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学伪经考》讲起

從《新學偽經考》講起
——淺談中華民族的民族倫理
1891年，光緒十七年。

這一年，是大清國自鴉片戰爭以降，顯得普通平靜的一年。

可是，註定有人要打破這種平靜。

這一年，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橫空出世。

此書「使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搖動，一切古書，皆須重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一大颶風也」。

這是1920年，康有為在「清代學術概論」裏，對己所作之定論。

倘若說自漢代以來即有了經今古文之辯，《新學偽經考》可謂將此間之爭，推向了高潮。

孔子立六經之時，恐怕也不曾想到，儒學會有如此戲劇性的歷史。

秦始皇焚書坑儒、魯恭王毀宅得經，到董仲舒這裏，將儒家學説化爲帝制的倫理架構三綱五常。

所謂「君為主、臣為從；父為主，子為從；夫為主，妻為從」【1】云云。

至朱子而集此說大成，將綱常發揮到了極致，亦即「存天理，去人欲」之理學。

此後，中華民族的倫理哲學，似乎宓穆了起來。

千年來，不過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朝代更迭，而新上位的「王侯將相」，依舊是「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

中國人的哲理，本是先進。

放諸今世所言之四大文明古國者，唯有中國，其宇宙觀來自於自然萬物，而非有神祗創世之說。

《淮南子》有謂「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

……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又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說。

這正是古人認知到天、地、人一切由自然所生，何來天理人欲之別呢？故王陽明有言，「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2】
也正是明朝，這個可說見諸政治鬥爭最多於中國歷史的朝代，卻亦是中國人對舊有倫理反思的開始。

「清議」是中國自黨錮之禍後，晚明官場中最常見的詞之一，他的內涵，在於士大夫階級呼籲朝廷應更注重民間的需求。

然而，正如《明史》所提「居官有所執爭，則清議寓然歸之。

」「清議」這本在求「清」之舉，竟遭諸多沽名釣譽之人所染，而淪為意氣之爭，俟河之清。

至崇禎朝而未能改，明亡實早有徵也。

但正如美國漢學家班哲明•艾爾曼曾指出的，明朝的東林黨運動是近代中國人試圖消除朝廷專制的起源【3】。

東林黨醞釀於遠離俇攘京城的江南，稍後，這裏更將有一股維新勢力的誕生。

1644絕對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年份之一，滿清入關被當時的漢人視為亡國，也正是如此，儒生對理學的空談，終於感到不滿了。

戴震講的擲地有聲：「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

十八世紀晚期，江南一帶貿易頻繁，考證學亦是在此發揚。

與戴震同
時代的大儒閻若璩，窮其精力三十年訓詁、考據古經尚書，編成《尚書古文疏證》，認定《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

古典經書即有可能是後人偽造，從此也就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一股維新的氣氛，開始在大清國的士大夫中彌漫開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文字獄帶來的桎梏，促使了考據之學的興起，孟森在《明清講義》中總結：「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
因此，若說有清一代三百年有何貢獻，考據學風帶動的今文學派復起，可謂為朽棘不彫的帝制中國、和「帝制儒家」（費正清語【4】），注入了希望。

但很快就要來到的一八四零年代，卻不可不稱之為屬於英國的時代，英國在海上稱霸，帝制中國卻仍然有片甲不得下海的禁海令，而考據之學似乎也已然隨著乾嘉盛世的過去而靜下來了。

事實上，這一時期的考據學風，已然轉化為履仁蹈義的經世致用。

寫下《老子本義》的魏源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

他參與過鹽稅改革，更主張清廷應當開放海路，以免運河運輸之費時。

而他為好友林則徐所編寫的《海國圖志》，其中提到一個「巴厘滿衙門」，這是出自音譯的「議會（Parliament）」。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卻似乎來得晚了一些。

兩次鴉片戰爭，壓得中國人透不過氣來，甚至都有些喑默了。

《新學偽經考》就是在這個時候應世的，為風雨飄搖的光緒朝攘臂一呼。

這本五年之後就被清廷以「惑世誣民」之名毀版的書，有那一代讀書人赤誠的救國之心，誠如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所言「吾為天遊，想像諸極樂之世界，想像諸極苦之世界，樂者吾樂之，苦者吾救亡，吾為諸天之物，吾寧舍世界天界絕類逃倫而獨樂哉。

」
現代學者常謂常州學派托古改制，乃在為引進「巴厘滿衙門」，而以古代既有思想效西國憲政之實，譬如費正清晚年在整理中國通史時，曾說：「改革運動若要獲得廣泛支持，必須先設法讓中國舍固有舊制而取法外人的做法在哲學思想上站住腳，由於中國統治階層仍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信仰，就必須從儒家思想中尋求認可。

」許多學者認為正是因為如此，維新派無法跳脫「封建思想」而最終失敗。

維新派的墮負，主因或許並不在古老東方思想的盤根錯節，無以撼動帝制。

縱觀清朝由考據學風一貫而成的維新派，似乎都未能精進陽明先生以心學抗衡理學之溯。

事實上，在董仲舒創綱常說之前，儒學並未有如此之理。

孔子只曾說過：「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

」【5】（這裏的別，作「謹慎」之意【6】），繼而說「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也，大昏為大，大昏至矣。

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

是故君子興敬為親，
舍敬是遺親也。

」【7】由此可見，孔子此說，不過是出自於愛人之仁，發自於大親之情的禮。

但自法家大成者韓非，匯其師荀子所編時，卻成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8】後世董氏循聲附會，穿鑿陰陽調劑之說，遂有三綱之事。

然既有三綱之羈束，又何有五倫之典德乎？此即千年來倫理體系之謬也。

而古往今來，自詡為今文學派者，卻勢必要以董仲舒為師，實在吊詭。

以當代董子自居的康有為雖曾明白指出三綱「失人道獨立之義，而損天賦人權之理」，但實際上，這番話正是康氏盲從癥結所在。

所謂天賦人權，源自歐美法國大革命時期，為號召回應，而有天生平等自由之口號，本是紕繆，康氏以此說釋古訓，看似新奇，亦不過是董氏天人感應的舊儒政治戲法而已。

我中華古人，即明天地人本出一體，其所昭，當並非人有如天地，天生平等自由，而當是人有追求如天地一般的權利。

君不見，人生來便有殘疾與完美、貧窮與富貴諸此之分，何來人生而平等？但人生來即如天圓地方，同出自然，何嘗不可力行，來求自我之平等呢。

這也正是「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9】的至理。

這個道理，康有為沒有明白，維新派也沒有明白，卻被不管是守舊還
是維新勢力都一致認為是異端的革命黨領袖，孫文所得。

孫文力行人可勝天而得平等說，更由此認為，中國人早有民權思想，文有言：「中國古昔有唐虞之揖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10】
康氏已知中華民族固有民本思想，卻不知更有民權思想。

故其雖能以《孔子改制說》勸世，但始終未能更進一步，正本溯源。

民本，是以民為本，何人能以民為本，旨在天命；民權，則是人民有權，人民要有權，則必要爭取。

一字之差，離道萬裏。

所以康氏一生，雖長於托古改制，卻總講「天命」，這也大可解釋其雖滿口天賦民權，卻畢生未脫保皇的原因了。

孫文之革命，正是要剷除「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視億兆為其臣僕，生殺予奪，為所欲為」的專制君主，破君位天命的「此人類之至不平等也」，但是，傾覆滿清專制，絕非狹隘之仇滿，而是「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

」【11】
何謂「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即「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也」。

「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何在？即在於「固有的舊道德和智能」中。

中華民族，自有綱常之說以來，苦有精良的道德，卻迭遭羈束不得寸進，淪為八股。

陽明立學說，正是對綱常的反思。

孫文對此講的炳炳鑿鑿：「由於我們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
一天退步一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12】。

他總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目，為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八德乃在倡多元、包容、大愛之民權；八目則在導正民生之建設，這便即是倫理、民主，與科學的「三民主義」。

孫文期以此主義來實現天下大同。

對此，英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曾用科學的手段比較世界上各種政治哲學，做出了三民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最高級階段的論斷。

有人將孫文視為新儒家，但其實，孫文不僅將孔子天下大同的構思，化為理論實踐，更是一舉窮本極源，恢復了五千年一貫而成的民族倫理。

事實上，三民主義社會，正是基於了中華民族固有的正統王道，後人誠哉斯言：「以故國父之誕生，實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啟明肇始。

」【13】
康有為跳脫不出的「天命」，恐怕正是因為找不到民族的王道，而一生思想起伏。

他所留下的保皇黨，似乎猶如他一樣，從進步黨、國社黨，幾經波瀾，後來變成了民主社會黨。

蹊蹺的是，當年的主張「保皇」已然變成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更在抗戰勝利後，領導各民主黨派，使國民黨推翻了服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五五憲草」，而成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備憲法——這部憲法，是美國讚揚的、民
社黨想要的、更是中共和民盟促成的，卻不是孫文的。

此後世間也就再也沒有孫文了。

民社黨後來到了臺灣，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辛亥到今天也有一百年了，但是，臺端諸位，我們的民族，是否找到了方向？
注釋
【1】：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

又：董仲舒，《春秋繁露》順命：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2】：王守仁，《傳習錄上》。

【3】：班哲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1946—）《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

【4】：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中國新史》首度統一/帝王的儒學/帝制下的儒學：……在秦代的法家專制治國術之上，漢朝增添了一套大體源自儒家的觀念系統，形成了總括性的政治哲學。

這種法儒混合禮，我們稱之為「帝制的儒家。

」
【5】、【7】：《大戴禮記》哀公問孔子。

【6】：孫希旦，《集解》：「物之苟合者，親也不可以久，故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故此「別」為謹慎之意。

【8】：《韓非子》忠孝。

【9】：王守仁，《傳習錄上》。

【10】：孫文，《中國革命史》（《中國之革命》）。

【11】：孫文，《文言本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12】：孫文，《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13】：蔣介石，國父一百晉五誕辰暨中華文化復興大會致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