出了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文本阐释方式。

⑥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p.442，443，447.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此，白居易显然无意引导读者将杨玉环联想成19世纪欧洲文学传统中所流行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反而竭力隐示自身对男女主人公身不由己的感伤和悲悯。

唐宋文学研究学者钟来因曾指出，诗人白居易因无法与初恋湘灵结合而“常怀绵绵之恨”，①故而帝王之爱被其当作寄托私人情感的普通生死恋来歌颂也就不算突兀了；而这样看来，诗人刻意淡化女主人公的主体性和世俗特征亦情有可原，毕竟杨玉环这一过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极可能是诗人毕生求而不得的美的化身——湘灵的某种隐射。

唐传奇大家陈鸿所作《长恨歌传》，却执意效仿元稹的《连昌宫词》，以极尽讽喻之能事将杨玉环塑造成荒淫误国的一代妖姬。

②陈鸿不仅在“尤物”一词上大做文章，极力渲染杨贵妃对于唐玄宗的晚节不终难辞其咎，更过度诠释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倾国”一词（从汉语字面意义上来讲，“倾国”即“亡国”，但从更深层面来讲，“倾国”又暗寓了所喻之人外表的绝色），将该词作为白居易认同传统历史叙事、默认杨玉环为亡国妖姬的直接证据。

③《长恨歌传》所继承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从以下几处描述中亦可见一斑，如“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④“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

繇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

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

⑤“有不可形容者”一词，不仅体现了陈鸿一脉士大夫对历史长河中“李夫人”和“杨贵妃”们的终极批判与羞辱，更蕴含着对封建制度下性别权力失衡臻于极致的集体恐惧与避之不及。

反观白居易的《长恨歌》，却通篇以一种平和、怜恤的语调将这出历史悲剧娓娓道来，从未着意将杨玉环划定为历史的罪人。

即便是陈鸿本人也在《长恨歌传》文末坦承他和友人王质夫皆视白居易为性情中人，揣测其兴之所至而作《长恨歌》，是因“多情”而感喟于李、杨爱情的坎坷：
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

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
为长恨歌。

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
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歌既成，使鸿
传焉。

⑥
如果说陈鸿选择通过撰写《长恨歌传》来扮演传统社会道德体系的卫道士，白居易则是决意以诗歌为媒，向诗中倾注自己对浩瀚历史长河中经受精神磨难之人的由衷理解和同情：
在天愿作比翼鸟…if in Heaven，may we
become those birds that fly on shared wing；
在地愿为连理枝or on Earth，then may
we become branches that twine together.
天长地久有时尽Heaven lasts，the Earth
endures yet a time will come when they’re
gone，
此恨绵绵无绝期yet this pain of ours will
continue and never finally end.⑦
白居易版《长恨歌》中的“恨”是“情”的再生。

它既不是杨玉环单方面的怨恨，更不是周煦良、俞平伯等近代学者典故新解而指向的侥幸逃生、沦落风尘的杨贵妃“无颜再见君王”所萌生的遗恨。

⑧李宗为即在《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一文中质疑了周煦良、俞平伯二人对杨贵妃的污名化解读，认为即使白居易版《长恨歌》的前半篇以至美谀辞反讽了李、杨二人不顾民生的纵情享乐，诗人谴责的重点也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

他甚至以唐风开放为据，为始终处于失声状态（以致被“荡妇羞辱”）的杨玉环发声，将白居
①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79页。

②此处参见2018年中华书局版《唐诗选注》（第298—314页）中葛兆光先生对白居易版《长恨歌》的选注部分。

与欧洲文学传统中不缺“特洛伊的海伦”相仿，中国文学传统中也从来不乏祸国美人的形象。

这其中既包括《诗经·大雅·瞻》中的“哲妇倾城”，当然也包括李延年汉乐府诗中“倾国倾城”的美人。

③钟来因即断言《长恨歌传》中有关祸国尤物的揣想纯粹是陈鸿主观臆测的产物。

在英译白居易版《长恨歌》首段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将“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中的“色”字拓展为引人遐想的词组“beauty of flesh”，亦可理解为对陈鸿观点的默许与共谋。

④李夫人，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宠妃。

参见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8。

亦可见1918年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对汉乐府诗《佳人曲》的英译。

⑤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9.
⑥引自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

⑦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7.
⑧李宗为：《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与周煦良、俞平伯二位先生商榷》，《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第103页。

熊莺：《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
易版《长恨歌》定性为“不落女子是祸水的窠臼，不为君王文过饰非”的超脱之作。

①在李宗为看来，白居易版《长恨歌》中的“恨”实为“玄宗之恨”——这恨中蕴含着诗人的同情，但更有谴责。

而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中国古人发自内心的“情”一旦外化为行为，便必然受到“礼”的束缚和禁锢；即便是以诗言情，也会于笔端演化为“礼义”，以防情感倾闸而出。

②白居易也不例外，哪怕他对杨玉环心存怜惜，其《长恨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无论是唐玄宗、杨贵妃的，还是诗人的，始终都是克制的。

如此说来，宇文所安平实贴切的英译无异于对诗文的跨语际文本细读，以汉语之外的语言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哀哀相思之恨”“违反誓约在危难关头赐她一死的愧恨”，以及对自己过去“过于荒淫从而招致祸乱造成杨妃惨死的悔恨”描摹得入木三分，同时，也从侧面彰显了白居易真性情中的现代性萌芽和传统元叙事对女性文学形象不公评判之间的情感博弈。

③
二、走向现世性的洛夫版《长恨歌》：
作为世界文学的“翻译”
一千多年之后，中国台湾诗人洛夫以20世纪诗人特有的生命情怀，重新点燃了白居易版《长恨歌》中明灭不定的人文关怀之光。

而洛夫版《长恨歌》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和中国诗人周平2005年合作出版的汉诗英译集《安克辞典：中国古今诗选》（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Ancient to Contempo⁃rary，the Full3000-Year Tradition）中，现代诗人洛夫与比较文学学者奚密的语内/语际翻译协作。

④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将“语内翻译”定义为在语言内部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词句表述的转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写；而“语际翻译”则是指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用一种语言符号去诠释另一种语言符号，以达成几种语言共同构成的跨语言语境中的意义交流。

语内翻译的本质是历史文本的自我“在精神作用下的语内转化”，⑤常以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为标尺，试图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是“自我在不断地转化中成熟”，⑥从而使其精神“在一种语言的规范促成的文化世界里更加饱满”。

⑦语际翻译则更为关注异质语言的“对接和转换”，⑧是“以意义为标尺”“以交流为目的”的不同地域间“视野”⑨的交融，以及两种精神“在目的语的文化世界的自我中的同化或融汇”，⑩为“得意忘言”之境。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发挥了同一种作用，即“消除过去文本的历史性，并使其空间性发挥主要作用”。

18—19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文学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为愈合战乱所带来的分裂与创痛，首次提出了“世界文
①李宗为：《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第104页。

②乐黛云：《涅槃与重生——在多元重构中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页。

③在白居易看来，受诗经讽喻传统影响所形成的纯粹文字以及浓烈的个人情感，只为“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严肃而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目标服务。

诗文的功用在于促进社会政治变革，而非局限于情感的释放抑或个人主义的消遣。

有关白居易诗学观（亦即“歌诗大端”“为文之意”）的详述，参见《白居易集》卷三《新乐府·并序》和卷四十五《与元九书》，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959—961页。

另见诗人白居易对不受重视的离骚诗人（屈原）的同情之辞和余宝琳女士的点评，Pauline Yu，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178。

④洛夫（1928—2018），原名莫运瑞、莫洛夫，笔名野叟。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创造社成员，国际知名诗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

洛夫为中国台湾地区创世纪诗社（The Epoch Poetry Club）联合发起人，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了诗刊《创世纪》（Epoch Poetry Quarterly）。

其现代诗集与诗论对当代社会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其中包括诡丽晦涩的《石室之死亡》（Death in the Stone Cell，1964）。

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作别具匠心的改写，被誉为“诗魔”。

巴恩斯通与周平合作编译的《安克辞典：中国古今诗选》第270页中对洛夫生平亦有详尽介绍。

⑤Roman 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wrence Venuti and Mona Bak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113-118.亦参见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外国语》2000年第2期，第56页。

⑥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61页。

⑦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60页。

⑧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55页。

⑨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59页。

⑩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60页。

蔡新乐：《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比较》，第61页。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学”（Weltliteratur）①理念。

因其特殊的诞生背景，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尤其执着于弘扬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②与“和平共处”，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放大不同文学传统间的差异。

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缘起于他对“亚洲诗学”③的深刻思索，其崭新视角不仅开启了西方文学向东方文学取道的先河，更具备一种与现世紧密结合的“前瞻性”（future-oriented）。

④而当翻译作为一种“肯定力”（affirmative force）而非某种“令人不快的必要性”（unhappy necessity）参与不断发展壮大的世界文学时，情势也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⑤用戴若什的话讲，事情的发展或许更像是站到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言“诗乃译之所遗（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的对立面：“当文学待在自己所归属的民族或地域传统当中时，它们往往是安全的，但却常会在翻译中迷失自我；一旦文学寻得在翻译中涅槃的诀窍，便会变身为世界文学——这多半是因为翻译开阔了文学的视域，以全新的深度弥补了文学风格的失落。

”⑥洛夫版《长恨歌》的引言，即“那蔷薇，就像所
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⑦以现代汉语转译的形式借鉴了法国长篇小说《高老头》（1835）中的语句。

⑧其诗译者多选择删去引言，只保留诗歌的主体部分，而从事海外现代汉诗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奚密女士却刻意保留了此句，并将其译为和法文原文极其相近的“［t］hat rose，like all roses，
only bloomed for one morning”。

⑨如此一来，译者便于无意识中跨越了三个语言维度，将洛夫的现代改写递入了浩如烟海的世界语言体系。

另一方面，诗人洛夫曾在淡江大学英文系求学的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诗作的改写和重译增添了一抹个人色彩。

如果读者没有结合诗人洛夫的个人履历来解读文本，必然无法感知第二诗节中洛夫将杨玉环比作一株盛开在轻轻拂拭中的“镜子里的蔷薇”（a rose bush in the mirror［in full flower］）时所挪用的蔷薇意象与法国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以及英国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艾略特（T.S.Eliot）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洛夫版《长恨歌》前言中被巴尔扎克赋予了灵魂、转瞬即逝的“蔷薇”，也就不会在汉语重构的
①RenéÉtiemble，“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Weltliteratur’？”in Essais de littérature（vraiment）générale，3rd ed.，Paris：Gal⁃limard，1974，p.17.
②Longxi Zhang，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SUNY Press），2014，p.169.
③John Pizer，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LSU Press），2006，p.26.
④Monika Schmitz-Emans，“Richard Meyer’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eds.Theo D’haen，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1，p.50.亦参见Longxi Zhang，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p.169。

⑤Longxi Zhang，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p.178.
⑥戴若什将世界文学视为民族传统的某种折射，因而认为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衍生的文学作品”（writing that gains in transla⁃tion）。

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不无忧虑地批判当今世界文学所深陷的三大漩涡，即翻译语言的问题、美国学者编纂世界文选的方法论问题，以及西方出版集团试图通过文选集和译选集将世界美利坚化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些问题均涉嫌对地域文本独特性的抹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打着“世界文学”旗号而风靡一时的文学选集又是一种希望和契机：它们允许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却享有共同文学理念的专业学者、译者同心协力，切切实实地做到了“地域化”（regionalize）、个别化（正如宇文所安对待白居易那样）地探索文本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更从不同语言与文化视角出发去开拓深度发掘文本意义的可能。

参见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8；“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8，no.4（2011），p.478；以及Comparing the Litera⁃tures：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p.297；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⑦Tony Barnstone and Chou Ping，eds.，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Ancient to Contemporary，the Full3000-Year Tradition，New York：Anchor Books，2005，p.388.
⑧详见Honoréde Balzac，Le Père Goriot（Father Goriot，1835），Chapter1：“The rose has lived the life of a rose—A morn⁃ing’s space”（Et rose，elle a vécu ce que vivent les roses，L’espace d’un matin）。

洛夫版《长恨歌》对原句的汉化显然参照了1980年傅雷汉译版《高老头》中的措辞。

法文原文参见Honoréde Balzac，Le Père Goriot，Boston：D.C.Heath&Co.，1907，p.58。

英译版参见Honoréde Balzac，“Father Goriot”and“M.Gobseck”，trans.Ellen Marriage，Philadelphia：The Gebbie Publishing Co.，1898，p.54。

⑨Tony Barnstone and Chou Ping，eds.，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p.271.
熊莺：《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
诗篇中绽放。

①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文中，波德莱尔宣称，“艺术家应以从流行文化中萃取身披历史羽裘的诗篇和从瞬息中摄取永恒为己任”。

他还指出，“由于现代性是瞬息万变、不以特定情境为转移的，艺术的一半为现代性，而另一半则是永恒”。

②在对白居易版《长恨歌》进行语内翻译、改写与重释时，洛夫对现代诗歌意象和技巧的大胆运用，与波德莱尔的现代艺术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正因为此，在分析洛夫如何转化白居易版《长恨歌》中“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亘古流传的经典主题时，我们有必要细致考察洛夫版《长恨歌》中对“机械重复”这一西方现代诗歌技巧的频繁使用。

奚密的语际翻译恰好巧妙再现了西方现代诗对洛夫版《长恨歌》的影响，更通过对英语语言结构的还原彰显了洛夫的诗歌表述对白居易原诗古典主题的现代性转化。

譬如洛夫版《长恨歌》第四诗节就意在以现代语言刻画唐玄宗沉溺感官享乐不可自拔的滑稽形象。

洛夫扬弃了原诗中详尽生动的描述，代之以短小精悍的现代汉语动词以凸显昏君行为的荒诞可笑；而奚密的英译完美展现了洛夫对唐诗的现代汉语重铸与英语诗歌结构韵律之间的契合性：
他开始在床上读报，He begins to read
newspapers，
吃早点，eat breakfast，
看梳头，watch her comb her hair，
批阅奏折handle official papers in bed
盖章stamp a seal
盖章stamp a seal
盖章stamp a seal
盖章stamp a seal
从此From then on
君王不早朝The emperor no longer holds
court in the morning③
马嵬坡事件之后，流亡途中的唐玄宗被迫处死杨贵妃，洛夫亦采用格特鲁德·斯泰因（Ger⁃
trude Stein）的后现代主义诗歌技巧，试图以现代汉语语词的机械重复来磨平李隆基帝王身份的棱角，从而刻画其与平凡男性无异的一面，即以肉体上的颓丧来外化痛失所爱之后的精神痛楚：
他把自己的胡须打了一个结又一个结，解开再解开，然后负手踱步，鞋声，鞋
声，鞋声……He ties his beard into knot af⁃
ter knot，unties and ties it again，then
walks with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the
sound of his footfalls footfalls footfalls，...④
在上述引文中，洛夫的语内翻译和奚密的语际翻译配合得天衣无缝，将白居易版《长恨歌》的乐感和视感扩展至一个崭新的现代情境之中：首先，唐玄宗在床上“读报”“批阅奏折”“盖章”是对白居易版《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a］nd the nights of spring seemed all too short，/the sun would too soon rise，/from this point on our lord and king/avoided daybreak court）⑤的重新诠释。

而第二段引文中，一代君王竟自我折磨、为爱憔悴，将胡子“打结”，“负手踱步”，夜不能寐，这也是洛夫对白居易版《长恨歌》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a］s glowworms flew through twilight courts，/he would sink into silent thought，/the wick of his lonely lamp burned low/ and still he could not sleep）⑥的新奇重铸。

玄宗“读报”“盖章”以及将胡须打结又解开的神经质行为难免令白居易版《长恨歌》独有的古典风韵消失殆尽，但若结合美国后现代主义之母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怪诞诗句“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
①有关洛诗与波德莱尔作品中蔷薇意象之间的微妙联系，参见La Mort des Amants（The Death of Lovers）：“then some evening，rose and mystic blue，/charged with the sobbing woe of our adieu，/Love shall link us in one lightning-spark”（Un soir fait de rose et de bleu mystique，/Nouséchangerons unéclair unique，/Comme un long sanglot，tout chargéd'adieux）。

洛夫和波德莱尔一样，都对以蔷薇花为代表的渺小事物（包括如微风拂过的叹息和在纯粹想象之美和寿命将尽的恐惧之间矛盾挣扎的人）所承载的肉体腐败之恸与人格不死之梦，怀有一种悲悯的感伤和执念。

上述引文的英译出自Charles Baudelaire，Flowers of Evil，trans.Lewis Piaget Shanks，New York：Ives Washburn，1931。

②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complètes，Paris：Gallimard，1961，p.1163.
③Tony Barnstone and Chou Ping，eds.，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pp.389-390.
④Tony Barnstone and Chou Ping，eds.，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p.391.
⑤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2.
⑥Stephen Owen，ed.and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1911，p.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