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2000年第2期
双月刊
总第119期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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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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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119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王雨辰
(中南财经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摘要: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其领导权观念强调无产阶级要在文化道德上起领导作用,征得其它阶级统治的同意,和历史中的进步阶层结成“历史性联合体”,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30(2000)022*******
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的思想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评议和回响。

80年代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思想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①本文仅就他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一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和他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密切相关。

本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共产党、工人党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失败。

这一现象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外先进的理论家的反思。

他们认为,当时西方革命的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

造成这一后果则是由于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抛弃辩证法,曲解唯物史观。

不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功能;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加强以及商品社会带来的物化现象也造成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淡化、弱化。

因此他们重视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其中葛兰西尤具代表性。

葛兰西认为,由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发达,西方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俄国等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

葛兰西首先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我们可以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次,其一可称为‘市民社会’,这一般被称为‘私人性的’各种有机体之总和,其二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这两个层次一方面相应‘领导权’的功能,统治集团用以在整个社会行使这种统治权,另一方面则相应于‘直接统治或管制的功能,统治集团通过国家和法制政府行使统治”。

②也就是说,“国家=政
收稿日期:1999210212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男,中南财经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就是披上强化之盾的领导权”③。

这里,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大众的认同和忠诚。

在他看来,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国家最初是一个构成了对其他集团的强制性领导的社会集团的统治。

主要通过政治社会维护其统治。

随着经济的发展,强制性领导逐渐让位于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道德的非强制性领导。

他指出,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其阶段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

因而,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但是,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较发达,有较悠久的民主传统,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压迫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剥削工人阶级;而且更多地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使工人阶级同意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其统治是总体统治。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

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堡垒立刻显现。

国家只是前沿堑壕,它的后面有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

”④因此,相应地对于西方革命来说,革命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革命模式应是总体革命,并由此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

二
葛兰西从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提出了他的“领导权”思想。

“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是指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

葛兰西没有对“领导权”概念提出具体的解释,但一般认为他的领导权主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要在文化、道德上的起领导作用,征得其他阶级统治的同意,从而和历史中的进步阶层,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联盟,即“历史性联合体”,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而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了他的文化、道德价值观。

可见,如果说列宁的领导权概念侧重于暴力统治的话,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则侧重于如何获得其他阶级的同意,而不是对其他阶级通过暴力而得来的支配地位。

因此在他看来,第二国际之所以失败,恰恰就是因为没有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统治,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无法深入到社会其他阶级,历史的联合体也无法建立,当然也就无法打碎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

从当代西方社会这一现实出发,他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革命战略,即“阵地战”。

葛兰西把军事斗争中的“运动战”和“阵地战”概念运用于政治斗争。

运动战是指从正面攻击国家政权,如大罢工、武装起义。

在力量对比我强敌弱的情况下,运动战可能造成敌军的崩溃。

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总体统治,资产阶级不但掌握国家政权,而且拥有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敌我力量的悬殊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相当程度的抵御能力。

“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危机的灾难性的‘袭击’(危机、萧条等)。

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

在现代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外线工事,在发起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

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危机不可能使进攻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以闪电般的速度组织起来,更不可能使进攻力量士气振奋,斗志昂扬。

同样的道理,采取守势的一方决不会一下子士气低落,就此放弃阵地,哪怕是一片废墟,也要负隅顽抗;他们决不会因此而对自己的力量和前途失掉信心”。

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动员社会力量,待时机成熟再进行运动战。

那么,如何进行运动战呢?葛兰西赋予知识分子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过程中以巨大的历史作用。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旧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阶级的过程。

他指出,任何一个阶级为了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都应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前者把自己看成是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的脑力劳动者,即他们所从属的阶级已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又不属于新生的阶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后者则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表达一定阶级的思想意识。

有机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新世界观和思想的倡导者和传播
者。

无产阶级既要造就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又应该争取传统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引导到“有机的”知识分子中,以便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动地位。

三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以及由此而提出的西方革命的新战略,体现了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力图探索适合西方革命道路的良好愿望,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和领导权思想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同马克思相比,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属于经济基础的内容;而葛兰西则明确把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的范围。

从而突出了西方革命过程中上层建筑问题的重要性。

葛兰西特别反对第二国际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机械地理解成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突出地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认为能否把上层建筑的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作用及其领导权的问题作为西方革命的首要问题加以解决,是关系到西方革命能否成功的首要问题。

他和列宁都重视领导权问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列宁虽然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有所揭露,但比较重视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构的专政作用,对资产阶级的非暴力机构的作用总的来说注意得较少,而这恰恰是葛兰西理论的重点,可以说,他把“统治”的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为“暴力统治+同意”。

他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巨大作用,要特别指出的是,葛兰西始终是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下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

因此他认为,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开展阵地战,只是西方革命的先导和必要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转入运动战。

因此,可以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他在西方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创造性的发展,这是因为: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不同于俄国,其市民社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和传播地,使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

因而,对西方革命而言,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必须让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向工人阶级阐明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社会主义作为全新的价值观念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地形成,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

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精神发展的重要性曾有重要论述。

他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善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

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

⑥可以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正是对恩格斯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符合西方的实际情况。

⑦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特别是领导权思想被他的后继者,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继承发展,成为意共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并在当代产生重大影响。

陶里亚蒂把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反对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既应相互团结合作,又应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道路的“多中心论”的主张。

他从当代意大利现实出发,主张意共应领导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展开“阵地战”,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然后再和资产阶级展开决斗。

在革命的策略上,针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主张首先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党应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然后通过反法西斯斗争,把群众最终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上。

“二战”后,陶里亚蒂又提出了“结构改革论”,主张工人阶级及其联盟应在广泛开展民主斗争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这些思想都是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它成为西方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寻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声,并最终形成“欧洲共产主义”思潮。

“欧洲共产主义”结合西方的现实和传统,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他们要求在尊重西方传统民主形式,即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基础上,以大多数人的赞同为基础,在议会制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他们和民主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仅仅把议会民主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要求最终达到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

在西方对葛兰西评议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美国学者K・波格斯认为葛兰西“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解放运动的战略需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把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发扬光大,使之‘民主化’和更加丰富”;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科拉柯夫斯基则指出葛兰西“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核心”;美国的葛兰西专家布西——克鲁克
斯曼认为“葛兰西终于成为一个对工具主义的国家概念提出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国家概念的基础是机械主义和经济主义,他划分了‘基础’和‘上层建筑’。

”陶里亚蒂则认为葛兰西“在最近五十年间的西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和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70年代的西方形成了一股“葛兰西热”。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之所以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和西方现实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

“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

白领工人比起蓝领工人来,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其生活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也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由白领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求稳怕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失业浪潮”,这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压力。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取舍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再加上西方意识形态作用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弱化;社会生产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

⑧这种情况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条件存在着显著不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正处在它的早年时代,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暴力,且处理政治、经济危机的能力相当有限。

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导致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

马、恩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给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因此,马、恩把他们的理论重心从哲学转向经济和政治学上。

而“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资本主义应付事变的能力和技巧日益成熟。

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一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

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造就了一种和人类自身真正存在无关、让人放弃自由渴望的“虚假需求”。

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

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

再加上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西方革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这一切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西方共产党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功能,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使西方工人阶级认识到革命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可以说,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正是葛兰西所强调的。

而西方现实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西方革命的探索性、长期性、艰巨性,也决定了葛兰西思想对于西方革命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雨辰.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葛兰西哲学思想的争论[J].新华文摘,1991,(12).
②③④⑤葛兰西.狱中札记.1971.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607.
⑦王雨辰.再论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J].江汉论坛,1999,(9).
⑧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纲[J].青海社会科学,1999,(4).
(责任编辑:石　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