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中的远指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

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潘悟云
上古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从指别词变化过来，所以我们把代词与指别词合在一起讨论，通叫作指代词。

一、上古汉语指代词的强调式。

上古汉语的一些指代词分别出现鱼部* ♋和歌部* ♋●两种读音：
其中只有“尔”的主元音为e。

“尔”东周以后有“如此”的意思，如《论语·述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云尔”就是“如此说”的意思。

《世说》：“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已神悟，自參上流。

”“爾時”就是“此时”。

“尔”作代词用时，也逐渐变作暱称，暱称有近义。

《魏书·陈奇传》：“游雅常眾辱奇，或爾汝之。

”可能是“尔”的近称近指意义，使它的元音变作e。

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近指代词“斯、此、是”的上古韵部都是支部e；而远指的指代词则属鱼部、歌部，主元音为a。

表1中的韵尾交替到底反映什么样的语法现象呢？
吾～我
“吾”、“我”是讨论得最多的两个词，我们不妨从这两个词谈起。

这两个词能在同一本书中出现，所以不大可能是方言的区别。

于是，语法学家首先就想到是格的不一样，认为“吾”不能用作宾格，常用作领格，“我”常作宾格，不太作领格。

问题是，“吾”能用作主格，“我”也能用作主格，“吾”常用作领格，“我”也能用作领格。

于是，有些文章就用频率的方法加以区别，比如“吾”用作主格的例子占百分之几，“我”用作主格的则占百分之几，等等。

如果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格的不同，自然就不会有百分之几的问题，英语的I只作主格，不可能还有百分之几的频率作宾格或领格。

而且，像《孟子》中“吾”用作主格76次，“我”用作主格68次，几乎相等，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可见，上古汉语的这些代词不可能是格的反映。

有些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两个词的语用区别，胡适在《吾我篇》中说，用作主格的一般是“吾”，“我”有时也可用作主格，那是故为区别或故为郑重之词。

周法高《称代篇》认为“我”用作主语时，大体由于加重语气（或指我们这一方面）的缘故。

金守拙（1956）认为“‘吾’‘我’实为同一字之重读与非重读之别。

‘吾’字之后无‘句读暂歇’。

故与其后随之字有密切关系。

‘我’字之后则常有‘句读暂歇’”。

当第一人称处于句子末尾，或者话题的后头，都有一个“句读暂歇”，要重读，这个时候就用“我”。

郑张尚芳认为“我”是“吾”的强调式。

他的理由除了古文献中“我”字有强调意义以外，还举了独龙语的强调式作为比较，独龙语不仅强调意义与汉语相同，而且语音形式也相似：
把以上诸家的正确意见综合起来，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信息焦点所在之处用“我”，不用“吾”。

造成信息焦点有两种原因。

一是句法的原因。

动宾结构中，宾语充当逻辑谓语，“我吃饭”在逻辑上等同于“我吃的是饭”，所以是信息焦点所在。

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动宾短语中的宾语一般是重读的，如北京、上海话中的“看书”，“书”重读。

有些方言的代词轻声化了，如北京话“打你”的“你”读轻声。

但是，并不是所有方言中的代词都轻声化了。

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估计并没有轻声化，作宾格的第一人称是信息焦点所在，都要重读，所以只能用强调式的“我”，不用“吾”，无一例外。

领格代词与中心词组成的短语有两种，后头如果带一个结构助词，是松散式，如“我的妻子”；不带结构助词是紧密式，如“我妻子”。

紧密式中的代词读轻声。

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作领格时后头不带结构助词“之”，是紧密式，故用“吾”不用“我”。

如果用“我”作领格，那是特意强调，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逻辑重音，“我妻子”也可以把逻辑重音放在“我”上头，强调是我的妻子，不是人家的妻子。

下文讨论到其他指代词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一区别标准：如果有强弱相对的两个指代词，作紧密式领格用的那一个是弱式，能作松散式领格的是强式。

第一人称充当话题的时候也是焦点所在，所以用“我”不用“吾”。

造成信息焦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强调。

现代汉语方言中强调有两种标记方法，一种是超音段标记，把所要强调的词语读成逻辑重音。

还有一种是音段标记，通常用在代词，在所要强调的代词前头加一个前缀，形成强调式。

北部吴语代词的强调式是在代词前加“是”，而且“是”往往促化读成“实”，形成“是我、是侬、是渠”的说法（潘悟云、陈忠敏1995）。

温州话的强调式是在代词前头加“丐” ♒♋，如丐我 ♒♋ ☠↘ ，丐你 ♒ ♓ ，丐渠 ♒♋ ♑♓ 。

语法范畴比语法形式有更大的稳固性，北部吴语和温州话强调式的语音形式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强调式的语法范畴。

上古汉语的代词同样有强调式，而且也是采用音段标记，强调式的标记是后缀* ●：吾*☠♋～我*☠♋●。

周法高《称代篇》根据《左传》一书的材料，把“我”的语义归纳为以下几条：
、“我”指我们这一方面。

《春秋》中的“我”都指鲁国，而无“吾”字：
我入邴。

（《春秋·隐公八年》），《公羊传》曰：“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
、用作判断句的主语，需要停顿一下。

也就是话题所在：
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

（《左传·闵公二年》）
、对举，加重语气：疇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

（《左传·宣公二年》）
、“我”字与一些副词或联词同用以加重语气：
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左传·僖公七年》）
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左传·庄公二八年》）
此外还有韵律方面的原因，在《诗经》中几乎都用“我”不用“吾”，这与诗歌的文体很有关系。

《诗经》的诗句都是唱诵的，一字一板，故都用强调式。

我们再来讨论表1中的其他几对词语。

彼～夫
“彼”与“夫”语义相通，下面句子中的“夫”都可以换作“彼”：
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礼记·三年问》），《荀子·礼论》“夫”作“彼”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

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

（《汉书·贾谊传》）
公曰：夫不惡女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但是从“彼”的其他用法看来，它的强调意义是很明显的。

1、“彼”常用于对举：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

（《孟子·滕文公上》）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诗·振鹭》）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庄子·徐无鬼》）
“夫”有时候也用于对举：
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淮南子·齐俗训》）
但是，“夫“的对举用法只出现于名词之前，对名词进行修饰限制，很少像“彼”那样用于话题、主格、宾格。

2、“彼”用作宾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滕文公下》）
3、“彼”作为指别词虽然可以出现于名词之前，但是作为代词很少用作紧密式领格，不过可如“之”，用作松散式领格：
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天道》）
胡～何
疑问代词通常都是重读的，所以古文献中一般用“何”不用“胡”。

但是疑问代词后头带有一个其他成分，会构成类似于短语性质的结构：“胡不”、“胡为”、“胡宁”、“胡然”：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诗·式微》）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诗·四月》）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诗·君子偕老》）
子胡不南見老子？（《庄子·庚桑楚》）
“何”虽然也出现于短语性质的词语“何等”、“何物”、“何许”、“何当”中，但这些短语大体出现于汉和汉以后，那时的“何”已读作♑♋，韵尾已经失落，实际上与先秦的“胡”♑♋同音。

“胡”又通“遐、瑕、故”等：
故不察尚賢之本也？（《墨子·尚贤》）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诗·南山有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诗·棫樸》）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诗·隰桑》）。

《礼记·表记》引诗作“瑕不谓矣”，郑注：“瑕之言‘胡’也。

”
“胡”字在先秦文献中的最普遍用法是解释作“何故”，丁声树在《论诗经中的“何”“曷”“胡”》一文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解释：“‘胡’字用以表示‘何故’，我很疑心‘胡’或者根本就是‘何故’二字的缩短：♑(♋)o—♑☐（何 故） （胡）。

（笔者案。

丁根据高本汉的上古拟音，改作笔者的拟音为♑♋●何+kas故>♑♋）也许‘胡故’是强式，‘胡’是弱式。

不过《诗经》中只用‘胡’，不用‘何故’，这大概是因为诗中有音节的关系，所以多用缩短式。

别的古书，如《墨子》、《左传》、《国语》、《吕氏春秋》之类，‘何故’与‘胡’倒是有兼用的，意义上似乎无甚分别，只是语气间有重轻之差。

但是在用法上有三点大不同，必须注意：第一、‘何故’可以独立成句，而从未见有单用一个‘胡’字为句的。

第二、‘何故’不单是可以居句首句中，并且可以居于句末；‘胡’字却只能在句首或句中，而不能在句末。

第三、‘胡’字可以与‘为’连成一词‘胡为’，而‘何故为’或‘为何故’成一词的，古书中简直没有。

”
丁说“胡”为弱式，是很精辟的见解。

疑问代词总是信息的焦点，所以与其把“何”说成是“胡”的强调式，还不如说“胡”是“何”的弱式。

他最后所说的三点，也都是“胡”作为弱式的特点。

正像“吾”不出现于句末，“胡”也不出现于句末。

汝～尔
“尔”的强调意义已没有“我”那么明显了。

“汝”与“尔”都可用于主格、宾格、领格，只有“尔”更多表示复数，即“你这一方”的意思，与“我”的用法有点相似。

像下面句子中用“尔”称呼对方，显然表示强调，不能用“汝”来代替：
爾！而忘勾踐之殺女父乎？（《史记·吴太伯世家》）
这个句子中连用两个人称代词，“尔”用以呼叫，要特别引起对方注意，故用强调式，接下用弱式“而”。

“尔”用于对举，对举往往有强调的意义：
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论语·八佾》）
爾無我詐，我無爾虞。

（《左传·成公元年》）
周法高认为“尔”和“汝”的不同是，“‘尔’常用於领位，而‘汝’则否”。

实际上，用于第二人称领格的是“而、乃”，下文将予讨论。

周书中所举的“尔”用于领格的例子中，《书经》、《晋公奠
皿》都是公文式用语，郑重其事，自然要用强调式。

《诗经》是韵文，一板一字要用强调式，与上文提到的《诗经》用“彼”不用“夫”是一样的道理。

他所举的《礼记·檀弓上》一例，同时出现“汝”和“尔”，倒非常能说明问题，但是他只举了出现“尔”的一半，我们把它补全于下：
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爾喪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而曰女何無罪與！
曾子开头用“女”称子夏，后来越说越气，历数子夏之罪的时候，就特别称“尔”，以示强调、严厉。

二、上古汉语指代词的弱化式。

上古汉语的一些指代词分别出现鱼部* ♋和之部* ✪，或歌部* ♋●和微部* ✪●两种读音： 表
“之、者、是、时”的声母拟音需略加说明。

梅祖麟（1983）对“之”和“时”的声母都作过讨论，认为它们都属于与见系谐声的照三系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是”和“者”也属于这一类音。

“提”通“祁”*♑❑☎，《左传·宣公二年》“提彌明”，《公羊传·宣公六年》作“祁彌明”。

《广韵》中从“者”得声的“巾奢”苦瓦切，溪母 ♒。

不过这个字不见于上古文献，且是合口，作为证据似嫌不足。

但是同一谐声系列中还有其他字似乎能证成它与见系发生关系。

（ ）“诸”为“之乎”的合音字，如果“之”与见
系发生关系，自然“诸”也与见系发生关系。

（ ）“煮”《说文》作“粥
鬲”，缅甸同源词作 ♒●♋☎，带舌根音。

（ ）“猪”与“豭”* ❑♋有语源联系。

与见系发生关系的章组（照三）李方桂先生（ ）拟作*K❑。

笔者改拟作* ●。

包拟古（Bodman ）认为来自*K 。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之”的读音是*klj✪☎，还是* ✪☎。

为了与“其”*♑✪☎比较，我们暂时采取不带复辅音的形式。

其中“是”的元音是e，上文已经讨论过，近指指代词的主元音为e。

在指代词强弱两式的对立上，e 属于a一类。

上古汉语指代词的a系列和✪系列一一对应，非常整齐。

语音的屈折变化，一般是反映语义上的差异。

那么它们反映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呢？上面讨论强调式的时候，我们举独龙语与汉语作过比较。

独龙语的音系中有六个元音：♋、♏、♓、✪、◆、☐，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也是这六个元音。

独龙语的弱化音节的韵母为✪，实际的读音为★。

★是一个很中性化的元音，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当一个语言中的元音发生弱化的时候，一般总是弱化作★。

独龙语弱化音★虽然有不同的来源，但是它们一旦弱化为★以后，同原来的语源割断了联系，在音位上就归到最接近的✪去了。

上古汉语估计也是这种情况，弱化音节也是★，在音位上则归到之部✪。

所以，我们猜想上古汉语指代词的✪系列可能属于弱化式。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余（予）～台
上古的第一人称除了“吾”以外，还有“余（予）”。

周法高认为两者为古今字。

“吾”*☠♋ ↘对应于藏语的☠♋（我），“余（予）”*●♋对应于藏语的♌♎♋♑（我自己，我个人）。

汉语的以母*●常塞化为*♎，如“陶”读馀昭切，声母是以母*●；又读徒刀切，声母是定母*♎。

藏语中也一样，古藏文的♎有些从●塞化而来。

如❍♎♋（箭）中的♎显然是从●变化过来，可比较这个词在其他
藏缅语中的同源词：
表
所以藏文♌♎♋♑也很可能从♌●♋♑之类的音变化而来，词根●♋♑与汉语的“余（予）”●♋对应。

汉语的“余（予）”原来也可能是“自己，个人”的意思，在先秦的早期文献中中还可以看到它原来意义的迹象，如早期文献中经常出现词组“余（予）一人”，“余（予）一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余一人亡禍。

（《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24）
余一人才（在）立（位），弘唯乃智。

（《毛公鼎》134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书经 湯誓》）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书经 湯誥》）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书经 盤庚上》）
則予一人以懌。

（《康誥》）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书经 多士》）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书经 立政》）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

（《仪礼·觐礼》）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论语·尧曰》）
《书经》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词组“予小子”也与“余（予）”的本义有关：
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书经 太甲上》）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书经 泰誓下》）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书经 武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书经 洛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诗·闵予小子》）
“余（予）”原来就是我自己的意思，由自称发展为谦称。

“台”《广韵》与之切，折合成上古音就是*●✪☎，它或作“以、辝、台司、以
心”。

在《书经》中它经常以“台小子”的形式出现：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湯誓》）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湯誥》）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說命下》）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汤誓》）
“台小子”显然就是“予小子”。

两者不同处是“余（予）”很少用于领格，而“台”一般只作紧密式的领格。

“余（予）”作领格时像“彼”一样后加“之”，形成松散式的领格：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
女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庄子·应帝王》）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离骚》）
周法高《称代篇》认为❽台❾是❽余❾和❽之❾的合音：●♋☎余+ ✪☎之>●✪☎。

他不知道紧密式领格是弱式，弱化式的韵母正是 ✪。

而且《书经》的❽台小子❾决不能解释作❽余之小子❾。

汝、女～而、乃
“而、乃”与“汝、女”的关系平行于“台”与“余（予）”的关系，“而、乃”一般用于紧密式领格，可见是“汝、女”的弱化式：
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

（《左传·宣公二年》）
必欲烹而翁，而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记》）
余喜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

（《左传·僖公十二年》）
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

（《周礼·天官·小宰》）
周法高也认为“而”是“汝之”的合音。

但是“而、乃”也间或用作主格，这就不是“汝之”所能解释：
朕心朕德惟乃知。

（《书经·康诰》）
今欲發之，乃能從我乎？（《汉书·翟义传》）颜师古注：“乃，汝也”
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庄子·应帝王》）
是～时
“是”和“时”作为指别词都可以用在名词前面，对名词进行限制，但是“是”还经常用作话题或主语，“时”却很少有这种用法。

“是”经常与强调词语同现，如“唯……是……”。

“是”作为宾语前置于动词表示强调，如“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左传·僖公四年》）。

“时”大体上没有这种用法。

所以“是”对“时”也是强式对弱式的关系。

彼～匪
“匪”为“彼”都可出现于名词前，对名词加以限制，但是“彼”还能出现于主格，甚至出现于宾格，如“息壤在彼”（《战国策·秦策》）。

“匪”只用于紧密式领格，没有主格和宾格的用法。

“匪”充当主格的例子只有《诗·小旻》一例：“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对照这首诗的下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匪”显然通“彼”。

这里的“匪”和“彼”都不确指为某人，所以都是指别词，不是代词。

“如彼築室于道謀”即“如彼築室于道謀者”，泛指那些筑室于道谋的人。

“匪”只用于紧密式领格的特点，也就是弱化式的特点。

者～之
“之”和“者”的语音关系，也是✪系列与♋系列的关系。

“之”和“者”在一些情况下是能够互换的：
堯舜，性者也（《孟子·尽心下》） 堯舜，性之也（《孟子·尽心上》）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何草不黄》），“者”与“之”对文
虚則知實之情，静則知動者正。

（《韩非子·主道》），“动者正”即“动之正”。

“者”与“之”的通用在近代汉语文献中还能找到例证（引自《宋元语言词典》）：
老母言者當也，師父可不道順父母顏情，呼為大孝。

（《襄阳会》二折）
陛下信讒臣之奏，待蓋雲月台，不可興工，言者錯矣。

（《介之推》一折）
在汉语的书面语中，“者”与“之”早就不通了，所以上二例决不是仿古而作，可能反映实际的口语。

“之”除了作结构助词用以外，在甲金文、《诗经》中多作指别词，如
辛亥貞，之月乙亥酒。

（《殷契粹编》）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诗·桃夭》）
之二蟲又何知。

（《庄子·逍遥游》）
结构助词的“之”实际上也来自于指别词，如《诗经·关睢》：“關關睢鳩，在河之洲”。

俞敏（1984）认为这儿的“之”“并不等于‘的’，在古人用这种‘之’字儿的时候儿，心里的语象（speech image）还是个指示的语象。

”但是“之”在结构助词的位置上能通“者”，为什么在指别词的位置上不能通“者”呢？
我们注意到，在近代汉语中，“者”是现代汉语“这”的前身（吕叔湘1993）：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

（王衍《醉妆》）
細想從來，斷腸多處，不與者番同。

（晏几道《少年游》）
憑寄離恨重重，者雙燕何曾，會人言語。

（宋徽宗《宴山亭》）
对比“者双燕”与《庄子》中的“之二蟲”，“者”与“之”用法相同。

“者”有些材料中写作“遮”：
江湖上，遮回疏放，作箇閒人样。

（陆游《点绛唇》）
遮箇渔翁无愠喜，乾坤都在孤篷底。

（张鎡《渔家傲》）
《传灯录》全用“遮”，而《祖堂集》写作“者”或“这”，可能是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声调。

“遮”
读平声，能够更好地与“之”的平声对应。

在现代闽语中近指代词还是“者”：
在蛮讲等方言中，近指代词还保持与“者”同音，但是在另一些方言中却与“者”不同音了，这大体上是封闭类词的特有音变造成的。

封闭类词大多是虚词，语音形式所负载的信息量很小，语音容易变化，所以语音会朝着发音省力的方向变化。

此处的近指代词就发生了两个音变。

一个是促声化，虚词往往会轻声化，轻声的声调特别短，就变成了促调，有入声的语言中入声读促调，于是它们就混入入声了，如❽椅子❾在常州话中说❽椅则❾，❽则❾是❽子❾的促声化。

第二音变是减小开口度，口张得小一点比大一点省力，“者”的韵母原来是 ♓♋，在福州等方言中变作 ♓了。

在浙江吴语中，整个丽衢片的近指代词都说“者”，不过语音也发生了变化。

一是韵母变作 ♓，就与福州一样。

一是声母零化，丽衢片的♦☑早期是 ♎✓， ♎✓很容易变成零声母，如“狼箕”在这些方言中已经读成“狼衣”了，浙西塞擦音的零化现象可见郑张尚芳（ ）的讨论。

以上的语言事实说明，上古汉语的文献中虽然没有“者”作指别词的例子，但是并不说明在方言中也没有“者”可以作指别词。

在某些方言中，指别词“者”演变为近指代词，而且传入汉语共同语，成为普通话中的“这”。

居～其
“其”中古有群母之韵和见母之韵两种读音，折合成上古音就是*♑✪☎和* ✪☎。

作指代词用的“其”一般认为读群母。

但是《诗·扬之水》：“彼其之子”笺：“其，或作記”。

《诗·侯人》：“彼其之子”，《表记》作“記”。

这些例子中的“其”都通见母字“记”* ✪☎♦，说明此处的“其”更可能是读作* ✪☎。

与这个指代词相对应的♋系列字是“居”* ♋☎，下面例子取自《经传释词》，但是王引之都错误地把它们看作是“詞也”。

据王的凡例，解释作“詞也”的虚词，没有实在的意义，可以去掉，但是这些“居”是有意义的：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易·系辞传》）。

“居”是指别词，“則居可知矣”就是“則其可知矣”。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诗·十月之交》）。

孔颖达疏说：“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王引之批评他：“先言往而後言居，未免倒置經文”，批评得很对。

但是这里的“以居徂向”也不简单地是“以徂向”，而是“从那里到向这个地方去”的意思，“居”为指别词。

其得始升，上帝居歆（《诗·生民》）。

孔笺说：“上帝則安而歆饗之。

”王引之批评“於義未安”，甚是。

但是他把“居”解释为“亦语助”，“上帝居歆，上帝歆也”，也是大错。

“居”为指别词，作宾语，“上帝居歆”就是“上帝其歆”，或“上帝是歆”。

这个“居”* ♋☎后来发展为许多南方方言中的近指代词“个”。

刘知几《史通》卷十七指出“个”在唐江左已经通行。

“个”作为近指代词见于许多唐宋文献：
香車寶馬共喧闐，個里多情俠少年。

（王维《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季杂言》）
汝太奇，豈可為錢誑個人？（封演《封氏闻见记》）
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

（《旧唐书·李密传》）
不过文献资料只能说明古代吴语的近指代词声音近“个”，并不能说明它的本字就是“个”字。

唐代的“个”歌韵见母，高本汉拟作 ✌，与上古的“居”* ♋☎相比，语音非常相近。

封闭类词的音变往往有滞后现象，如“他”在唐代是*♦♒✌，到现代北京话应该变作♦♒◆☐，因为它是封闭类词，至今还是♦♒♋。

可以这样假设，上古的“居”* ♋☎在江南方言中一直保持♋类的韵母，到唐代，与歌韵✌的读音最接近，就并到歌韵中去了。

许多现代南方方言的近指代词还是“个”。

但是，也有一些方言“个”
，如台州片的远指代词：
在上古汉语中真正的近指词是“此”，远指词是“彼”。

“之、其”既不是近指，也不是远指。

所以，有些方言中演变为近指词，有些方言演变为远指词。

渠～其
“其”*♑✪☎在上古汉语只用作紧密式领格，紧密式领格一般都是弱化的，元音是 ✪☎。

从上文各个指代词的讨论可知，如果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用作主格、宾格的词，其语音形式最可能是♑♋☎，但是我们在上古文献中实在找不到这么一个词存在。

如果在语法上留着这么一个空档，往往就会有其他的词去填补它。

“其”失去领格意义，逐渐变作独立的主格，是最便捷的演变方式。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孟子·万章上）
《马氏文通》认为这里的“其”有两用，既是“欲”的宾语，又是后面短语中的主语，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兼语式。

但是杨树达以为“其”即“彼之”的意思，上面这个句子等于“親之欲彼之貴也，愛之欲彼之富也”。

周法高《称代篇》以为另有些句子中，“其”不能解释作“彼之”，如“人見其禽獸也”，不可以说成“人見彼之禽獸也”，“若其不還”不可以说成“若彼之不還”。

不过周氏也认为“当然可能由‘其’字领位的用法而逐渐变为‘其’字主位的用法；不过已经演变成一用法后，便不见得能和前一用法相等了。

”
“其”可能先是演变作附属子句的主语：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孟子·离娄下》）
“其”演变作独立句的主语可能更晚一点，周法高认为当在梁以后：
其猶故呻喚。

（《经律异相》四引《百句譬喻经》）
在那个时候，第三人称代词“渠”已经出现于文献：
雖與府吏要，渠會總無緣。

（古焦仲卿诗）
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

（《三国志·吴志·赵达传》）
在一种方言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不可能既是“其”，又是“渠”。

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七说：“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可见“渠”是一个江南的方言词，在北方说“其”。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只有南方方言的第三人称为“渠”，它的分布区域包括吴徽方言、客赣方言、粤方言、湘方言和闽北方言。

可见，“其”与“之”的情况很相似，北方只有✪系列的“其、之”，南方还有♋系列的“渠、者”。

上古汉语是有形态的。

形态有两种，一与句法发生关系，如格的形态实际上是反映名词与其他成分的句法关系；一与语用发生关系，吴语中的强调式是典型的语用形态，什么时候要强调完全是说话人根据具体语境决定的。

句法现象反映语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以反映到形态上是整齐划一的。

语用现象反映说话人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只能取决于语境，如果在句法平面上去观看其形态变化，就会得到不整齐的结论。

上古汉语的强调式和弱化式既与句法现象发生关系，也与语用有关，对它们进行语会分析的时候，就应该分别从在两个平面上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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