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
起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教条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以毛主席为代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鉴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毛主席先后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经典名著，对教条主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但是这种系统而全面的批判只是就教条主义者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言，并没有注意到理论夲身的特征。

系统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

作为主体的人类，是怎样认识事物的呢？具体地说，是怎样观察事物？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范围论认为，人们观察事物具有范围性的特征。

我们随便观察一个物体，大一点的比如一座房屋，我们无论站在正面、或背面、或左面、或右面，你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你都看不到整体性的房屋，总有一些面是你无法观察到的，你看到的只是这座房屋某一部分的东西。

小一点的比如一枚硬币，当你看到硬币的正面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反面；当你看到硬币的反面的时候，你又看不到它的正面。

我们无法同时看到硬币的两个面，无法看到整体性的硬币，看到的只是硬币某一部分的东西。

这也许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现象，卑之无甚高论，常识中的常识。

然而我们应当知道“大道至简”的道理。

“大道至简”也可以还个说法，“至简大道”，也就是说简单的现象背后，隐含着普遍性的东西。

因此，上面我举的两个例子，虽然是常见的现象，但这常见的现象却反映了人们观察事物的特征：我们所观察到的客观事物，仅仅只是事物某一部分的东西，也就是某一范围的东西。

这一特征，范围论称之为观察的范围性。

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常这样形容人的大脑，说人的大脑就象一个加工厂。

既是加工厂，它得需要材料，沒有材料怎样加工？这些材料是怎样进入人脑这个加工厂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它通过人的感觉器官，主要是眼睛这个观察器官，通过观察这一途径进入人的大脑。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的大脑进行判断推理的材料以及形成的结论，也就具有范围性的特征。

这一特征，范围论称之为结论的范围性。

范围论认为，一个结论或理论，除了真理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范围性。

任何结论或理论都存在着它沒有观察到的新现象和没有研究到的新问题，它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真理性和范围性，是理论的最基夲的特征。

教条主义者，只看到理论的真理性，而看不到理论的范围性。

其次，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有这样一种心理趋势：总是用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去套眼前的感觉资料。

这一心理趋势也是教条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对教条主义作了批判，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⑴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具有普遍地意义，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就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这便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隐含着一个前提性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并且至今都管用的东西，所以要把它拿来中国化。

”⑶怎样一个化法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再重版，多次修订，以适应理论家们的需要。

在中国做一个理论家其实容易的很，你只要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就可以了，然后熟读它，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解释，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论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嬗变。

有感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主义倾向，1999年，张一兵出版了《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他在序言中说，“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
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文本”——“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

⑷
马克思主义已到达了它适用的极限范围
《范围论》认为，任何理论都受其范围的制约，马克思主义也一样。

那么，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是怎样一个表现形态呢？请看聂錦芳在《马克思文夲研究方法再省思》中怎样说：“在过去，不同职业的研究者面对同一对象时往往釆取超职业的研究视角、规则和路向，由于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已经远远超出19世纪中、下叶一个德国思想家思考的界域，而赋于其过多的当代考量；马克思如影随形地参与甚至主宰着对当代世界的建构，它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意义，可以解释并且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甚至时代的变迁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如此，巴黎红色风暴也如此。

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时代可以发生变化，甚至相互之间构成一种反拨、纠偏和否定，而作为这些政策出台、时代变化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却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出范围，就会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成为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就20世纪而言，大多数论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的。

我们可以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的、往往是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那里看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读者往往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强化对自己观点和策略的信念；这种情形下，解读者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疏离或相违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实际上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

”⑸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出范围，还表现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都会人人马克思的文夲中寻找论据和支持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能被真理论证并支持的观点，理所当然也具有真理的性质。

叶险明认为，“就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而言，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是以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哲学原理为根据，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解释，为当代中国现实作辩护性或赞美式的论证。

”⑹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出范围，最重要表现，就是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马克思主义的的解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能被真理解释的天衣无缝的决策和方针，理所当然就具有了真理的性质。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理论夲初的意义相差甚远，正如聂锦芳所说，“就学术界看，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

”⑺于是，就出现了理论家的全部工作就是“从现实中‘为我所遇’的真实问题，到马克思那里找‘为我所欲’的答案。

结果趋向现实的努力越大，逃逸现实的速度越快。

”⑻
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的！
“马克思思想已经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刻检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当然更不能为了迎合潮流和时尚而失却公正和理性的判断。

就马克思当年理论思考的视野看，他的思想产生的基地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德、法三国，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言说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时，表现得是多么游刃有余、入木三分！但一越出这一界限，就显现出他对其他国度、别的领域的研究并不都是行家里手，他关于美国所做的大量评论，在深度上显然已经打了折扣，而对于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诚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一直是他理论思考的盲点。

尽管他晚年做过一些补救，但从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对俄国村社制度解体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他做不出肯定的判断，他编定的《印度史编年稿》，由于材料的缺乏，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有重要的遗漏和谬失。

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他也写过评论，但除了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人贩卖鸦片，表示基于人道主义的谴责，他没有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中国对他来说，的确是太神秘了。

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如果向前延展到古代是否还具有普适性也心存疑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他如获至宝，做了大量摘录，但仅凭这部书要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图景及其发展是太不够了。

马克思生前不知道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埃特鲁里亚文明，除了迦太基而外，欧洲海上文明也不甚了解；而撇开这些阶段对古代社会的发展线索能有什么真正的把握呢？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形下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处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延长了寿命；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没有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化、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他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而对于文化的作用的估量明显不足，对宗教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全面，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技进步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等等。

”⑼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不可能观察到现在中国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也就不能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我注意到张一兵在他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內容简介中的一段话，他说：“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读到后现代大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认为，他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知识考古学’，是为了关注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即非连续性，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密码。

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

这不过是假象。

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中的独特的异质性。

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

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

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

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

”福柯是对的，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地，是连续性地。

但是，由于观察的范围性，人类思想中的理论、观念和思想等也就是范围论所说的结论，则是非连续性的，具有范围性的特征。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范围一个范围认识的。

每一范围的理论都是对前一范围理论的证伪。

不是吗？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证伪。

之所以被证伪，是因为已有的理论存在着没有观察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之所以能证伪，是因为新理论观察新现象和研究新问题的结果。

任何理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內是正确的！
因此，现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恰恰是要放弃已有的理论，观察新现象研究新问题！
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强调对马克思文夲的研究并非今日始，早在1921年，李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马克思还原》的文章，曾明硧提出要回到马克思。

在国外，1959年法国马克西米里安·呂贝尔创办《马克思学研究》，倡导非意识形态化地研究马克思。

目前哲学界重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聂锦芳说，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

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进行的反思，人们发现，原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就其基本范畴、观点、命题，还是原理、体系和结论，相当部分缺乏原始文本的依据和本初意义的支持。

当然，这不是说学者们在研究中没有引用过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的确也引用了，但大多情况下却是将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结果在很多方面曲解了经典作家原初的意思，并没有呈现其思想的真实面貌。

”⑽哲学界之所以重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因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理解，距真实的马克思非常遥远，乃至越来越远。

“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文夲的研究，“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

”“走近马克思的精神世界”，“找寻马克思的夲真含义”，“客观把握思想，公正评估价值”，使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有一个“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将呈现这样的结果：同任何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这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的；它同任何理论一样，有它沒有观察到的新现象，有它没有研究到的新问题；它同任何理论一样都是可证伪的！
注释：
⑴《毛主席语录》265页
⑵同上第1页
⑶董德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维审视》
⑷程广云：《解读马克思：从文本到现实生活世界》爱思想
⑸聂锦芳：《重读马克思》
⑹叶险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⑺同⑸
⑻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夲的意旨、基础与方法》
⑼同⑸
⑽聂锦芳：《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