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笔部队”是日本作家集体的耻辱

陈希我：“笔部队”是日本作家集体的耻辱
作者：陈希我
很多中国人知道侵华战争中拿枪拿炮的日军，不知道当时还有拿着笔杆子的部队，这部队就是“笔部队”。

“七·七”事变后的第4天与第6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先后召集了新闻界和文化界，召开了两场座谈会，要求作家用手中的笔为战争服务。

既是服务，当然必须整齐划一，反对固然不被允许，疏离也是怠工。

战争期间，谷崎润一郎不过写了与战争没什么关系的《细雪》，就被认为风花雪月而禁出。

大岛渚在《感官世界》里，有意用一对“狗男女”来消解集权，有个镜头，“狗男”在街头冷眼瞧着一队雄赳纠的士兵，这就是“二·二六事件”中的士兵。

正因为这个“二·二六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才得以建立，也才有了后来的侵华战争。

在战争中，日本实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制度。

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所有关于战争的文字只能报喜不报忧。

这审查制度还鼓励制造假新闻，吹嘘自己成果，污蔑外国穷途末路，乃至外国媒体如何称赞日本。

这是统治者。

那么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们呢？他们也闻鸡起舞了。

8月23日，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召集12名作家去内阁情报部，又开了场座谈会。

内阁情报部要求先派20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战场去，作家们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参加座谈会的作家白井乔二描述道：“我们都一起大受感动。

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看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

”26日就公布了第一批赴中国战场的作家名单。

因为才22个名额，许多作家还抱怨菊池宽处事不公，这让菊池宽和内阁情报部很为难。

这是始料未及的，他们原还担心名额不满，却不料因为僧多粥少而为难了。

在侵华战争乃至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笔部队”作家们用他们的笔，帮了多少凶，又为自己捞了多少政治和物质资本，这不用探究了。

豢养文艺鹰犬，集权者是不会吝啬的。

就说一个叫火野苇平的，他本来是“文青”，战争给了他绝好的机会，于是在军部操纵下，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还特意派著名评论家小林秀雄到中国前
线为他颁奖。

如果芥川龙之介有知，是否会再自杀一次？从此，这个火野苇平更疯狂投身到帮凶写作中。

他随军到了徐州，到了武汉，到了安庆，到了广州，一直到海南岛，笔杆不停，写了大量小说，其中有以徐州战役为题材的《麦与士兵》、以杭州湾登陆作战为题材的《土与士兵》、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的《花与士兵》，所谓“士兵三部曲”，受到军部和民众热捧，其中《麦与士兵》发行了100多万册，可谓名利双收啊！此后他又以广州战役为题材，写了《海与士兵》，以海南岛战役为题材的《海南岛记》。

1939年12月，他以“英雄”身份从侵华前线返回日本，他的“士兵三部曲”先后获得朝日新闻文化奖、日日新闻文化奖，他还受邀在日本各地巡回讲演。

其实，在整个侵略战争中，有多少作家能够独善其身的呢？“冷艳文人”川端康成也出现在某个座谈会上。

甚至，那个写风花雪月的谷崎润一郎，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也兴奋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
即使如此，还有良心。

“笔部队”的日本作家良心都被蒙昧了吗？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

这当然未必绝对，当初德国人也不认罪的。

拿文化说事，只能说出相对真理。

但相对真理已经就是真理了。

信“罪”之人心中存有“上帝之眼”，他们的良心根基是上帝，信“耻”的人，这眼是“他人的眼”。

这些无良作家在日本是那么受欢迎啊，这些欢迎的“眼”，就足够让他们杀人不眨眼了。

但作家毕竟写的是文字，文字有“眼”，只要是真文字，就不能瞎着“眼”。

石川达三的文字就是真文字，他到了南京，他看到了“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南京，开始了屠杀。

6天后，石川达三到了南京，目睹了日军暴行，于是写了小说《活着的士兵》。

这小说以写实笔法描写了一支攻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小队的所做所为，他想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给社会”。

但他的小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后，他被逮捕了，判了四个月徒刑，理由是他的小说“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

在专制社会，被政权审判就是“耻”。

在这种文化中，良心是没有位置的。

于是他深感耻辱了，于
是争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再赴中国战场，细心体会军部意图，又写了一部《武汉作战》，为自己挽回了名誉，雪了“耻”。

知道石川达三，是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金环蚀》，后来才知道他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当然他算是挣扎过了，比火野苇平好一些。

但如果当年他多一点挣扎，坚守住被审判之“耻”，如果有更多的石川达三坚守此“耻”，那么现在日本方面抵赖侵略事实，是否会被动一些？从作家自己利弊角度说，如果石川达三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哪怕多一点对未来清算的畏惧，想想当正义到来之时，自己的后路在哪里，战后也不至于不堪吧？当然，似乎他也并没有多么不堪。

1952年，他也成了日本文艺家协会的理事长。

这可是在战后体制了。

这真应了中国一句话：做大就是硬道理。

那些在战争中为军国主义造势的知识分子乃至作家，也大多没有感到不堪。

他们一转身，歌颂民主政体去了。

这令太宰治想不通：“所谓文化人和一些媒体在战时充当军部的先头部队的声音言犹在耳，现在他们却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了红旗，开始颂扬起民主主义来了。

”这其中代表就是文坛魁首志贺直哉。

战争时期，志贺直哉相信日军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具有优势，战败了，马上改口，连大和民族的语言都要否定，主张日本放弃不健全的日语，改用法语。

这种情形我们也不陌生。

相反，太宰治却没能那么顺溜地转变。

战时，他也拿了内阁情报局资助金，写了关于鲁迅的《惜别》。

有人说这作品诽谤鲁迅，但依我看来至多只是对自国的沾沾自喜，比起佐藤春夫泼污郁达夫的《亚细亚之子》好多了。

但他仍纠缠于“罪”。

他《斜阳》里的直治自杀前留下了追问：“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到底有罪没有？”太宰治自己最终也自杀了。

他可不是为“美”自杀的，他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的有“罪感”的。

◎陈希我，作家，著有《大势》等，现居福州
(责编：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