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行业)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的形成

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的形成
金恒镳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廿世纪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环境大问题（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大灾变）。

此问题无疑将会持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大环境议程内，倍受全球各国的重视。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直接灭亡许多有利用价值的物种，以及间接破坏各物种间的繁密关联性所导致。

更严重及影响更深远的是生物栖境的破坏，甚至完全灭亡它们生活的栖境。

就长远的愿景而言，人类促使「全球环境变迁」（如地球暖化、臭氧洞产生、酸沉降、各种方式的污染，漠境化及地被植物的破坏）发生的结果，亦会产生难以挽回的生物多样性大规模的丧失现象。

本文是回顾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的形成，作为人类反省过去使用生物资源方式应有的警惕，了解与我们共存的其它生命间之关系多么浅薄，但是破坏规模与速度多么快速。

一、多样性的概念
人类认知这个宇宙的自然物理组件（physical elements）与生命多样性现象与过程有多样性的特质，而此特质是人类生存与延续上必需要去适应，去改变及去利用的基础。

物理组件包括任何实质之无生命，例如银河内的众星、云、地景（山与河，海与陆）及其各种组成地景的组件、水文与气象。

物理现象则包括地球物理的动态，如电与雷，火山与冰山作用，光、热与电，板块活动与造山等。

人类对地球上其它生命及其生态现象的感受起初是很直接的，多与利用各层次的生命有关。

生命层次多限于肉眼无法观察的微小生物（如细菌到蜱等）到大型动物（如象与鲸等），并不包括如今认为亦属生命的生态系，地景系统，甚至整个地球亦可视为一个超级生命体（Lovelock 1987）。

人类早就知道地球上有多样性的生物，而同类（科、属、种）生物的结构与外型有极大的差异。

人类对这些差异加以选择性地利用。

人类很早就惊讶于物种多样性的巨大，而且不断地记录与描述其差异性，不断赋予名字，尤其是与人类的生存（生命与财富）相关的物种多样性，更加特别留意。

目前世界有记录的物种将近140万种(Wilson 1984），但是若干研究的推算，认为全球的物种可能有三千万（Erwin 1983）。

人类自「采集－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很可能是对若干物种生物学的了解的结果，尤其是用做作物与家畜物种方面的了解，必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真正被人类驯化的物种，到今天为止还是相当地有限量的。

因此，人类所依赖的「野」生植物与动物的物种还是很多。

例如Harlan （1992）指出，非洲人直接利用的野生植物有1400种以上，其利用植物的部分的物种包括禾草种籽类（约60种），豆类（约50种），根与块茎类（约90种），油脂种子类（约60种），果实与坚果类（＞2500种），菜蔬与香料类（＞600种），总计（＞1400种）。

此外，有更多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物种，不但尚未发现而且可能有消失之虞。

其实中国自古便已充分利用植物作为食物、医药、织品及其它用途之来源的记录。

例如《山海经》（春秋战国时代，大约在770－220 BC）内记载的药用植物有150种，动物有270种，还有矿物64种。

汉朝（约32 BC）的《神农本草经》内的药用植物有239种，动物65种与矿物43种，总计347种。

十六世末明朝的李时珍（1590）的《本草纲目》内记载1896种植物，加上其后增补部分，共有2600多种。

十九世纪中叶的吴其浚（1848）的《植物名实图考》内计载1714种。

邻近的日本岩崎常正（1828）《本草图谱》中计载了约2000种植物，这些多样性的物种认识与概念，早已深植人类的心中了。

不过数千年来，人类对于药用植物几乎多是看重物种的多样性，对植物基因的多样性并不了解，如果有的话，也仅止于中国人「道地药材」的药效成分概念，所以多样性的概念仅限于物种多样性而已，未发展到更广泛的基因与生态系多样性概念。

西方地区对植物种类及其它相关的科学性描述，可推溯自亚理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与狄奥佛拉斯塔（Theophrastas，公元前370－287）两人的贡献。

他们均为柏拉图的学生（Baker 1970）。

一般认为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的手稿内有大量植物与动物的描述但也大部分都已佚遗了。

西方国家对植物及药用植物较有系统的记载为希腊医生迪奥斯科理斯（Pedanius Dioscorides）。

他于公元前七十七年撰写的《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详细记录了约六百种植物(Harshberger, 1896）或五百种药用植物（Baker 1970），详细描述其息栖环境，可食性或毒性，并记载某种植物的使用药方。

林奈（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35）所记载，大约几乎包涵了当时所有动物的物种名、系谱及习性描述（4379种）（Reaka-Kudla 1997）。

因此，可以说人类对地球上陆域物种多样性早有若干了解。

真正对植物物种作有系统的命名与记录是林奈，他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 1753 ）记载了欧洲的5900植物物种。

其后的一个世纪，欧洲人的物种研究推展到世界其它各角落，不断发现并记载新物种。

例如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环绕世界三年，回欧洲时一共发现了1200多新物种（100多属）。

更令人向往的是《物种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的作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小猎犬号之旅》（The Voyage of Beagle）的航海日志了（Darwin 1839）。

他那次（1832）航行抵南美洲，搜集哺乳类、鸟类、爬虫类及许多无脊椎动物，包括数百种科学上新发现的物种（Milner 1994）。

人类对物种的了解，大都止于实用主义，而物种的其它功能（如科学价值、生态价值与伦理价值）（Noss and Cooperrider 1994），则有不同的程度认知忽略或根本不知。

例如，中国人对植物（以及动物）的认识大部分都注重其利用上的价值，能使用的便为好植物（包括药草、木材），否则一律称之为杂木与杂草，动物则称为害虫（老虎则称为大虫）。

以目前的出版物而言，也是以用途不同，将植物分门别类分为药用类（未具名），油脂类（贾良智与周俊1987），果树类（俞德浚1979），花卉植物类（郑元春1986），蔬果植物类（王礼阳1994），等。

而对植物间或植物与动物间，以及生物与环境间的紧密关系，着墨不多。

其实西方国家对生态学之「量化」研究也不过是最近的事。

二、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的诞生
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自然利用史，必然与人类演化成智人（Homo sapiens）一样久远。

事实上，人类祖先在适应环境中的演化之途，基本上面对着多样性的物种与物理环境。

因此，人类祖先首先要趋吉避凶，因而要认识生物资源的价值，也就是发展出「实用主义」。

人类文明建立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度上，许多文明的盛衰也与当时生物资源的丰富与贫乏同步而变迁。

人类对能取得的自然资源（例如矿物与生物资源）的利用，基本上建立在（人类的）「私有财产」概念上。

某管辖政权内的所有资源，由「当时」的政权拥有者支配，不受他国的干涉。

而私有地内的资源，受当时地主的支配，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几乎可以任意使用。

这个（人类）私有财产的概念，是人类经营资源的基础。

然而，就是这个概念，地球上的资源在无正义与缺乏自然伦理下快速地枯竭了。

李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2-1948）曾以一则史诗，说明人类私有财产概念下延伸出来的问题。

他说：「当英勇如神祇的奥德修斯凯旋班师回特洛伊城时，他用一条长绳吊死了他家中的十二个女奴，因为他怀疑在他离城期间，她们做了不忠于他的事」。

这是当时处理私人财产的概念，而女奴正是财产，处置自己的财产无关乎是非（Leopold 1987）。

这一段话，在今天听起来了是非常令人惊讶而视为野蛮概念的没有人权。

然而，三千年过去了，这个对「生命」的产权概念及处理方式并未有显明的更改。

去年（1998）底引起非议的栖兰山桧木林内死木处置方式，正是「私有财产」概念的充分表现。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看待天然资源（如石油、煤、天然气、森林、海洋生命等）的？这些资源是「当前」「我们这一辈人类」的财产吗？埋在中东的石油是二～三亿年的光合作用产物，是储备的古太阳能。

这些石化物倒底是属于谁的财产？谁有资格使用？目前人类对「石油」（以及其它生命资源）的使用概念模式，与奥德修斯对「女奴」的拥有权与处理模式如出一辙。

当人类对地球上的万物归属权没有厘清之前，人类使用自然资源（水、土地、矿物、生命等）的结果，便已产生极大的环境与生态上的问题。

总括一句，我们自行赋于自己权利，并且无人监管下「滥用」自然资源，造成了全球环境及生命的大灾难（地球暖化，臭氧层破洞，酸降沈，漠境化，污染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等），而此大灾难在目前看来会在下一世纪越演越烈，其后果却由地球上未来存在的数千万物种（包括人类的后代）来面对与承担。

这是「公义」的行为吗？
当人类将活动普遍深入及严重干扰生命界时，我们的一举一动关乎地球上所有其它生命的生存、繁殖与演化。

我们这个世代已了解每年有10,000～150,000种生命从热带地区，因为人类对生命的概念与处置的方式而灭绝了（Wilson 1984; Diamomd 1990）。

五十年前，有保育学之父之称的李奥波德，在《沙郡年纪》（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特别讨论他称之为「土地伦理」的问题（Leopold 1989），我们现在知道那是「生态系」（ecosystem）或「地景系」（landscape）的保育概念的滥觞了。

对即将消失的物种代言人中，卡森（Rachel Carson）的《死静之春》（Silent Spring）（另译《寂静的春天》）（Carson 1962）是最有力的呼吁。

她并在该书中写到「保存某些自然植物群落是科学上重要的事」；「可做为量度人类活动造成变迁的对比标准。

我们需要能维系昆虫与其它生物族群的自然栖境，因为……对杀虫剂引起的抗性发展正在改变昆虫（及其它生物）的遗传因素」；「需要一位科学
家建议设置某科种『动物园』，来保存在昆虫，蜱等等动物，在牠们尚未改变其基因组成前，能保留住牠们」（Carson 1962）。

无论是从任何角度－学术领域或生态层级，科学界首先关心的是物种灭绝及生态系（或地景系）的破坏。

这种认知，可从早期的生态保育教科书中得悉。

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费尔德（David Ehrenfeld）以全方位的观点，撰写两本极有保育生物多样性的书：《人类主义的自傲》（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1978）及《保育地球的生命》（Conserving Life on Earth）（1972）。

第二本书中特别提出濒危与受威胁的「物种」（species）与「群落」（communities）。

该书中尚未有当今重视「基因」与「生态系」受威胁的概念。

书中提到「在一九七○年代谈生态保育就有点像是在黑白电视机的银幕上打彩色电视机的广告：广告具有宣扬色彩的缤纷美丽与鲜艳说服力，但是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仍然要靠观众对彩色电视的信心」；「在本书里，我只能希望激起一些人心里明白我的呼吁内涵」（Ehrenfeld 1972）。

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外来种的引入。

英国的生态学家艾尔顿（Charles S. Elton, 1900-1992）面对保育问题时，深受李奥波德的《沙郡年纪》的影响。

他在《动植物入侵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中写着「威胁人类的不只是核子弹头与战争，虽然这两者是目前的世界大议题；但是仍有其它各种大爆发，本书就是谈生态系爆发事件」（Elton 1958）。

数亿年来的生命在各隔离的陆块自行演化出特有的物种，其多样性因为人类在各大陆之间频繁的活动，尤其是物种的引进，造成许多地域的特有生命多样性不断的丧失。

要及时阻止这种生态爆发，「仍依赖我们对野域生命与自然概念上的态度」。

此与李奥波德相似，艾尔顿要实用生态学的概念，让我们对生命的态度要与生态事实与价值配合。

目前的保育生态学者都接受野生物种有「内在的价值」，并且认为它们具有继续「存在权」（Elton 1958; Rolston 1988）。

艾尔顿认知生命之保育应诉诸「人类主义」的内涵──美学、伦理学与心灵需求，以及实用性。

他最后谈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系统稳定性。

利用对当前全球的动荡不安（如核子战争、与饥荒）心理，希望人类对全球多样性问题多加引起关注。

他用生态变异性（ecological variety），说明生态群落的动态性特质及维持系统的众多复杂的交互作用。

五十年来，科学家面对地球上物种悚目惊心的快速灭绝，以及生态学的发展，引起人们在传统的生态学之外，提出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Sessions 1995），激进生态学（radical ecology）（Merchant 1993）及巨观生态学（macroecology）（Brown 1995）的观念，其主要义涵便是在生态学中加入伦理学及保育学的新概念。

三、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的推广
人类已从无节制的利用生命（包括物整）资源，进展到制定利用的规范。

在我国常被我们引用的话是孟子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不可胜用也」。

在美国方面，于1990年初的此规范利用概念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态度产生了两派看法：「实用保育派」与
「美学保留派」。

前者代表人物为美国林务署数任署长：平肖（Gifford Pinchot），格里夫斯（Henry S. Graves），格利（William B. Greely），他们主张「睿智地利用森林」；后者代表人物为卡特林（George Catlin），梭罗（Henry D. Thoreau），缪尔（John Muir），他们并主张设置「保留区」。

在此两大思潮冲击下，美国先后设置了「国家环境体系」，也成立了许多国家公园与纪念地。

廿世纪中期，社会在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抬头。

Sylvan与Bennett（1994）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浅薄环境伦理学」（Shallow Environmental Ethics）的概念，就约在一九六○年左右结束了。

人类进入了「中期环境伦理学」（Intermediate Environmental Ethics）期，代表人物为李奥波德，也以他的土地伦理观为重心。

他的理论可总结为「土地伦理简单地将生物群聚的界限扩展到包含土、水、植物、动物或总称为土地」（Leopold 1987）。

这就当今的生态系或地景系的层次了。

廿世纪下半期，生态与环境的哲学观已演进到注重「其它生命的生存权」及「可永续利用生命资源」的两大方向。

许多环境伦理著作纷纷出版例如Sylvan与Bennett（1994）提出深层－绿色理论（Deep-Green Theory）。

上述同时代的1970与80年代，生态学家重新估量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与生态价值，并且引伸到美学与伦理学的层次，积极呼吁生物多样性已有迅速丧失的危机（Myer 1979; Ehrlich and Ehrlich 1981），其中以生命的内在价值及伦理关系为着眼点的去维系生物多样性。

其对生命多样性能否维系下去的关键性，正如Ehrlich and Ehrlich（1994）所言，其动机是有深层内涵：「科学方法尚无法『证明』非人类的生物生存权──这其实是若干保育人士（包括Elton, Leopold……）」他认为「权力」可延伸到其它动物（甚至生态系的无生命环境内在）是智人（Homo sapiens）文明演化的自然与必需的延伸。

更有学者提出「亲生命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认为生命多样性的存在是维系人类与其它生物之间有亲和性的关键，而此关键关系到人类未来演化及存生。

（Wilson 1984）。

Kellert and Wilson （1993）认为「亲生命性」是人类的特质，而此特质必需靠这世界有多样的生命。

到了一九八○年代，保育生态学（conservation biology）的实务性逐渐受当重视。

保育生物学的主要内涵便是「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学」。

例如Hunter（1996）的《保育生物学基本原理》(Fundamental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一书，全部都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受威胁的严重性及与人类因素（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美国的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及史密斯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对保育生物方面有关键性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在此两学院的主办下，于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生物多样性的国家论坛」。

由当时最权威的许多生物学、经济学、农学、哲学等学者及其它领域与政府机构代表60人提出有关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及问题所在。

与会学者有数百人，最后一晚有六位学者以电传会议方式举行专题讨论。

会议场设在美国及加拿大的大专院校的一百多处，收视人数介于五千到一万人之间（Wilson 1988）。

根据《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的作者David Tackacs（1996）所言，此关键性的推展，乃缘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基础生物学部（Broad of Basic Biology）的资深主任罗逊（Walter G. Rosen），向其服务单位建
议要重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工作。

他说：「生物多样性丧失之议题已浮出水面……」。

而该部的研究人员也希望向社会大众宣导此议题及绝灭事件的繁频度的重要性，因而赞助「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之举行，并要求罗逊邀请史密斯森研究院共襄盛举。

在史密斯森研究院一贯大手笔作风下，大张旗鼓地制作媒体配套宣传数据，举行媒体招待会，印行受人嘱目的海报，终于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全美大报纸的首版上半张大新闻，达到引起美国国会注意。

著名的生物学家（如Jared Diamond, Paul Ehrlich, Thomas Eiser, G. Evalyn Hutchinson, Ernst Mayr, Charles D. Michener, Harold A. Mooney, Peter Raven, Edward. O. Wilson）共同声明：「物种灭绝危机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威胁仅次于热核战争」。

会后出版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一书（Wilson and Peter 1988），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出版物中的最畅销书。

电传会议的录像带也销售一空。

《生态学学刊》（Ecology）的评论中指出：「生物多样性决定会剧增许多拥护者……，而配套的生物多样性录像带更提供了将来更多参战兵源。

」（Wetzler 1988）。

生物多样性论坛成为一盏明灯：指出一条生态保育的思维与行动的路径（Takacs 1996）。

Wilson（1997）写到：「在一九八六年，没有一个字或一个简明的词可以代表该论坛，足以横扫众目之关注焦点，所有的瞩目立即汇流成国际保育运动的新方向，甚至成为一种新科学。

该论坛不仅是多样性与灭绝的新生物学，也是其它科学（生态学、族群生物学），更是最新发展的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各种人文科的思考重心。

为此，就此一举，生物多样性便是众多科学家的重点了」。

自从一九八六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后，于一九八八年出版《生物多样性》一书（Wilson and Peter 1988），台湾社会对「biodiversity」一词之翻译有许多版本：「生物岐异度，生物庞杂度，生物多样性」，其中以生物多样性逐渐较为通行，而作者认为「生命多样性」比较符合原意。

因为「Biodiversity」的定义重心为指：「所有形式的生命（life in all its forms）及系统的所有层次（at all levels of organization）」，前者指物种，后者包括基因与生态系及物种（Hunter, 1996）。

一部分受到「生物多样性国家论坛」的余波荡漾与冲击，一九九二年仲夏，全球一五三个国家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同意签署了「生物多样性」（Convention of Biodiversity）（Sitarz 1993）。

至今至少有173个国家（含经济体）等已签署该合约了。

该合约的第26条报告中规定缔约国要提交执行措施与实施目标、方向的成效报告。

「生物多样性」一词已自科学界的「秘籍」转化为大众文化流行的「口头禅」。

在一九八八年，在生物学摘要的关键词中尚无「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而生物的多样性（biololgical diversity）只出现一次（Cairns, 1988），到了一九九三年，「生物多样性」及「生物的多样性」出分别出现了72次与19次（Takacs, 1996）。

科学界如蜂涌般的开始积极投入「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一九九七年，《生物多样性Ⅱ》出版了（Reaka-Kudla et al., 1997）。

书中提出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分析。

至此，生物多样性保育概念必定会带入廿一世纪，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行动与保育成果也会成为下一世纪的环境议题主力。

四、结论
一百年来，人类利用地球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的概念，是从「私有财产」演化到「合理且符合大众利益」。

在本世纪末已进而演化到万物有其「内在价值」及「基本生存权」的生态学伦理。

然而，这个百年来人类的保育思想之演化是鉴于「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带来的教训与省思，并且化为生态保育的实践根据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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