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

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

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

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也算叹为观止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戈登盖棺定论，而是通过记述戈登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

至於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

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

军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

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

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

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

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
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

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

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

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

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

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2. 常胜军
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

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
1860年3月，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引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然后退回皖南，会合陈玉成回师天京，大破江南大营。

5月，李秀成领兵东征，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

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上海官绅惊恐万状，谋求自救。

他们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联军“派兵助剿”，由於英、法两国正和清政府交战，拒绝援手。

两江总督何桂清即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保卫上海。

吴煦靠捐纳起家，先任嘉定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赢得西方人的信任。

现在大难临头，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

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从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数百西洋盲流，组建了一支“洋枪队”。

华尔曾经效力于法国外籍军团，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齐，华尔慧眼识珠，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比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

8月，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西洋盲流一触即溃，太平军胜利克服松江，进抵徐家汇，离上海县城仅9公里之遥。

这时英法联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武装干涉，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迫使其退回松江青浦战败以后，华尔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招募了大约三千中国人，组成三个团，着西式军服，以西法操练。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等国开始改变以前的“中立”政策，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

华尔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

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官封四品，后来又娶了吴煦的女儿为妻，并加入中国籍。

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立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

以后常胜军和淮军并肩作战，接连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

青浦被清军攻克以后，李秀成领精兵一万从苏州赶来，连续击败常胜军和淮军，收复青浦，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军、常胜军对峙。

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附近阵亡，美国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继任常胜军统领。

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洋枪队官兵军纪败坏，李鸿章大伤脑筋，请求英军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为常胜军任命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

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

由於这个任命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

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

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

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消极防御。

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

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和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

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

"
接下来攻昆山，戈登和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建在河边。

戈登於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

昆山太平军溃逃，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

苏州太平军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和淮军、常胜军发生激战，被击退。

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而常胜军也伤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

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

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

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

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

”挽救生命云云，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使老百姓不至於长期流离失所。

戈登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并
不是在唱高调。

3. 苏州杀降
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

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

(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

)
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

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

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

”这句话事出有因。

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

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

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

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

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

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
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

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

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

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

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

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

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

戈登在得知杀降以后，留了一封短信给李鸿章，然后才乘汽轮回到昆山。

李鸿章的不实之辞，大概还是想为戈登开脱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杀降早有预谋，戈登显然是被利用了。

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

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

李鸿章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

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

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

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

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

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

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

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

常州克服以后，太平天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於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
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

“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

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

戈登临走时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

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

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

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

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

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

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

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

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

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

4. 初治苏丹
1864年，戈登载誉归来，立刻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

英国政府提升戈登为中校，女王册封他为“名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媒体称他为“中国人戈登”，他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和座谈。

如果戈登有心功名利禄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望飞黄腾达。

但是戈登天性不喜欢宴会和应酬，在时髦的女性面前往往会局促不安。

戈登的内心深处，对尘世的污染其实充满了恐惧感。

戈登回到英国以后深居简出，拒绝抛头露面，於是很快淡出了众人的视野。

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

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

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由於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

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

据估计戈登将他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很多戈登的好友后来指出，戈登对权力、财富等世间最基本的诱惑根本无动于衷，他生命的动力是雄心和抱负。

戈登渴望荣誉和影响力，追求伟大而绚烂的，能够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一种存在方式。

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

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

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道省(Equitoria)的总督。

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

埃及此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土耳其苏丹任命了亚美尼亚人赫迪夫为埃及总督。

1820年，埃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南扩张，吞并了苏丹北部地区。

从那以后，英国逐步扩大其对埃及的影响力，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埃及总督已经基本成为英国的傀儡。

1869年，赫迪夫任用英国人贝克(Sir Samuel Baker)率领一支埃及军队远征苏丹南部，于1870年占领尼罗河上游的重镇喀土穆(Khartum)，进而吞并苏丹全境。

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

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
罗和君士坦丁堡。

埃及总督赫迪夫受到英国政府极大压力，急需一位能人遏制猖狂的奴隶贸易，而戈登正是上佳人选。

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

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

”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

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

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

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

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

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

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

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

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

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

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

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

”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
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

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

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

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

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

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

在他的继任拉乌夫(Raouf Pasha)治下，苏丹的奴隶贸易恢复了过去的规模，而戈登改革政府的成果全部废弃。

埃及政府为了创收，变本加厉地搜刮苏丹人民。

苏丹上下群情激愤，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

在尼罗河小岛上静修的一个苦行僧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这时看到时机成熟，於是率领信徒揭竿而起。

5. 临危受命
1880年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

马赫迪原名阿赫麦德(Mahommed Ahmed)，1844年生于苏丹一个木匠家庭，16岁成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Dervish)。

阿赫麦德成年以后在苏丹各地漫游传教，渐渐得到苏丹底层贫民的拥戴。

1881年，阿赫麦德公开称自己是马赫迪(Mahdi, 真主的使者)，抨击埃及政府派来的土耳其官员不读古兰经、饮酒、压迫其他穆斯林等等罪行，号召苏丹人发动圣战，驱逐土耳其人，取得民族独立。

马赫迪属於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这个教派由十八世纪阿拉伯人瓦哈比(Muhammad
ibn-Abd-al-Wahab)首创。

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主张古兰经是所有教义的唯一来源，摈弃骄傲、嫉妒、忽视日常祈祷等罪过，而追求谦逊、温顺、坚忍、节欲、朝圣等美德。

需要指出的是瓦哈比教派是当今沙特阿拉伯的国教，也是本拉登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义，近两年很多学者把本拉登和马赫迪相提并论。

和本拉登一样，马赫迪的理想是伊斯兰教统一世界，他公开宣称，苏丹解放以后，他将征服埃及，然后是麦加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全世界。

被征服的异教徒要么归依真主，要么引颈就戮。

马赫迪运动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非常相似，依照古兰经制定严刑峻法，比如盗窃者剁去手足，禁止饮酒、鼓掌、恶语、跳舞、淫乱、阅读禁书、穿着鲜艳等等。

马赫迪运动吸引了大批苏丹贫民，以及一些企图投机的地方豪强和奴隶贩子，这些人在马赫迪的默许下继续他们的奴隶贸易。

很多苏丹部落首领仍然持观望态度，期望英国政府有所行动。

马赫迪信徒们身穿粗制棉布做成的白袍，以长矛、弯刀为武器，组成一支充满宗教狂热的军队。

埃及政府在以后的两年间派遣了三支西式装备的远征军前来征讨，都被消灭。

每一次胜利都使马赫迪的队伍壮大一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

正当苏丹马赫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埃及也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

一个名叫阿拉比(Ahmed Arabi)的埃及军官发动兵变，企图驱逐土耳其苏丹任命的埃及政府，建立埃及民族政权。

腐败的埃及政府不堪一击，关键时刻英国派遣沃斯利将军(Lord Wolseley，也就是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沃斯利中校)率军于1882年9月进入开罗，镇压了阿拉比暴动，扶持埃及政府复辟。

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对大英帝国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决不能容忍埃及被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政权控制。

不过海外驻军开销巨大，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在埃及久留，一旦埃及傀儡们能够控制局面以后就离开。

但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让英国欲罢不能，英军在埃及一驻就是74年，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

埃及政府刚刚渡过危机，就着手解决苏丹问题。

他们任命英国人希克斯(William Hicks) 为远征军司令，由他率领一万刚刚兵变过的埃及部队，前去镇压马赫迪运动。

结果希克斯远征军在苏丹科尔多凡地区(Kordofan)遭到四万马赫迪军队的伏击，全军覆灭。

消息传来，英国政府开始正视苏丹马赫迪运动。

首相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介入埃及事务已经相当勉强，而苏丹对英国并没有任何战略价值。

英国内阁经过讨论，决定要求埃及放弃苏丹。

然而这个决议实行起来难度相当大，因为在苏丹有数万埃及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散布在沿尼罗河的据点内，而马赫迪军队兵势正盛，已经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

英国媒体对苏丹问题异常关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报纸煽风点火，大肆丑化马赫迪运动，要求政府出兵消灭这个邪恶而危险的组织。

拥护执政党的报纸则担心撤退计划因为缺乏领导而流产，导致人道主义灾难。

无论哪一派的媒体，都认为苏丹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苏丹前任总督戈登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

戈登自从三年多以前离开苏丹以后，在世界各地奔波，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

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无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

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

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於赋闲状态，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

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

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