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读书活动与读书科学的演变

日本国民读书活动与读书科学的演变作者：***
来源：《新阅读》2022年第05期
摘要：日本国民阅读在明治维新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迁。

本文通过介绍日本读书活动，以及日本国民读书理念和读书科学的发展研究呈现日本国民阅读现状，展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阅读理念变迁和读书科学的发展，以及日本读书活动的开展情况。

关键词：读书活动阅读理念读书科学
2019年2月，日本文化厅对全国16岁以上国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被调查者1个月内1本书都没有读的比率为47.3%;2002年这一数据为37.6%;2008年为46.1%;2013年为47.5%。

[1]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近10年内日本国民阅读率大幅下降。

对国民不读书的忧虑促使日本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如1997年修正《学校图书馆法》，2001年颁布《关于推动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19年6月通过《无障碍阅读法》等。

此外还有文部科学省4次修订的《儿童读书活动推进基本计划》。

日本政府想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开展读书活动，提高阅读率。

日本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由大中小学、社区、图书馆、地方公共机构等组织开展读书活动。

“读书给你听”活动。

1990年代末，日本社会发起“读书给你听”活动，主要招募社会志愿者参与。

该活动在5年时间里成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读书活动之一。

因为不太容易招募到活动志愿者，因此在大城市发展很快，在地方县市却发展较慢。

读书志愿者主要是青少年父母和社会民众，活动场所主要是学校。

“读书给你听”的活动方式是大声朗读书籍给别人听。

这个活动的成功开展意味着明治维新之后被“默读”取代的“朗读”重新回归。

日本的读书科学研究表明，朗读或听别人读书对理解文章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朗读古典文学作品效果更好。

这也是推出“读书给你听”活动的理论依据。

根据日本2003年对2593所全国私立、公立中小学调查结果，有48%的学校即1245所学校开展了“读书给你听”活动，其中小学开展率达到64%，中学为56.5%;在3年时间里，开展“读书给你听”活动的学校增加了50%以上。

有62.1%的在校学生父母、13.2%的毕业学生父母和52.1%的社会民众曾经担任过读书志愿者。

[2]
从活动范围看，学校明显高于社会，而小学又高于中学。

原因是这个活动更适合在小学生中开展，因为他们识字率不高，可以通過听别人读书的方式吸收更多知识;而中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增强，通过听别人读书吸收知识的意愿下降。

“晨读”活动。

1988年4月，日本千叶县私立船桥学园女子高校首先开展了“晨读”活动，规定在上课前10分钟老师、学生可以阅读自己想读的书籍。

晨读活动有四个特点：第一，大家一起读书;第二，每天都要读书;第三，要读好书;第四，只是读书。

1993年，私立船桥学园女子高校编辑出版了一本书《晨读发生的奇迹——每天10分钟，读书的女学生们》，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之后开展晨读活动的日本小学和中学越来越多。

2010年，有75%的小学、76%的初中和42%的高中开展了晨读活动。

[3]
在晨读活动大规模推广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开始研究晨读活动的意义、效果、方法等。

研究表明，晨读不仅让学生在10分钟的读书时间内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力、理解力、想象力等，甚至增强了学生与他人的交流能力。

[4]
读书会。

日本《关于推动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第2条规定，为了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让他们在各种场合能进行读书活动，要尽可能为儿童提供完善的读书环境。

“读书会”正是为儿童创造更多更好的读书环境而开展的活动。

日本《最新图书馆用语大辞典》对“读书会”作了定义，是“多人集中在一起进行的读书活动，大家轮流阅读同一本书或者对各自喜欢的书籍发表感想，比如主题读书会、亲子读书会等。

读书会是对个人在读书过程中遇到困难或理解过于主观的有益补充”。

[5]
2011年，研究者对参加一个叫“长编物语”读书会的三年级的小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个读书会读的书都是日本不同时期的故事，可读性较强。

但《太阳战士》这本书出现了3个学生一起读也读不懂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这本书不适合小学生？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一些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这本书，并把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书籍阅读当作挑战。

[6]
读书周和儿童读书周。

“读书周”和“儿童读书周”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两个读书活动。

“读书周”设立于1947年，彼时二战刚刚结束，设立的目的是因为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消失，希望通过读书的力量建立和平的文化国家。

1959年，第一届“儿童读书周”活动举办。

1975年开始，日本伊藤忠纪念财团开始资助隶属儿童读书周的“儿童图书文库”，直到2019年共完成2402套儿童图书的出版。

[7]
现在“读书周”和“儿童读书周”每年一起举办，公益社团法人“读书推进运动协议会”负责这两个活动。

这两项读书活动历史悠久，广为人知。

在读书周举办之前会向市民征集并遴选标语。

2020年“读书周”和“儿童读书周”在10月27日—11月9日举办，但2019年12月10日就成立“标语选定事业委员会”向市民征集两个读书活动的标语和宣传画。

最后“儿童读书周”选出的标语是阿见信子提出的“偶遇！和一本好书”，她获得1万日元额度的图书卡奖励，还有18个标语分别获二等、三等奖励。

宣传画被选出者的奖励更多，第一名获得了10万日元奖励。

除了上述4种读书活动外，日本正在进行的还有亲子读书运动等多种读书活动。

日本阅读理念的变迁
日本这样定义“读书”概念，“读书是通过阅读书籍的行为获取信息的一种学习。

读书活动不仅是获取信息，还要通过写作读书感想等形式传播信息”。

[8]日本的国民阅读在明治维新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教养主义读书。

日本国民的现代性阅读始于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维新以后，报纸开始普及、教育机会增加，图书馆数量增加，国民有了阅读条件，读书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印刷物大量增加，对阅读人群进行分类势在必行。

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推出专门针对儿童的杂志，很快就达到60多种。

[9]这个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备受瞩目，整个日本出版界都大幅增加了面向儿童的题材。

[10]
明治维新之前，“读书”主要是旧式日本学校学生的特权，那时用“人格形成”描述读书的价值。

明治维新后由于“读书”扩大为社会大众阶层的权利，并形成了“教养”与“修养”的概念，读书的意义变为提高教养，故被称之为“教养主义读书论”。

实用主义读书。

“教养主义读书论”认为读书主要被人性中的好奇心、理想驱动，与学历高低、职业没有太大关系。

但随着时代发展，以提升教养为目的的读书行为在减少，出于实用主义目的的读书行为增加，二战结束是这两者的分界点。

日本国民的读书目的在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并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变得极具实用性，就是迅速吸收知识、提升工作技能，从而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获得收益;同时随着社会文化勃兴并和欧美接轨，日本青年人的读书目的也从提高教养转向了娱乐。

[11]
图书内容被迫改变以适应国民读书目的的变化，比如图书的语言文字更加精练、内容吸引力增强等，图书市场读者也占据了更多主动权。

直到今天，日本社会仍然以实用主义读书为主流。

读书指导。

读书本来是个人行为，但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读书率持续走低引发政府担忧，逐渐形成现在日本政府通过法律、行政令推进读书的“读书指导”举措。

其最早源流来自明治时期文部省公布的“思想善导”，由政府等行政部门负责审定“良书”并防止“异端者”写作不良内容出版物。

[12]
日本政府的“读书指导”逐步对社会产生全面影响，这必然带来个人自然读书和社会指导读书的冲突。

比如，对好书的推介具有功利性，里面包含着社会、家长等各方面利益考量，反而损害了读书环境的真正多元性。

[13]
日本现在的国民读书框架是政府以法律和行政令构建顶层设计，以教育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图书馆为依托，以各种读书活动连接国民。

通过每年的读书调查可以看出，读书活动对于国民阅读率提升是有效果的。

根据日本学校图书馆协议会和每日新闻第66回《学校读书调查》显示，2021年5月间，小学生平均读了12.7册书，中学生平均读了5.3册书，高中生平均读了1.6册书;小学生不读率是5.5%，初中生不读率是10.1%，高中生不读率是49.8%。

这些数据与1989年数据相比，初中生不读率下降最多，当时初中生不读率为41.9%、小学生的不读率为10.5%、高中生不读率为57%。

[14]
日本读书科学的发展
日本读书科学的发展有两大变化。

第一，读书研究从对文字认知扩大到对文章内容、意义的理解;第二，从读者读书兴趣的发展、读书习惯的养成和读书文化的研究转为读书对个人心理发展的影响，以及与读书有关的认知科学研究、社会学研究。

读书与语言认知。

明治维新之前，学校读书主要以汉学书籍为主;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知识、书籍大规模进入日本，到了19世纪末，读书方式从传统的“音读”变为“默读”。

与读书联系最直接的是语言技能，对学生而言，通过读书肯定可以掌握超出课堂之外的语言技能。

但其中又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读书与提高语言技能是否有性别之间的差异？调查显示，男生和女生提高语言技能的方式不一样。

对男生，父母对子女意志、意见的尊重成为激发读书动力、提高阅读技能的影响因素;女生阅读技能提高的重要因素是女生间在学校学习、生活中的良性互动关系。

[15]
近年来，日本比较多的读书研究关注读书与生活认知的关系。

研究显示，读书可以对不同书籍中的时间、空间、人物、情感等进行体验，扩展中小学生对世界的认知。

读书越多，学生们对生活的认知面越广，但这种体验是一种虚拟的体验，并不是切实的生活感受。

[16]
读书与兴趣。

1950年代左右，日本学者开始研究读书興趣的发展阶段，比如把人的读书兴趣分为摇篮期（2—4岁）、民间传说期（4—6岁）、寓言故事期（6—8岁）、童话期（8—10岁）、故事期（10—12岁）、传记期（12—14岁）、文学期（14岁以后）、思索期（17岁以后）等。

[17]1970-1980年代，由于读书与个人心理研究的发展，对读书兴趣的研究有所停滞，但并没有被置于研究视野之外。

1990年代后，随着社会读书率下降、媒介环境和读书环境的剧烈变化，有关读书兴趣的研究又开始增多。

比如有研究发现，“读书指导”对提高读者的读书兴趣是有效的，但是读书指导的困难正逐年增加，读者的兴趣也在逐年降低。

当前，读书兴趣研究最新的课题来自于电子书籍、平板读书、互联网读书等新阅读方式的出现对读书的挑战。

读书与个体心理。

与社会文化层面的读书研究不同，性格、态度与读书之间的关系属于个体心理学研究。

比如有读书能力却不愿意读书的人，就不是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技能的问题，而是读书的意愿、态度问题。

性格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建立需要专业的量化分析和研究，不同读者群体、读书内容和性格、态度间的关系又各不相同。

比如日本漫画的主要分支之一少女漫画，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与女权运动、性别冲突相关;但对少女漫画的构想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则属于认知心理学。

针对中小学学生读书意愿问题，日本教育学者塚田泰彦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显化学习者潜在的读书能力;第二，激发学生内心读书的意愿;第三，要发挥潜在的“我”在读书中的作用。

[18]至于如何使潜在的读书能力显化出来，实现理论到实践的操作，研究者提出，要在和学生“相谈”的过程中进行指导，切断学生不良习惯的恶性循环，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等。

结论
日本的读书活动和读书科学相辅相成，但读书终究是实践性极强的个体行为。

从近年日本国民读书调查结果看，读书活动提升了国民阅读率，强化了社会读书氛围。

随着印刷物大量增加，对阅读人群进行分类势在必行。

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推出专门针对儿童的杂志，很快就达到60多种。

[9]这个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备受瞩目，整个日本出版界都大幅增加了面向儿童的题材。

[10]
明治维新之前，“读书”主要是旧式日本学校学生的特权，那时用“人格形成”描述读书的价值。

明治维新后由于“读书”扩大为社会大众阶层的权利，并形成了“教养”与“修养”的概念，读书的意义变为提高教养，故被称之为“教养主义读书论”。

实用主义读书。

“教养主义读书论”认为读书主要被人性中的好奇心、理想驱动，与学历高低、职业没有太大关系。

但随着时代发展，以提升教养为目的的读书行为在减少，出于实用主义目的的读书行为增加，二战结束是这两者的分界点。

日本国民的读书目的在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并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变得极具实用性，就是迅速吸收知识、提升工作技能，从而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获得收益;同时随着社会文化勃兴并和欧美接轨，日本青年人的读书目的也从提高教养转向了娱乐。

[11]
图书内容被迫改变以适应国民读书目的的变化，比如图书的语言文字更加精练、内容吸引力增强等，图书市场读者也占据了更多主动权。

直到今天，日本社会仍然以实用主义读书为主流。

读书指导。

读书本来是个人行为，但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读书率持续走低引发政府担忧，逐渐形成现在日本政府通过法律、行政令推进读书的“读书指导”举措。

其最早源流来自明治时期文部省公布的“思想善导”，由政府等行政部门负责审定“良书”并防止“异端者”写作不良内容出版物。

[12]
日本政府的“读书指导”逐步对社会产生全面影响，这必然带来个人自然读书和社会指导读书的冲突。

比如，对好书的推介具有功利性，里面包含着社会、家长等各方面利益考量，反而损害了读书环境的真正多元性。

[13]
日本现在的国民读书框架是政府以法律和行政令構建顶层设计，以教育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图书馆为依托，以各种读书活动连接国民。

通过每年的读书调查可以看出，读书活动对于国民阅读率提升是有效果的。

根据日本学校图书馆协议会和每日新闻第66回《学校读书调查》显示，2021年5月间，小学生平均读了12.7册书，中学生平均读了5.3册书，高中生平均读了1.6册书;小学生不读率是5.5%，初中生不读率是10.1%，高中生不读率是49.8%。

这些数据与1989年数据相比，初中生不读率下降最多，当时初中生不读率为41.9%、小学生的不读率为10.5%、高中生不读率为57%。

[14]
日本读书科学的发展
日本读书科学的发展有两大变化。

第一，读书研究从对文字认知扩大到对文章内容、意义的理解;第二，从读者读书兴趣的发展、读书习惯的养成和读书文化的研究转为读书对个人心理发展的影响，以及与读书有关的认知科学研究、社会学研究。

读书与语言认知。

明治维新之前，学校读书主要以汉学书籍为主;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知识、书籍大规模进入日本，到了19世纪末，读书方式从传统的“音读”变为“默读”。

与读书联系最直接的是语言技能，对学生而言，通过读书肯定可以掌握超出课堂之外的语言技能。

但其中又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读书与提高语言技能是否有性别之间的差异？调查显示，男生和女生提高语言技能的方式不一样。

对男生，父母对子女意志、意见的尊重成为激发读书动力、提高阅读技能的影响因素;女生阅读技能提高的重要因素是女生间在学校学习、生活中的良性互动关系。

[15]
近年来，日本比较多的读书研究关注读书与生活认知的关系。

研究显示，读书可以对不同书籍中的时间、空间、人物、情感等进行体验，扩展中小学生对世界的认知。

读书越多，学生们对生活的认知面越广，但这种体验是一种虚拟的体验，并不是切实的生活感受。

[16]
读书与兴趣。

1950年代左右，日本学者开始研究读书兴趣的发展阶段，比如把人的读书兴趣分为摇篮期（2—4岁）、民间传说期（4—6岁）、寓言故事期（6—8岁）、童话期（8—10岁）、故事期（10—12岁）、传记期（12—14岁）、文学期（14岁以后）、思索期（17岁以后）等。

[17]1970-1980年代，由于读书与个人心理研究的发展，对读书兴趣的研究有所停滞，但并没有被置于研究视野之外。

1990年代后，随着社会读书率下降、媒介环境和读书环境的剧烈变化，有关读书兴趣的研究又开始增多。

比如有研究发现，“读书指导”对提高读者的读书兴趣是有效的，但是读书指导的困难正逐年增加，读者的兴趣也在逐年降低。

当前，读书兴趣研究最新的课题来自于电子书籍、平板读书、互联网读书等新阅读方式的出现对读书的挑战。

读书与个体心理。

与社会文化层面的读书研究不同，性格、态度与读书之间的关系属于个体心理学研究。

比如有读书能力却不愿意读书的人，就不是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技能的问题，而是读书的意愿、态度问题。

性格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建立需要专业的量化分析和研究，不同读者群体、读书内容和性格、态度间的关系又各不相同。

比如日本漫画的主要分支之一少女漫画，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与女权运动、性别冲突相关;但对少女漫画的构想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则属于认知心理学。

针对中小学学生读书意愿问题，日本教育学者塚田泰彦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显化学习者潜在的读书能力;第二，激发学生内心读书的意愿;第三，要发挥潜在的“我”在读书中的作用。

[18]至于如何使潜在的读书能力显化出来，实现理论到实践的操作，研究者提出，要在和学生“相谈”的过程中进行指导，切断学生不良习惯的恶性循环，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等。

结论
日本的读书活动和读书科学相辅相成，但读书终究是实践性极强的个体行为。

从近年日本国民读书调查结果看，读书活动提升了国民阅读率，强化了社会读书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