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王幅明
元好问（1190—1257），⼭西忻州⼈，曾在河南南阳三县任职。

⾦末元初⽂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元乱世⼀奇才
科举考试榜上⽆名，元好问21岁时返回故⾥，在离祠堂⼏⼗⾥外的定襄遗⼭读书，故⽽⾃号“遗⼭⼭⼈”。

两年之后，蒙古⼤军突袭秀容，屠城⼗万余众，其兄元好古丧⽣。

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三乡（今河南宜阳），后转徙登封。

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参加考试，仍未考中。

这年正⽉，⾦朝30万⼤军被蒙古击败，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国家的危机，加上考试的失败，使他的情绪⾮常低沉。

贞佑⼆年（1214），蒙古兵攻陷秀容，元好问之兄被杀，他外逃避兵得免。

⾦兵节节败退，⾦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准备将于秋天举⾏的考试。

虽然考试⼜⼀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汴梁，得以与朝中名⼈、权要如赵秉⽂、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

其中《箕⼭》、《元鲁县琴台》等篇，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赞赏，其⽂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

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

贞佑五年（1217），28岁的元好问⼜赴京赶考，仍未成功。

1221年，32岁的元好问终于进⼠及第，但因科场纠纷，被诬陷为“元⽒党⼈”，便愤然不去就选，三年后得赵秉⽂等⼈贡举考博中学宏词科，授儒材郎，充国史院编修，留任南京（今河南开封）。

国史院编修并没有多少事做，⼤多闲在家中。

他的好友完颜彝的哥哥完颜⿍做了总领，驻扎在南阳⽅城，完颜彝便向其兄举荐元好问到军中任职，元好问欣然同意，不辞⾟劳来到⽅城供职于完颜⿍帐下。

后来完颜⿍⼜移师南阳城，元好问也就随军前往。

到了南阳后，元好问常与完颜将军⼀起打猎游艺，填词作赋，元好问的才华折服了完颜将军，他积极向⾦朝的中央政府推荐，在丞相赵秉⽂的帮助下，1226年，37岁的元好问被任命为镇平县令。

在镇平期间，满腔抱负的元好问，深感孤独⽆助，想做⼀些事情，⼜不知从何着⼿。

“西窗⼀名⽆⼈语，挑尽寒灯坐不明”（《镇平县斋感怀》）。

孤独与寂寞，让他决定辞官。

于是他修书向朝廷讲明了⾃⼰的辞官理由。

丞相赵秉⽂帮忙,⼜将他调⾄临县的内乡继续做县令。

在元好问的倡导下，原来由于天灾兵祸⽽⽥园凋敝的内乡，逐渐呈现出⽥园葱绿、农事繁荣的景象。

后来他⼜出任南阳县令，时值⼤旱，他极⼒上书，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息，被评价为“善政尤著”。

元好问在南阳三县任职的六年中正逢⾦政权崩溃前⼣，社会⽭盾⽇益激化，连年兵祸，国库空虚，赋敛繁重，民不聊⽣。

⾯对如此破败悲凉的景象，元好问关⼼⼈民疾苦，廉洁⾃奉，劝课农桑，嫉恶时弊，体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有很多感⼈故事在当地流传。

1232年，43岁的元好问被提拔为尚书省掾离开了南阳，不久⼜升任左司都事，再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1233年，蒙古军围开封，⾦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兵败后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

朝中⽆主，两位留守⼤⾂只知死守，全⽆应对之策，趁官民失望、愤怒之际，安平都尉京城西⾯元帅崔⽴率兵作乱，杀⼆相及⼗多位官员，以城向蒙古军请降。

崔⽴投降蒙古后，⾃认为有免开封屠城之祸，拯救⼀城⽣灵之功，遂胁迫朝⾂为其⽴碑，歌功颂德。

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被迫参加撰写碑⽂。

碑⽂直叙其事，并⽆吹捧溢美之词。

⼏天后蒙古兵⼊开封，⼤肆抢掠，1234年正⽉，哀宗在蔡州幽兰轩⾃缢，随即⾦亡。

六⽉崔⽴在聊城被剌杀，⽴碑之事不知结果，但因撰写崔⽴记功碑⽂，元好问⼀⽣为名节所扰。

⾦朝的覆亡、元朝的建⽴已不可阻挡，元好问最关⼼的是“国可亡，⽽史不可灭”，他感慨道：“但恨后⼗年，时事⽆⼈知。

”为此，他决定为后世留存⼀部⾦朝的历史。

然⽽，在活着都是未知数的动乱之际，这是何其艰难啊！⾦朝灭亡之后，元好问随⼤批官员被押往⼭东聊城看管。

他便开始着⼿记录⾦史的⼯作，他⼀⽅⾯回忆前辈及友⼈的诗作，想到了就⽴马写下来；另⼀⽅⾯为⼈撰写碑铭，通过记述⼈物的事迹来叙述历史，写出当时社会的变化。

因其诗⽂名⽓独尊，元世祖忽必烈重⾂耶律楚材倾⼼接纳元好问，请其出⼭，但元好问婉谢不仕，隐于民野。

⼆、国家不幸诗家幸
清代学者赵翼有⼀⾸《题遗⼭诗》，概括了元好问的诗歌创作：“⾝阅兴亡浩劫空，两朝⽂献⼀衰翁。

⽆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

⾏殿幽兰悲夜⽕，故都乔⽊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

”国家不幸，却成就了诗家元好问。

作为蜚声中外的⾦元之际的⽂化巨匠，元好问在他波澜壮阔的⼀⽣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的成就表现在许多⽅⾯，排在第⼀位的，当是诗歌创作。

元好问⼀⽣致⼒于诗歌创作，诗歌与他终⾝相伴，他也⾃谓以诗为专业。

他从7岁开始作诗，直到去世。

他的诗慷慨豪放，悲壮苍凉，是继唐代⼤诗⼈杜甫之后⼜⼀位重量级诗⼈。

他曾⾮常⾃信地说：“诗狂他⽇笑遗⼭，饭颗不妨嘲杜甫。

”从移家登封直到⾦亡近20年时间，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黄⾦时期。

元好问创作于⾦政权受蒙古⼈的威胁⽽朝不保⼣、摇摇欲坠的局势下以及蒙古灭⾦后所写的“丧乱诗”，犹如⼀部历史画卷，⼴泛、深刻、⽣动地再现了⾦朝南迁汴京直⾄灭亡的历史变故，倾注了诗⼈郁结于胸的悲怆沉痛之情，但字⾥⾏间⼜勃发着⼀股慷慨壮烈之⽓。

《岐阳三⾸》、《出都》、《壬⾠⼗⼆⽉车驾东狩后即事五⾸》、《癸巳五⽉三⽇北渡三⾸》、《癸巳四⽉⼆⼗九⽇出京》等都是这⽅⾯的⼒作。

后⼈认为他的诗“上薄风雅，中窥李杜，直配苏黄”，堪称“杜陵嫡派”。

他流传下来的诗歌有1400余⾸，词380余⾸，散
曲6⾸，是我国诗歌⽂化的瑰宝。

他经历了⾦末元初政权的更迭，看到了国破家亡的凄惨景象，其诗⼊⽊三分、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活，被称为“史诗”当之⽆愧。

在《癸巳五⽉三⽇北渡》中，元好问描绘说：“⽩⾻纵横似乱⿇，⼏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这些⽂字，笔笔浸⾎，字字含悲，堪称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峰。

更可贵的是，他的这些“史诗”，不仅仅能够对社会现实进⾏深刻的揭露和描写，⽽且还能做出准确的评判和反思，显⽰出他⾼深的⽂化底蕴和思想见解。

其词风“疏快之中，⾃饶深婉”，“得刚柔兼济之妙”，为苏、⾟后⼀⼤家。

其散曲亦开元曲风⽓之先。

元太宗⼗⼀年（1239），年已半百的元好问获得了⾃由，回到⽼家忻州，那种欣喜的⼼情溢于⾔表，他在诗⾥写道：“乞得⽥园⾃在⾝，不成还更⼊红尘？只愁六⽉河堤上，⾼柳清风睡杀⼈！”当然，回家还有更伟⼤的使命，“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野史’。

”这就是流传⾄今的“野史亭”，是元好问储存资料、撰写历史的地⽅。

从此，他常年奔波于燕京、汴京、洛阳、太原、忻州等地，搜集材料，凡是⾦代君⾂们留下来的⾔论、事迹，他都认真采集。

听到的⼀点⼀滴，他都⽤⼩纸条记录下来，多达100多万字。

元好问⼀⽣著述甚丰，⾦亡前侧重于⽂学⽅⾯，有所编历代写作技巧的⽂论选《锦机》，及对杜甫和苏东坡诗歌的研究专著《杜诗学》《东坡诗雅》等，皆佚。

⾦亡后侧重于史学⽅⾯，有《壬⾠杂编》《⾦源君⾂⾔⾏录》等，虽已亡佚，但元修《⾦史》多取材于此。

今存仅有《中州集》及诗选《唐诗⿎吹》。

《中州集》是⼀部⾦代诗歌总集，收录了诗词2116⾸，意在“以诗存史”，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诗史的新体例。

《⾦史·艺⽂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全⾦诗》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成。

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撰《⾦史》，元好问的这些著作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

元宪宗七年（1257），元好问卒于获⿅（今河北⽯家庄⿅泉区）寓舍，享年68岁。

在临终之时，他嘱托家⼈，在他死后坟前，⽴三尺碑，上写“诗⼈元好问之墓”。

元好问作为学者和⽂学家，思想深邃，见识宏富。

他的学识渊博，诗、词、歌、曲、赋、论、记、表、疏、碑、志、序、引、颂、书、跋、状、碣、赞、⼩说、散⽂以及官府公⽂等，都能准确把握，熟练运⽤；历算、书画、佛道、哲学、教育等学科，也有较深⼊研究。

所著《论诗三⼗⾸》，提出了⾃⼰独到的“以诚为本”的诗歌理论，倡导雄劲豪放诗风，开元代诗歌理论之先端，对后世诗歌创作与评论，产⽣了重⼤影响。

元好问乃⾦源⼀代的⽂坛领袖，向有“⼀代宗师”、“独步⽂坛”、“吸纳万流”、“集两宋之⼤成”等诸多赞誉。

作为⾦末元初的社会活动家，元好问⼴泛结识⾦元上层官宦，传播和宣传⾃⼰的政治理想，在汴京被蒙军围困、⾦哀宗出奔之际，他不顾位卑职低，⾛动⾦朝掌事的上层官员，提出“以降求存”⽅略；同时向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提出保护中原秀⼠的建议。

晚年“春风和⽓，悔⽽不倦”，后代学⼦“从之若市”。

在他的培养下，⼀批年轻弟⼦很快成长，成为元初的政治⼲才和⽂化⾻⼲。

在河南任县令期间，他招抚流亡，开垦农⽥，请求减免赋税，为国为民的理想宏愿，得到⼀定实施；元灭⾦后，他总揽全局，站在时代前沿，以“横⾝利害于万仞，毁誉失真⽆所恤”的坚定信念，向蒙提出保护中原⽂化。

所有这些，都说明元好问堪称⼀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三、书学与诗学相通
除此，元好问还是⼀位造诣极深，颇负盛名的书法家、书法评论家。

野史亭上，⾄今还保存着他的书法⽯刻数篇。

时⼈和后⼈对他的书法评价极⾼。

⾦朝最后⼀位状元王鄂，称他“作书⾃名⼀家”、“⽚⾔只字，得者犹以为荣”；清朝知州汪本直对元好问书法⼗分推崇，称赞其书法“安闲乃神秀，正书始造极”。

从其现存墨迹看，受“苏学盛于北”⼤风⽓之影响，有苏、⽶之意；从其楷书看，则是“宗唐追晋”，颇具唐⼈风格。

作为书法评论家，元好问写过《跋苏黄帖》《跋国朝名⼈书》《跋⼆张相书》等书法评论，议论精辟，见解独到。

元好问的书画诗及相关题跋在其⽂集中屡见不鲜，如《换得云台帖喜⽽赋诗》云：“周官武⾂奉朝请，剑配束缚⾮天真。

世间曾有华佗帖，神物已化延平津。

⽶狂雄笔照千古，北宋草书才九⼈。

今⽇云台见遗墨，黄⾦牢锁⽟麒麟。

”此诗为喜得《云台帖》⽽作，诗中多含丰富的书法信息。

元好问书法同诗⼀样，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及影响，形成了⾃⾝真淳、天然且崇尚古风的审美品格，⼀定程度上影响了⾦源末期书坛风⽓。

元好问著有《遗⼭题跋》四卷。

是书所⾔书画碑帖，皆好问家⾃藏，所收为宋、⾦⼈书帖，各为叙述评骘，且时有独得之见。

今有《奇晋斋丛书》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传世。

读《元好问全集》及《中州集》，从中可发现其诗⽂与书法诸多密切联系。

如关于“正体”⼀说，元好问在《论诗三⼗⾸》第⼀⾸中即提及：“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暂教泾渭各清浑。

”翁⽅纲认为，元好问之正体，源⾃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

元好问以《诗经》的风雅传统为“正体”，认为汉乐府和建安⽂学是这⼀传统的继续，他针对宋⾦诗坛上的⼀些弊病和“伪体”盛⾏、汉魏诗歌传统的淆乱，要在纵览诗歌创作的历史中正本清源，区别正伪，使之泾渭分明，从⽽廓清诗歌发展的正确⽅向。

元好问诗学正体说与其书法的关系，可从元好问《论诗三⼗⾸》第⼗三⾸中窥探,诗⽈：“万古⽂章有坦途，纵横谁似⽟川卢？真书不⼊今⼈眼，⼉辈从教⿁画符。

”元好问以书喻诗，⾔⾃古写诗、作⽂皆有⼤道可循，⽽有卢仝⼀类有意取法险绝之路，如同今⼈习书，不学真书，却先习形如“云箓”、“丹书”等草书字体，以致⾛向旁门左道。

尽管元好问是以书喻诗，仔细分析，却能洞察出诗中书法之“真书”与诗之“正体”的内在联系，⾔明了元好问书法审美取向。

他对真书极为看重，从他的书法遗迹中亦可窥见⼀斑。

“诚本说”是元好问诗学观的另⼀个重要范畴，详述于《杨叔能⼩亨集引》：“唐诗所以绝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诚，由诚⽽⾔，由⾔⽽诗也，三者相为⼀。

……性情之外，不知有⽂字。

”元好问“诚本说”往往
与“真”相联系，也称“诚真为本”。

元好问《⾃题后五⾸》之三：“万古骚⼈呕肺肝，乾坤清⽓得来难。

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

”诗借李贺母谓李贺之典故，⾔呕⼼沥⾎之作，必染尘俗，难得清⽓。

阐发真情实感的诗往往才能称得上佳作，就像书法中的《长沙帖》书法⼀样成为珍品。

这⾥元好问⾃喻《中州集》珍贵，希望它不要象《宣和阁本》那样，密不⽰⼈，使之不得流传。

元好问认为，诗⼈“呕肺肝”之作，源于诗⼈技巧的不纯熟。

诗歌创作不仅需有“⽂须字字作”的苦⼼经营，还须加上崇尚天然、真淳的秉性，才能表现出内⼼之诚。

诗的创作需要技巧，技巧来⾃取法尚正，来⾃锤炼，与书法相同。

书法和诗歌本分属于不同艺术门类，但⼆者的内在精神和规律却是相通的。

元好问以深邃的诗学理论和深厚的书学素
养，“以书喻诗”、“以诗论书”，透析出书与诗、乃⾄书与⼈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升了诗学理论，拓宽了书学视野。

元好问尝⾔“世之书法，皆师⼆王。

”由他的楷书可以看出是“以唐⼈为指归”。

以《涌⾦亭⽰同游诸君》刻⽯为代表，全碑为楷书，观其笔法，清劲遒健，结体严密，体势不拘，在平正的格调中，变化多姿，给⼈⼀种平正、质朴、含蓄之感，传薛稷之风味。

与他的诗⼀样，显得“正体、古雅、真淳”。

似乎完全契合了他崇尚风雅的诗学观。

因为对正体的追求，对风雅的崇尚，元好问诗风“天才清赡，邃婉⾼古，沉郁太和，⼒出意外，巧缛⽽不见斧凿，新丽⽽绝去浮靡……歌谣跌宕，挟幽并之⽓。

”（郝经《遗⼭先⽣墓铭》）《⾦史》亦谓元好问诗风：“奇崛⽽绝雕刿，巧缛⽽谢绮丽……歌谣慷慨，挟幽、并之⽓”。

⼆者对元好问诗歌的品评，可谓⼀脉相承，皆⾔其诗清雅、天然，不事雕琢之风格。

他的书法同样取法尚正，真淳古朴，诗与书法息息相通。

⽶芾《虹县诗卷》后有元好问的题跋，这是迄今所见唯⼀的元好问纸本书迹。

⽇本东京国⽴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