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拉布尔_红王妃_文本观中的他者伦理_林懿

国别文学研究
论德拉布尔《红王妃》文本观中的他者伦理
林懿
内容提要：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红王妃》是一部对小说文本性有强烈自我意识、却又能对社会现实产生伦理影响的小说。

《红王妃》在现实层面产生的伦理效应，源自它对文本自身包含的伦理向度的挖掘。

小说拒绝将叙事文本视为一个静态的文字集合体，仅凭借其叙述内容反映伦理问题。

相反，叙事文本是伦理行动展开的场域，由文本引发的叙述、阐释、重述等活动既蕴含了叙述者向后世读者的召唤，也表现了读者敞开自身接纳文本他异之声的好客姿态。

《红王妃》体现出的这些文本观与列维纳斯以语言为媒介向他者趋近的伦理思想相暗合。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红王妃》　叙事文本　列维纳斯　他者伦理
作者简介：林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国文学。

Title: Narrating the Ethics of the Other in Margaret Drabble’s The Red Queen
ABSTRACT: Margaret Drabble’s The Red Queen, a text that is keenly aware of its own textuality, attempts to exert an ethical influence on social reality.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novel’s influence on reality derives from its exploration of the ethical imports of narrative texts. The novel refuses to regard a narrative text as a static ensemble of words that merely refers to ethical issues. Rather, a narrative text inspires ethical activities such as narr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telling, where the narrator addresses the reader and the reader in turn exposes himself to the Other from the text. Drabble’s view on narrative texts as manifested in this novel resonates with Emmanuel Levinas’s idea of language as a vehicle of approaching the Other.
论德拉布尔《红王妃》文本观中的他者伦理
Keywords: Margaret Drabble, The Red Queen, narrative text, Emmanuel Levinas, ethics of the Other
Author: Lin Yi <linyi2012nju@> is a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23）.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16.01.009
当代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的小说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发生明显变化。

她的近期作品不再完全恪守现实主义套路，而是灵活采纳后现代实验性技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平衡”（孙艳萍102）。

笔者认为，德拉布尔创作手法的兼容并包并不代表她放弃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

如果德拉布尔的早期创作是以现实主义传统为利器坚守“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那么她风格转变后的作品往往接过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虚构性、叙述与阐释的不可靠性这些问题，以一种“后—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回应后现代过于轻浮的语言游戏。

小说《红王妃》（The Red Queen, 2004）是这类近作的代表。

《红王妃》围绕一部真实存在的自传文本展开故事。

小说中，18世纪的朝鲜王妃洪玉英的幽魂向后世读者自诉生平，并通过自己的回忆录影响了当代英国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

整部小说可被视为一个“叙述—阅读”活动的寓言，其核心事件是芭芭拉阅读王妃的自传，由此催生了各种后续行动。

《红王妃》是一部对小说文本性有强烈自我意识、却仍能对社会现实产生伦理效应的小说。

它具有许多后现代元小说的特征，表现了叙事文本的不可靠和阐释的多元化，却没有因此走向虚无或嬉戏，而是力图在文本的不可靠中挖掘其伦理向度，并探讨这一伦理向度如何延伸至当下社会。

国内学界已有论文分析该小说“幽魂叙事”的跨时空叙事效果（程倩54—62）,主题方面也有论者探讨了该小说对历史的重写（杨建玫120—27）和对异文化的再现（王桃花66—75），却未有评论者明确它的自反性叙事与这些伦理议题的关联。

本文将援引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者伦理中对语言和文本本质的分析，试从言说、阅读/阐释、重述三个方面来解读《红王妃》中具有的伦理性的文本观，并揭示它如何与小说社会议题相结合。

一、言说：作为无尽行动的叙事
在列维纳斯哲学中，语言是自我与他者建立伦理关系的首要媒介。

列维纳斯将语言分为“所说”（said）和“言说”（saying）。

“所说”是被固化的言谈内容，“言说”则指动态的言语行为本身，它指向原初的意指性活动，且不可被化约成能通过符号理解的概念。

理想的言说是无尽的。

语言之所以能打开通向他者的渠道，就在于言说以其不可化约性打断了所说的整体性暴力：所说的“整体性不断被言说的伦理结构破坏，而这种无尽的干扰与破坏即是列氏的伦理政治。

言说……不断地缠绕、诘问（所说）与自恋情结”（赖俊雄23）。

言说因此在伦理意义上“先于它结合的字符集（所说）……它是一己向他者的趋近”（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5）。

然而，叙事文本的伦理在于，叙述者的言说活动一旦发生，立即被凝固为所说；受述者欲在叙述中听取他者活生生的召唤，却只能遭遇僵死的所说。

尽管如此，言说并没有被完全扼杀。

言说必定“在所说的每个层面铭刻下自己的踪迹”（Hughes 129），它需要依赖叙述双方的伦理意识来将其唤醒，犹如呼唤死者的魂归。

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伦理价值的叙事文本，总能激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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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所说内容背后那个潜在活动的幽魂，亦即那无法捕捉又无法消灭的他异性言说活动，并提醒我们作为读者的责任。

《红王妃》中叙述者的幽魂身份，正暗喻了言说活动在最初的意指行为消退后，仍具有潜在的持存能力。

德拉布尔在访谈中坚持称朝鲜王妃“以鬼魂的形象出现很合适”。

这是因为在阅读王妃回忆录的过程中，作者强烈感受到王妃叙述活动的未完结性，仿佛王妃需要一再地述说：“她（王妃）必须回来再次讲述她的故事……我觉得她还没有完成这一切，她还有很多要说的。

……我有一种感觉她甚至至死还没有完全结束她的故事”（德拉布尔、李良玉157）。

王妃没有“结束她的故事”不是因为情节没交代完整。

从小说中我们得知，王妃本人完成了四部回忆录，四次写作涵盖的事件基本齐全相似（Drabble 162—63）。

由此看来，王妃叙述的未完结感，来自叙述者意欲一再进行言说活动以抵抗旧文本的禁锢、坚持自身在场的诉求。

这一诉求沉潜在所说文本中，却仍能呼唤后世读者为其服务，将言说进行下去。

德拉布尔在前言中承认，“我的创作努力是向（王妃）叙述的威力致敬”（vii），因此《红王妃》本身可被看作王妃的第五部回忆录，它是王妃言说活动在当代的继续：
我的第五部回忆录还是个秘密。

那是关于我灵魂的故事，是一个永远没法彻底破解，也永远不会有终结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替身，也讲给她的子子孙孙们听。

我会在他们的梦中，悄声对他们娓娓道来。

（163—64）
随着王妃言说活动的存续，她作为叙述者的在场性得到保证。

与此同时，王妃回忆录的读者芭芭拉则甘愿听取召唤，履行起王妃的代言工具（“替身”）这一伦理职责，向文本中的他者展现了“好客”的慷慨。

这些都是小说第一人称幽魂叙事蕴含的伦理向度。

除了人称的设定，小说还在具体行文中突显了原初讲述者红王妃的在场。

这是一个期望与后世读者直接对话的幽灵讲述者，它在自述中不时向读者发难并索问言说的效果：“我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吗？”（Drabble 57），“故事讲到这里我意识到，我这是在冒险呢，这么讲，我可能听起来像个刻毒的老太婆”（150）。

这些插入语的频繁出现不仅突出了叙述的自觉性，还有助于将叙述行为重现为正在进行的活动，象征着言说对所说的干扰。

此外，王妃的幽魂在自述中不断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所说”：“刚才我说我是‘偶然’读到了凯瑟琳的传记，其实我是撒了谎”（106），“我会力求真实，但我也不敢打保票，也许鬼魂也会自欺欺人呢，谁能说得准？”（77）。

这类自白抹消了所说内容的确证性，叙述活动因此得以无限进行下去，产生新的意义。

如果我们像德拉布尔暗示的那样，将《红王妃》视为王妃自传的续写，不难发现，王妃这一原作者形象已与后现代思潮宣扬的“已死的作者”大为不同。

由于小说文本突出了叙事作为未尽行动的持续能动性，两个世纪前的朝鲜王妃得以在当下“起死”，替自己的文字辩护，完成自己的目标。

王妃于是成为一个担负着责任的伦理性作者，肩负着将古朝鲜宫廷的悲剧解释清楚并告知世人的任务：“我辞世已两百年，但一直未敢懈怠，我一直在思考我的故事，我的历史”（4）。

王妃还是影响小说其他人物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掌控着她的读者的注意力,例如芭芭拉一翻开王妃的回忆录，便“被王妃善辩的魂灵紧紧攫住了，成了这个没有名字的洪氏贵妇的奴隶”（184）。

值得注意的是，王妃的形象并不总是强大主动，而是全能与无力、强势与弱势的矛盾结合。

王妃一方面操纵后世读者为其服务，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力量全无把握：“我只是个鬼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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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我只能等待，等待某些在生之人作为我的代理，替我去发现”（36）。

王妃的弱势与她的力量一样，均来自于言说。

列维纳斯曾强调言说的两面性：言说既是对听者的强力召唤，同时又是叙述者自身脆弱的暴露与出离，“言说主体在自我暴露中、在流亡中向邻人趋近……出离一切场域，不再安然寓居，不再脚踏坚实土地”（Otherwise than Being 48—49）。

也就是说，由于言说会不可避免地向被动而僵死的所说转化，王妃实际上在叙述中将自身论题化，任由读者处置。

这里出现了读者的抉择问题：读者能否放弃自身的同一性暴力，承认言说者，使囚禁流亡在所说文本里的王妃复活？维持言说活跃性的伦理任务于是同等地落在了读者身上。

“叙述就是赠予，倾听则是救赎”（Newton 106）,叙述者与听者必须相互扶持、相互渗透，才能实现利他的主体间性关系。

这种相互渗透体现在王妃的叙事也染上了当代读者的观点，仿佛王妃自身也被芭芭拉“侵入”：“这位替身跟我本人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携手合作，共缚于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鬼故事。

我和我的替身交替出面，互为讲述者与被讲述者”（Drabble 154）。

小说中，王妃常常用“my ghost”①称呼自己的替身芭芭拉，暗指二人地位早已混同，谁生谁死、谁主谁客都难以区分。

王妃的自传也因此成为读者与他异叙述者相遇的场域而富于伦理意味。

二、回应：作为见证与施为的阐释
叙事文本的伦理向度要求读者将文本视为讲述者的一项活动，这给读者带来了新的考验：该以何种方式对活跃起来的文本尽责？根据上文的分析，意识到并承认文本背后无止境的言说是读者责任的一部分，却不是全部。

读者责任更重要的部分，正如责任的英文“responsibility”所揭示的，是对文本他者产生“回应”（response）的“能力”（ability）。

唯有在感知到文本的召唤后以某种方式对其独特性做出反应，读者的阅读经验才不止于“对美学形式纯粹不负责任的、被动欣赏的快感”（Miller 196），而具有伦理价值。

读者对文本的回应以阐释为主要方式。

然而，传统的文本阐释—读者发挥自己的认知能动性、完全消化文本所说后用自己的语言明确表达出其中内涵—并不能突显原文本的言说活动。

这种以认知理性为主导的阐释方式将文本设定为所说构成的有限整体，使文本的无尽他异性化约为可被自我完全理解的固定意义。

从他者伦理的观点看，对文本过于自信的内化理解，就是对他者的暴力。

认知行动透过理解某一事物来攫获它、将之据为己有,这是扼杀文本他异性的不义之举，是对活生生的言说的背叛。

《红王妃》中芭芭拉对王妃回忆录的阅读反应，则暗中呼应了列维纳斯从犹太解经传统中生发的，一种用“见证”取代“认知”的阐释理念（Beyond the Verse 130—31）。

在这一理念中，阅读体验被视为一个降临在读者身上的他异性事件，读者/阐释者则视自身为被拣选出来的见证者，亲历阅读事件的神秘和文本意义的不断盈溢。

阐释的任务因而不再是对文本内容下不容置喙的断语，而是记录文本他者随阅读降临时，读者自己受到的冲击。

小说中，王妃的回忆录在芭芭拉的生活中一出场，便被描述成一个神秘而危险的事件：“一本《王妃回忆录》正等待着她……这本书是一个陷阱、一种传染病、一颗定时炸弹”（Drabble 125）。

小说接着披露，回忆录如何落入芭芭拉之手也是一个无头奇案：“这本回忆录是有人通过亚马逊网上购物公司匿名送给她的，里面连字条都没有一张。

……她想搞清楚到底是谁送的这份奇怪的—现在看来甚至是爆炸性的—礼物，却以失败而告终”（193）。

在阅读了《王妃回忆录》后，芭芭拉没有尝试对书的内容进行评判（传统阐释方式），而是反复思索自己着迷于王妃故事的前因后果：是因为她的古老寓所与王妃的时代有一定联系，还是因为王妃触及了芭芭拉对自己生活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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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通过将省察的目光聚焦读者自己，芭芭拉对王妃故事的阐释不再是自己认知能力的炫耀，而是对文本这个神秘他者之威力的致敬。

相对于“行动”，“事件”一词突出的是不可预测性和当事人的被动性（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2—3），故在对阅读这一“事件”的回应中，作为当事人的读者只能勉力见证自己受到的影响，并将主导权留给行动者/叙述者。

相应地，在芭芭拉这部分故事中，小说不再采用坚定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改用以芭芭拉作第三人称。

小说甚至设计了一群隐形密探监视芭芭拉的举动：“我们注视着她，而她对我们的闯入浑然不觉。

……我们观察着，并将报告我们的观察所得”（Drabble 169）。

密探们的观察所得就是芭芭拉阅读《王妃回忆录》的前后的反应。

这一看似费解的密探视角，其实暗示了芭芭拉让渡出自我中心的读者优越感，情愿以出离的姿态记录（见证）文本对自己的冲击。

见证性阐释在小说中的另一层深意，在于承认理想阐释的不可能性。

阐释者受文本他者的拣选传递文本言说之意义，然而，由于言说无尽，文本意义永远于盈溢中流变而不可捉摸。

尽管如此，文本要求阐释者道出其意的呼唤却毫不懈怠（Attridge, Re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98）。

于此两难中，阐释者必受到文本的恒常搅扰，对文本的责任因而永无尽时。

《红王妃》中德拉布尔借芭芭拉表达出的焦灼，即是这样一种富于伦理意味的搅扰与沉迷。

在小说前言中，德拉布尔如此描述自己作为受选者的困惑之感：
她［王妃］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

我好几次试着无视她的敦促，放弃这个困难的写作计划，但她却不依不饶。

……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我也不清楚这么做是否合乎她的心愿。

（Drabble vii）
相应地，小说中芭芭拉·霍利威尔虽是王妃的亲选代理，却对自己的能力惶恐不及，对王妃的意图也迷惑不已：“她（王妃）从两个世纪的沉睡中走出，十万火急地带来了另一个世纪的信息……霍利威尔博士就是那被拣选的载体。

霍利威尔博士感到有点不舒服，这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

她感到困惑，感到无能为力”（211）。

芭芭拉阐释意图的不断失败，反而是对文本意义之盈溢的成功见证，是以无尽的阐释努力响应无尽的言说活动。

我们看到芭芭拉为追索文本中的信息不断扩大阅读，原来心不在焉的韩国之行也变成学习异文化的朝圣之旅。

以这样谦卑的姿态对待文本，与自以为是地断言文本内容相比，无疑更值得称道。

从上文分析来看，《红王妃》似乎在暗示，对文本内容的阐释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无尽）的。

然而，如果放弃对文本“所说”的理解，王妃故事里的伦理主题如何发挥伦理效应，刺激芭芭拉在现实生活中行义？其实，小说并没有摒弃对文本主题的关注，它只是否定传统意义上局限于静止认知状态的“理解”，而合格的理解还需加上肉身的行动，需要阐释者在现实中对故事内容进行“施为性的重复”（performative repetition），以亲身经历来体悟文本主题事件（Miller 205）。

小说中，王妃和芭芭拉虽然时空远隔，她们的生平经历却多有重叠相似之处，读者从王妃的自诉转向芭芭拉的故事时，常常产生似曾相识的恍惚。

可以说，芭芭拉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王妃的生活，似乎只有这样，芭芭拉才能将回忆录的主题内容作为活生生的事件来体验、来见证，才能“理解”其中单凭文字无法传达的震撼力。

此外，芭芭拉的经历不止是“偶然地”与王妃的生平有所重合。

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阐释者，芭芭拉竭力以自身行动向王妃的行动靠近，希望由此可以真正理解王妃。

她参观王妃生活的寝宫，用践行体悟与王妃相隔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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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接，更以肉身效仿王妃对丈夫、岳父的道义之举。

正是通过对文本进行施为性的理解，王妃故事中的伦理主题得以指导芭芭拉在现实生活中行事，小说对叙事文本的形上思考也得以延伸至文本内容包含的伦理议题。

三、转述：作为联结纽带的文本
通过施为性的阐释活动，文本自身的伦理性与文本中的伦理内容初步联系起来。

然而，《红王妃》最关键之处还不是叙事文本对阅读者个人的伦理启示，而是全球化格局下如何相互尊重与理解、异文化间如何交流互通等当代感极强的问题。

这些更宏大的主题在小说中是怎样被引导出来的？阐释活动何以能不拘泥于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一对一的伦理关系，进一步扩大到其他人、扩大到社群，甚至联结起全人类？借用列维纳斯“第三方”（the third party）的概念，可以比较有力地说明文本伦理性的联结作用。

浅易说来，第三方主要指诸他者（the others）。

在自我与某一独特他者相遇时，往往还有第二位、第三位“远方的他者”向我趋近（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212—14），此时自我不得不考虑如何同时向他者与第三方履责，伦理问题因而扩大到公共领域，涉及一种社群关系。

在阐释活动中，由于文本他者的至高地位，读者（自我）对文本的回应不能只面对原文本，还需转向潜在的第三方。

读者需效仿原叙述者对第三方进行讲述，只有这样，阐释者才能把对文本他者的责任推向无限，并同时对第三方给予馈赠：“自我相对于第三方，乃类比于他者相对于自我，以他者的替身之姿将自己论题化而奉献给第三方。

如此一种替代的角色亦是自我回应他者的方式”（邓元尉149）。

用列维纳斯富有神学意味的譬喻，指向第三方的回应如同宣道：当先知获得上帝之启示而有所回应时，他的回应方式是指向对现世社群的救赎（Totality and Infinity 213）。

同样，作为承领了文本他者之“圣言”的阐释者，也必须依样“宣道”，转向众他者继续言说。

在《红王妃》中，芭芭拉对王妃行事最重要的施为性“重演”不在上文提到的各种践行，而在接替王妃的言说活动。

芭芭拉读完《王妃回忆录》后，如王妃一般充满言说的欲望，并抓紧机会向生活中出现的诸他者—韩裔学者张宇会、荷兰教授范乔斯特、小说家德拉布尔、中国女孩陈建依等人讲述王妃的故事。

这些人对芭芭拉的转述反应各异，有的漠然视之，更多的则为更广泛深入地了解王妃提供帮助：张宇会成为芭芭拉参观王妃故宫的导游；范乔斯特将王妃的叙述融入自己的讲稿，使思悼王子的米柜与《威尼斯商人》中的铅匣、鲁迅笔下令人窒息的铁屋并置，映射出跨文化的人类困境；德拉布尔（小说人物）则“接过讲述的任务，让这些故事代代相传，直到永远”（Drabble 333）。

读者手边的这本《红王妃》就是德拉布尔的叙述结果，也是这不间断的叙述链中的一环。

两个世纪前的文本就这样为当代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这一叙述链因而也是一条责任无限传递的伦理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传递关系中，第三方听众与王妃地位等同，都作为他者向芭芭拉召唤。

小说中，范乔斯特与中国孤儿陈建依是靠王妃的回忆录才得以与芭芭拉深交的“第三方”，却与王妃具有同样的感召力。

陈建依坚定地“命令（芭芭拉与范乔斯特的妻子）来到她身边，而她们响应了她的召唤”（343）。

范乔斯特去世后更是化为幽魂与王妃并肩而立，时空远隔的二人以芭芭拉为中介联系起来，成为平等的邻人。

他们争相呼唤芭芭拉的服务，又共同嘉许芭芭拉的努力，直到在芭芭拉的生活中，“哀悼范乔斯特与纪念王妃”成为同等重要的两件事（319）。

通过阐释者芭芭拉，文本他者与第三方都获得了新的生命，而芭芭拉则放弃自身的理解暴力，退隐到她所见证的诸他者身后。

小说以一半之多的篇幅记录芭芭拉的求索，最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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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芭芭拉将成书的机会让给德拉布尔（小说人物）。

如此的情节设定，暗示了理想的阐释者需有巨大的奉献精神。

见证与宣道不为邀功，只为尽责。

除了指“诸他者”，第三方的另一层内涵意味着“他者的他者”。

也就是说，我们遭遇的那个绝对他者也不是封闭自足的，他者与自我一样，内蕴着另一位他者：“第三方在他者的双眼中注视着我”（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213）。

依次上溯，还会有第二、第三位先前的他者。

如此一来，“随着他者向我趋近，其他所有的他者也来缠绕着我……他者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其他人的兄弟”（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158）。

《红王妃》的主角朝鲜王妃就是这样一位意蕴复杂的他者。

开篇未几，王妃就告诉我们，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思悼王子的厄运：“我最大的失败就是失去了我的丈夫。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徒劳”（6）。

这里我们看到，王妃不断诉说的动力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受思悼王子这一“第三方”的召唤，自己欲作为见证者说出死者之不能说，并替死者吁求世人的纪念：“请记住思悼王子，也请记住他的天真单纯”（25）。

小说中，王妃竭力回忆思悼讲过的话，力图将死者之言通过“宣道”传给读者，正如芭芭拉力图传播王妃之言。

最终，思悼的言说也和王妃之言一起，通过回忆录进入当代读者的意识。

这无形中应和了列维纳斯的话：“第三方并非邻人却又是另一位邻人，也是他者的邻人”（qtd. in Attridge, Re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104）。

芭芭拉读罢回忆录就感到她的“另一个人格好像通过某种变形挤入了一个男性的躯体，他正蜷缩在米柜里，听到雷公咆哮着要惩治他”（Drabble 211）。

范乔斯特则更深地与思悼认同，就如同芭芭拉与王妃认同一般。

有意思的是，在思悼的控诉中，我们又可以隐约感到思悼之父英祖国王、甚至国王背后整个古朝鲜社会文化这些“第三方”在遥遥召唤，吸引处于异度时空的读者的注意力，并且也真有像芭芭拉这样着了迷的读者，被激起去阅读关于古朝鲜社会历史的文献。

如此一来，小说中的叙事/伦理链还不是以王妃为发端的一条射线，而是两端皆无限的、以王妃文本为中心漫射开的纽带。

这一纽带联结了古今东西,包含了个人与文化，使其中的各个因子均以一种“为他的”向度召唤与回应邻人，实现了全球化格局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交流关系。

可以说，《红王妃》是以小说中具有伦理向度的叙事活动暗喻了当今异文化交流应遵循的理想模式，这也是小说通过文本伦理性揭示出的最重要的伦理主题。

结语
《红王妃》大胆吸纳后现代自反性手法，却用之以发扬文学的启迪教化精神，强调了叙事文本自身的伦理面向，由此突破了仅仅依赖“内容—道德纽带”（Newton 67）来衡量文学价值的成规。

小说将文本视为语言性的相遇事件，围绕文本进行的叙述、阐释、转述等活动促成了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建立。

以文本的伦理性为起点，小说还探讨叙事作品如何能动地影响外部世界，为当今全球化交流提供示范。

《红王妃》体现了德拉布尔创作风格转变背后的深刻思索，也体现了作者对后现代思潮一以贯之的审慎态度。

注解【Notes】
①英文中代笔者、影子写手的单词也是“ghost”，这里语义双关。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ttridge, Derek. Re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