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当下都不可能真正理解

不理解“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当下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化之中枢性问题，正确理解其内涵，是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当下的基本
前提。

⾟亥⾰命以来，中国抛弃了⾃⾝的传统学术，⽽以西⽅学术为正宗，这样就对“义利之
辩”失去了正确的理解。

这导致当今中国所流⾏的，对中国历史和对中国当下的认知，都是错误
的。

正确理解“义利之辩”的内涵，关键在于把握两个问题。

其⼀，“义”和“利”是界限分明的两个范畴，
两者根本不同，甚⾄截然相反。

其⼆，“义利之辩”不仅是⼀个理论思辩问题，⽽且是⼀个具体的
⾏业分⼯问题。

所有的社会活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业，两⼤领域：“义”的⾏业和“利”的⾏
业。

这两⼤⾏业之间，也是界限分明。

先说第⼀问题，“义”和“利”是界限分明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

“义”是⼀个⼈⼼问题、⼈性问题、⼼性问题，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内在的⼈⼼⼈性，也叫“⼼
性”。

“义”就是正确认识⼈的⼼性，即正确认识⼈⼼的基本属性，然后发遵循和符合⼈⼼⼈性的
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即理”、“性即理”。

这⾥的“理”与“义”同义。

“利”则是⼀个效率问题、经济问题，所关注的对象是外在的外物，主要是经济活动。

“利”就是正
确认识外物，去发现更有效率的⽣产和解决⽅法。

“义利之辨”与“⼼物之辩”是相对应的。

“义”属于“⼼”的范畴，⽽“利”则属于“物”的范畴。

“⼼”是⼈的
思考认知主体，⼈的⼀切思考认知活动，都是由“⼼”所发出。

⽽“物”则是⼈⼼的思考认知对象。

“义”属于“⼼”的属性，⽽“利”则属于“物”的属性。

在西化的现代学术的误导之下，现代中国⼈对“义”所存在的最⼤谬见是，将“义”也看成“物”的范
畴，甚⾄将“义”看成⼀个经济分配问题，直接与经济分配公平等同。

经济分配公平了，就
是“义”、“正义”。

经济分配不公，出现了两极分化，就是“不义”、“⾮正义”。

经济分配公平，的确符合“义”的原则，但是，经济分配公平与“义”存在本质不同。

经济分配⽆论
公平与否，是以经济为中⼼的，都是经济问题，属于“物”，属于“利”。

以此为视⾓，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相同，都是经济问题，都属于“利”，却缺
乏“义”。

其不同仅仅在于分配⽅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两极分化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则
是平均的、公平的。

这两种理念和制度都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因为有“利”⽽⽆“义”。

事实上，就整个现代⽂明⽽⾔，也是有“利”⽽⽆“义”的，因为在现代⽂明的理念中，就是将“正
义”看成⼀个经济分配问题。

这是现代⽂明的根本缺陷所在。

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中，不仅看到了“物”的存在，更看到了“⼼”的存在。

⽽在整个西⽅⽂明
中，包括现代⽂明，则都是见“物”不见“⼼”。

事实上，⾃古⾄今，西⽅并未出现真正的“⼼”的概
念。

近代哲学中的“唯物”和“唯⼼”，在中国⽂化的视⾓上，都是“物”。

“⼼”是⼈的思考认知主体，“物”则是“⼼”对外物的思考认知结果。

即“物”⼀定要通过“⼼”的思考认
知能⼒来呈现，所感知的“物”的特征，并⾮脱离⼼⽽孤⽴存在，⽽是“⼼”的思考认知能⼒所赋
予。

因此，“⼼物”关系是⼀个⼀体化的互动关系，但是，“⼼”⼜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 “义利”、“⼼物”概念的实质，就是确⽴“⼼”的绝对的主体性地位，也当然是确⽴⼈的绝对
主体性地位。

绝对的主体性，就是绝对的独⽴和⾃由。

这是“义的独⽴”和“义的⾃由”，是“⼼的独
⽴”和“⼼的⾃由”，也是思考认知能⼒本⾝的绝对独⽴和绝对⾃由。

我也称之为“⼼性独⽴”和“⼼性
⾃由”。

唯有认识和做到这⼀点，⼈才真正获得真正的独⽴和⾃由，⼈才称其为⼈。

也可以从需求的⾓度看“义利”。

⼈实际上有两种需求，⼀种是“利的需求”，也是物质需求、经济
需求。

另⼀种需求则是“义的需求”，也是“⼼性需求”、“义理需求”。

在“义利之辩”中，既看到了⼈的“义理需求”，也看到了⼈的“经济需求”，但是却以“义理需求”为最
根本的需求，其层次要⾼于“经济需求”。

⼈正是由“义理需求”来定义的，如果缺乏了“义理需求”，
⼈将只剩下“物质需求”，将与禽兽⽆别。

因此，⼈⾸先致⼒于满⾜⾃⾝的“义理需求”，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让“物质需求”凌驾于“义理需求”之上。

所谓“义理需求”，就是对义理认知的需求，以及让⾏为符合义理的需求。

对义理的认知，就是
《⼤学》所说的“致知”。

让⾏为符合义理，就是“中庸”的“中”，也是“执中”，也是孔⼦所说
的“权”。

孟⼦⾸先对“物质需求”和“义理需求”进⾏区分。

他说“理义之悦我⼼，犹刍豢之悦我⼝。

”“悦我⼼”就是 “义理需求”的满⾜， “悦我⼝”则为“物质需求”的满⾜。

因此，“义”绝不能⽤“利他”来说明，是超越“利他-利⼰”范畴的，个⼈“知义”、“⾏义”是满⾜⼈⾃⾝的根本需求。

现代⽂明只认识到⼈的“物质需求”的存在，却没有认识到“义理需求”的存在。

也就是说现代⽂明对⼈的定义就是“物质⼈”，⽽⾮“义理⼈”，这种⼈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禽兽⼈”，不是真正的⼈。

前⾯已指出，现代⽂明将“正义”看成⼀个经济问题，等同于经济分配的公平。

同时，对这种“正义”的需求，也被认为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认为只有基本的经济需求被满⾜了，才会产⽣这种“正义”的需求。

这体现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上。

马斯洛认为，⼈的需求是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由低到⾼渐次出现。

最低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质需求，只有满⾜了这些基本物质需求，超越经济的⾼级别的需求才会出现。

下⾯说说把握“义利之辩”的第⼆个关键问题。

“义利之辩”不仅是⼀个理论思辩问题，⽽且是⼀个具体的⾏业分⼯问题。

“义利之辩”并⾮⼀个单纯的理论思辨，⽽是很早就被落实到社会实践之中。

中国社会⾏业分⼯模式就是⼀个“义利”模式。

整个社会的⾏业分成两⼤块，⼀块是“义的⾏业”，⼀块是“利的⾏业”。

两个⾏业之间界限分明，相互独⽴，被禁⽌出现直接联系。

“利的⾏业”就是经济领域的各⾏各业，这个很容易明⽩。

“义的⾏业”，就是“道义⾏业”，不从事任何经济⾏业，⽽仅仅提供“道义服务”。

这个⾏业就是政治业。

中国的传统的政治就是“义政治”、“道义政治”。

道义业之所以能够独⽴存在，在于⼀个中国古代的⼀条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于民争利”。

所谓的“不与民争业”，就是政治业的从业者，被禁⽌参与任何⾏业的经营。

这条政治原则即便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有效，表现为对官商勾结的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