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铜元挑版捡漏手册（东三省篇上）

當十铜元挑版捡漏手册（东三省篇上）
當十类铜元里，接触东三省一分比较晚。

至今手里放的，还是2010年从泉友处购得的那十六枚。

闲时拿出，一字排开，个个巧克力包浆，文图清晰，讨人欢喜。

品玩久了，也颇感其独特。

一则面值虽称十进制，但尺寸重量却都明显小于同时期行用的旧式或外省當十铜元；二则民国机制辅币中，其是为数不多、最早将梅花图案铸于币面的铜元；三则版式简单只分大字、小字两类，但存量却天壤地别。

（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
理清东三省一分铜元铸行沿革、版式多寡前，有必要先说说东三省的来历渊源。

查典籍：明代以来东北有“关东”之称，清代有“东三省”之称。

如《清高宗实录》中记载：“定简放东三省副都统城守尉例。

论盛京（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等处，向因风俗淳朴，地方宁谧，是以三省旗员皆放本处之人，即副都统、城守尉大员亦有简放本处者……”嘉庆《大清会典》中明确指出：“留都曰盛京，其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龙江，是为东三省。

”嘉庆时西清所撰《黑龙江外纪》书中也称：“黑龙江今为东三省之一。

”可见清前期还未设省，就已称呼东北方向的将军辖地为“东三省”。

到清末“东三省”用语更加普遍，如
1885年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1902年中俄两国《交收东三省条约》、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等。

1907年，东北改制，清廷正式将原属将军辖地的奉天（盛京，即沈阳）、吉林、黑龙江设行省，各省任命巡抚，并置东三省总督一员。

至此东三省成为正式名称，同时也称之为东省地区。

（清末东三省全图）
民国初，沿袭清制，东三省所辖地名并无变更。

至1928年底张学良发“易帜通电”，东三省接受国民政府领导。

次年2月5日，国民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盛京时报》于改名前的2月3日载：“据官得消息，关于东三省名称变更，其中奉天省奉中央方面拟改为关东省一节，现经奉方以关东省仍属不适，特电请中央打消。

改为辽宁省，以符名实，而合制度……查奉方请改辽宁二字，盖取辽河之东为辽东区域，辽河之西为辽远河区域之义。

”此是对辽宁省名由来的最早解释。

奉省改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中华最新形势图》辽宁省图幅中曾说明：“辽宁，旧称奉天，以奉天二字含有帝制意味……，改今名，取辽域安宁之义。

简称辽，别名辽东。

”“辽宁”省名自此亮相，亦成为中国各省、自治区中出现最晚的省份名称。

至今，东三省特指“黑、吉、辽”，国人皆知。

铸行沿革
1929年1月12日，张学良出任主席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裁撤军冗、整饬金融成当务之急。

一直担任奉军钱袋子的，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鲁穆庭则被任命为财务处处长。

因历年战事连绵，军费消耗巨大，东三省经济萎缩，市场萧条，铜圆多被熔毁或大量外流日本等地，造成辅币通货紧缺。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财政部调查报告，当时长春、哈尔滨与吉林市流通的十文与二十文铜元数目极少，辽宁的大连、沈阳只流通十文铜元，数目也极少。

而在南满租借地及南满铁路地带内，却有若干日本铜元流通。

报告认为，东三省属于“铜元极少流通”地区。

但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奉天造币分厂已被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向当时的北京政府强行索得，逼迫财政部批示“已无留存之必要，乃允照办”予以裁撤，与奉天军械厂合并改成代造处。

民国十二年，为满足奉军作战需求，更撤销代造处，遣散员工停止造币，专门生产枪炮。

直到民国十五年，在经历两次直奉战争造成财库空虚后，再商
洽银行团出资，由东三省官银号与兵工厂合办造币厂才恢复生产，主要铸造大银元。

张学良主政不久，为缓金融含辅币困局，并抵制日本通货渗透，即决定将造币厂与兵工厂分离，新设辽宁造币厂，由鲁穆庭兼任厂长，专司东三省货币铸行。

（民国十八年东三省大写壹分大字试铸样币）
1929年4月26日，鲁穆庭等人联名向东北政务委员会呈报《为市面行使现洋缺乏辅币拟鼓铸铜元以资补助由》，提出铸造十进位制的、面值为一分铜元的建议：“兹拟仿照天津厂民国五年之例，鼓铸十进纯铜元若干，定为每百枚兑换洋一元作为永远固定价格，俾得出入一致免有涨落之差。

成色按国币条例，铜九铅一，容配重量务须适中。

数目不求其多，以适合市面之需要为止。

式样模型力求精致，拟不使与各省旧式铜元雷同。

俾便区分，以杜顶冒或仿铸之弊，兑换由职号负责，庶免有价格高下之差。

如此办理，在辅币则不致缺乏，在进位则便于计算，在外币则无可立足，在商民则必乐于行使，是以酌量情形则鼓铸新式铜元实有施行之必要。

且职号附设立造币厂，曾有鼓铸铜元，机器尚存完备，稍加修补即可举办，无须另为设备。

”
张学良接报后，于1929年5月17日，指令辽宁省政府主席翟文选：“据呈已悉，应准铸造。

但须预防伪制，应不惜工本。

对于分量务须从重，花纹式样，均应精细，即铜质亦宜挑选。

必期仿造不易，无利可图，使伪品无可发生。

则鼓铸方为合式。

仰即转饬遵照。

此
令。

”
按张学良指示，辽宁造币厂马上开启新版铜元的样式设计、铸造发行。

据载，1929年6月11日前后，新版铜元钢模制作已经开始，“顾平津一带之铜元，现约四百枚易一元。

今欲铸十枚合一角者，自必须与寻常铜元异其形式，此时正在雕模鼓铸，须俟所铸足敷应用，现洋制方能实施。

惟此项铜元，只为一角以内找零之用，且比诸他省兑换，相差殊多，自无流出他省之虑，故所铸不多。

”
而且，1929年6月25日发行的《银行周报》第13卷第24号（总第605号）刊发了一份经省政府同意的布告，里面将要发行的铜元样式予以了说明：“其铜元正面中心为白旗，上印中华民国十八年，两旁有二宝星，下铸东三省三字；背面为梅花三枚圈绕，中心为一分二字。

”对照现存实物，不难看出，此处所说铜元即为东三省一分大写版。

（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半花版）
东三省一分是民国机制币中首个以梅花为样式的當十铜元，之所以如此，应与当时国民政府厘定梅花为国花有关。

1929年1月28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九三次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报告
审查选定国花案呈文：“吾国现当革命完成，训政开始，新邦肇造，不可不厘订国花，以资表率。

……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

定为国花，似较相宜。

……本部遵即照原案审议，其结果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

惟原案定为五朵连枝，本部拟改为三朵连枝。

因梅花原为五瓣，用表五族共和、五权并重；而三朵连枝，乃取喻三民主义，似较相宜。

惟事关典章，本部未便擅专，现已委托艺术院绘定制服帽徽图样，于徽内分绘折枝全开梅花三朵及五朵者各一式，以备呈送行政院选择。

”
尽管梅花未能正式公布为国花，但国民政府明令可用作各种徽饰，此后中央银行以梅花为国币图案，邮政局大量印制梅花邮票，连军服帽徽及军阶也采用梅花，许多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也常常可见梅花徽饰。

这样，梅花自然成了民国时期公认的国花。

此时，辽宁造币厂选定梅花为新版铜币图案，和“东北易帜”内涵一致，亦保留东北特色，“不使与旧式各省铜元雷同”。

民国十九年四川梅花党徽铜币，与东三省大写壹分设计极为类似，正面也是梅花分列两侧，可能就参考了其设计。

样式初定后，1929年8月17日新版铜元曾交辽宁总商会样币10枚，紧接着就要大量铸造，且发行时间拟定在8月23日。

但节外生枝的是，初定版式呈报中央后，因正面的青天白日党徽图案被珠圈环绕，又与“东三省”字样并列，被国民政府认为寓意欠佳驳回重新刻模。

按9月20日辽宁省财政厅给税捐局、县财政局训令：“兹据该号呈称，遵经就花纹式样重行厘定，并挑选铜色，其重仍为库平一钱五分，开始鼓铸。

”
这说明，新设计的铜元与6月25日《银行周报》布告上所刊发式样已不同。

此新式铜元，当是小写版东三省一分。

且根据此训令，此版铜元拟定发行时间为9月23日。

这也说明，此前8月23日说要发行的东三省一分大写版铸行时间很短，或根本没有发行。

这亦与现今大写版存世寥寥，极其珍罕情况一致。

（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全花版）
东三省一分正式投入市场后，有效缓解了辅币不足，市民称便，但随即也面临问题。

因为，无论是民初颁布的《国币条例》，还是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推行的《国币法草案》，都规定了新铸铜元辅币不仅要采用十进位制，而且重量要保证为一钱八分。

而东三省一分名义上称“十进铜元”，按每铜元五分折本位币一元，但实际不仅尺寸小一圈，重量也只有一钱五分（5.5克），比民国五年天津版一分足足轻了1克还多。

东三省一分对于旧式或外省铜元来说，无疑是一种“劣币”。

正因如此，为推行东三省一分，当时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和辽宁省政府等不断限制本省和外省旧有铜元的使用和流入。

对于出现“一般奸民，借机勾引外人收买杂种大宗铜元，改造十进铜元，朦混行使，以图渔利，破坏圜法”的情况，一方面设立收兑处，另一方面则“无论本省或外省铸造，一律按照省城牌价，每铜元四百枚兑换现洋一元。

至各商民存有本省铜元者，自应照此价兑换，但如系外省者，一概不收。

如市行涨落较多时，由号（东三省官银号）通知改订。

”并规定“如有携运旧式铜元，无论本省外省所铸及是否转售改造从中渔利，数目在五百枚以上者，尽数没收，分别以一半充公，解送省府核收；一半截留充赏。

如数在五千枚以上者，除没收外并得将人犯送交官厅
迅办，以杜来源。

”强力确保东三省一分正常流通。

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18日，辽宁造币厂被日军占领，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被洗劫一空，东三省一分铜元停止制造。

前后两年时间，共发行1959.75万枚。

小小一分铜币，亦成为日本侵华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