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皖南事变分析国共合作的困境

以皖南事变为例分析国共合作的困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

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采取从“编共”到“容共”再到“限共”的政策转变，两党矛盾逐渐积累。

在国外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蒋介石对形势产生误判，最终发生了裂度很大的皖南事变。

因国共合作的抗日基础犹存，在国际抗日局势的影响下，事变暂时平息。

一、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的困境
自1927 年之后，国共经历了十年内战，积怨颇深。

20 世纪30 年代在日本入侵不断之际，两党合作曙光重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 年 2 月9 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酝酿与起草，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为国共合作奠定了谈判基础。

国共谈判之初，蒋介石对国共并不信任，试图对其“先监视后统制”，但为抗日之需，把“编共”“容共”“抗日”并列，但其条件相当苛刻。

严格限制中共军队的数量和所占区域。

因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故国共合作很难避免苏联的影响，如两党顺利合作，蒋可通过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支持和改善中苏关系，但蒋介石又不愿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过密。

另外，共产党方面，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后，吃力国共合作小心谨慎，多国民党加以防范，引起蒋的不满。

在历史积淀之下，国共两党尽管为抗日而携手，但误会甚深，不信任之事时有发生，蒋欲着手制定对中共的防御计划。

随着中国军队抗日失利，蒋并未从国民党内部自身找原因。

反而担忧中共趁国民党政权危急之际快速崛起。

在国共合作政治环境中，中共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快速发展，政党组织发展空间扩大，此中现状虽然有助于全国抗战的进行，亦必挑战国民党政府的主体地位。

蒋介石对此心生恐惧。

蒋企图对中共采取“防制之道”导致了1939年初国共小规模事件的频繁发生。

显然，国共两党基于抗战而第二次合作，其进程却磕磕绊绊，矛盾不断积累。

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已退至西南，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对局势掌控的自信心减弱，因而，对中共有从“编共” 到“容共” 到“限共” 的转变。

二是中共广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快速发展，使国民党具有潜在的政权危机。

三是两党合作伊始，即有苏联的介入，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主观上有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试图获得苏联军援之意；蒋并不希望中共与苏联交往甚密，苏联对中共稍加友好，易被蒋解读为苏联支持中共以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

蒋为对抗或削减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便会尽量获取英美的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伊始，与大命时期第一次合作相似，均需面对国际第三方势力，难以独自处理其相互关系。

二、国际第三方势力对皖南事变的推动
为何国共合作最终走向了诸如皖南事变这样激烈的武装冲突，几至统一战线破裂呢？对此，杨奎松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

”事实上，作为第三方势力的苏联，在皖南事变之
前，因其对国共的模糊外交，既影响了中共的判断，也导致了蒋对国共合作形势的误判，英美亦得介入国共关系之中。

抗战之初，蒋介石希冀改善中苏关系，以获得苏联军援，期待苏联能参加对日作战，以缓减中国抗日压力。

但是，苏联对中国政府的援助非常有限。

苏联与日本逐步接近，欲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意在使日本对美强硬，引起日美冲突。

苏联为实现苏日友好或相互中立，并不符合中国的抗日需求。

另一方面，苏联又希望中国能有持久的抗战能力，以阻止日本北进对其造成的威胁。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军援。

皖南事变之前，苏联曾向蒋介石指出，如果冲突能和平解决，并不再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才同意继续提供武器。

苏联此种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蒋表示：“我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

”在蒋看来，苏联以军援向蒋介石施压，无异于充当了中共“不守纪律”的支持力量。

苏联游离于中共两党的暧昧外交，即以军援施压国民党，对中国有所支持，一定程度导致了蒋不惜采取刺激苏联的行为以验证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蒋介石为应对苏联与中共压力，便试图获英美的支。

因此，美亦介入中共冲突中。

英美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是国民党政府制裁中共的重要筹码。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对中共支持的一种反应。

当蒋介石有了英美支持后，处理国共问题更为大胆。

蒋认定苏联对中共的支持才使“共态度放肆无忌，对于命令显不听从而加以条件矣”蒋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19 日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限电到一个月内，所有在黄河以南的第18集团军与新四军部队，统统开到黄河以北抗战。

面临冲突危险，中共中央并非一味遵从蒋之命令，对蒋要求朱德所部渡河之期限，周恩来并未答应。

皖南的新四军也一直要求国民政府提供开拨军费军械及军饷，延缓了移动时日。

这也成为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借口
三、皖南事变的平息
皖南事变的平息并非单方面的要求，既要考虑国内局势，又要顾及外界因素，如“俄态”“敌态”、“美英关系”、“徳倭关系”等。

第一，中共争取苏联支持，作出了理性的抗争。

事变之后，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等十二条，认为事变的发生是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

旋即，毛泽东转变了对国民党的策略，他在1941年2月14日对周恩来的电文中称：“蒋从来没有如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同时请周恩来将其多条意见向崔可夫解释，并问他意见如何。

可以推理，中共针对皖南事变并未采取激烈军事行动，而向苏联的询问，体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意图。

第二，蒋介石并不愿此时国共分裂，“抗日” 是其头等重任。

国共如分裂，正中日本下怀。

如蒋所言：“敌对我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而其一面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此乃皆在我人意料之中也。

”蒋在1941年1月13日记中表明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余决定放行，只要共知求饶从命足矣。

”蒋表示冲突并非其本意。

第三，苏联希望蒋介石继续领导抗日而迁就国民党当局。

皖南事变发生时，蒋“忧不成寐”，但苏联并未因此有过激言行，蒋“心神颇安”。

事变之后，蒋发令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项二人交军法会审。

蒋认为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特别担心中共“更藉俄势以要挟”，“故因俄械将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为俄国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迁就与疑虑。

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决不为外人物质之关系而动心也”。

蒋介石认为：“以后如无斯大林函电，不再求见俄使。

” 针对苏联的质询，“更增添我坚决不亢不卑之意态，虽觉悲愤，然毫无疑虑”。

蒋基于苏联对中国内政干预的判断，“对俄尽量周旋，不使其丧失体面”，并“准备俄态之恶化”。

尽管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有所谴责，并未以减少军援为压，亦未由斯大林等高层人物与蒋直接沟通或施压，只由俄国大使或武官多次向蒋表明态度。

苏联由于对德作战之准备，并未过分刺激国民党政府。

蒋注意到苏联各报27日登载新四军消息，其字句“尚无逼甚之词”。

“对新四军讲演发表以后，俄国态度如常，而且飞机与大炮亦照约运送，则其他问题当易处理矣。

”苏联此举显然有基于支持蒋继续领导抗战的考量。

第四，英美担心国共冲突影响抗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均较关注。

王世杰日记言，美国左派记者E．SNOW {斯诺）自港电某报，称中国将有大内战，英美已向蒋委员长与周恩来警告云云，王世杰嘱张冲向周接洽否定之。

王力主此种冲突仍应避免表面化……以免美国援华之计划受其影响。

随着远东局势的紧张，美国希望一个稳定的合作的中国，更利于其远东战略。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广泛地进行了国际宣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美国对国共冲突反响强烈，蒋介石不得不尽早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两党纷争。

蒋感觉到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中共的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

1941年2月8日，蒋会见罗斯福总统顾问居里，居里表示美国政府不赞成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行径。

蒋欲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必须消除国共冲突的影响。

2月27日，蒋写信给宋子文，托言居里转其总统，宋可以全权代表。

如蒋所言：“居里来川三星期，与之交涉谈话，约在十二次以上。

”由上所述不难得知，南事变的平息，是与复杂的国际局势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也注意到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指出“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

”正因如此，中共冲突暂时平息，抗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两党合作的交汇点。

事变虽已平息，国民党并未有实质性的收获，反而在外力介入之下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新四军番号在中共下令重建中未能取消。

蒋的“反共” 行为未得到苏美等国的赞同，反而在国际上留下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不良形象。

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此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为平息事变，中共作出一定退让，体现了谋求国共合作的诚意。

此后，中共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形象进一步提升，处理国共关系的手段更为丰富。

四、反思：国共合作困境与出路
因抗日而合作，在矛盾的逐步积累中，事变的发生与平息与国际势力的介入息息相关。

当国共双方利益共同点模糊或共同敌人消失后，国共冲突成为了国际势力角逐的外在表征，在中国逐步形成了“苏联与中共———美国与国民党” 的
对抗模式，这种模式的存在是国共合作困境之缘由。

第一，国共双方需要相互妥协，寻求共同国家利益。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因日本入侵的加速，民族矛盾优先于阶级矛盾，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日渐相交，“抗日” 成为合作的基础。

国共合作方并无共同的政治信仰，具有独立的军事实体，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两党基于抗日之需，能够相互妥协，最大限度避免冲突的扩大或控制冲突的烈度，这种理性控制的根源即为共同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面对合作中的“磨擦”，毛泽东认为“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不能过此限度”，“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

”②当冲突有可能扩大时，毛泽东要求中共“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③。

基于这种理念，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主要进行政治斗争与宣传斗争，并未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蒋介石。

蒋面对外部舆论与美、苏压力，在抗日的目标之下，为事变的折冲亦留有余地。

第二，国共合作应正确对待国际势力的介入。

皖南事变前后，国共两党均受国际势力或第三方势力所援或所制。

苏、美对国、共事务的介入，既影响中共对冲突的判断，也制约着国民党的政治选择。

国际势力是以其本国利益为归依的。

对国共关系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

在抗日的大环境中，虽然有时表面能够维系着国共党际合作的场景，但亦使国共关系扑朔迷离，从而引起双方对形势的误判。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即与蒋的误判直接相关。

第三，国共合作需建立互信机制与沟通渠道。

化解政党冲突的关键是应建立常设的沟通渠道与机制，建立充分表达各自观点的场所。

本来，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派代表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以随时沟通或谈判。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第18 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以及18集团军在国统区的一些办事处均作为及时联络人或交流场所。

正是具有沟通渠道，彼此能够寻求利益共同点乃至相互妥协，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升级。

皖南事变的冲突不单纯是国共之间的冲突，亦展现了美苏等大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野及其外交选择。

抗战后的内战是国共冲突扩大化的表现，延续着“苏联与中共———美国与国民党”的对抗模式。

这一模式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亦继续存在，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苏关系化、美台关系出现裂缝为止故而可以推测，国共合作的出路大体可有三途：一是双方寻求共同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政党利益服从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二是双方正确对待国际势力的介入，尽量独立处理党际关系。

三是双方建立互信机制与沟通渠道，彼此以诚相待，方能最大限度推进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