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中国正在变成残忍社会

赵楚：中国正在变成残忍社会
最近，在举国一片关于幸福与否的谈论中，传来一些令人窒息的新闻：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少年在垃圾箱惨死，山东92岁老人爬行求生，以及，河南周口平坟 200万，等等。

这些事情令人心头如受巨锤，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得不说点什么。

明末顾炎武先生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在烈士先贤奋斗百年后，中国亡国的危险是暂时地消除了，但在这些新闻面前，我觉得应该严肃地问一问自己：是不是顾先生警醒的亡天下正在成为现实？因为顾先生对亡天下的定义之一是：文明丧尽，率兽食人，即社会解体，一个彻底没有人性的世界。

每日媒体中，以及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讲话里，当代中国社会的华丽成就被反复讴歌，但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轻易地撕开了任何伟大建设成就的面皮。

人们结成社会、组织政府，建立国家，最起码的目的在对群体的生活给予最起码的公共照顾，而这些照顾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个人。

在进化的初期，相比当时的生物链中其他物种，人类能力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有这种守望相助的公共智慧以及伦理，人类得以作为物种生存下来，并繁衍和繁荣起来，可此类事件的发生表明，中国作为人类社会的特征正在迅速消失，我们社会的少年和老人，一个穷奢极欲国度里最需要照顾的群体，正处于被抛弃的状态。

每天，官民滔滔不绝，我们大家在网络上和媒体上装模作样地讨论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各种的引经据典，彷佛生活于奥林匹斯云端，但五条孩子的性命以最残酷的方式揭开了这些讨论背后的人生真相。

这些大道理的谈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不论左右，都要建立在最最起码的地基之上：需要最起码的人性，相反，在一个人命如草芥的社会里，谈任何社会理想和制度理想都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可耻的。

长期以来，当代中国社会，死人的新闻就像雨后春笋，矿难、车祸、强拆、各种躲猫猫，以及自然灾害，这些死人的新闻每每发生，社会总是激动一时，很难意识到这些横死在人们眼前频频发生的社会意义，当人们对之习以为常，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就已丧失了基础，离开人的生命、生活和生命本身的价值，物质的财富、建设的成就已经没有目的，而残暴就成了唯一真正起作用的道德。

一个以残暴而不是仁爱为道德基础的社会是站不住的，它不可能长久存续。

两千多年前，孔子有不问马，先问人的垂范，孟子曾有“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教诲，这些教诲，以及系统的伦理训育，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在各种天灾人祸之下，维持了最起码的文明特征。

翻阅史书，即使在最黑暗的战乱年代，人们也依然能找到仁人志士、善人良友，他们助人为乐，守望相助，以一己微薄的心力，守护生命，正是这种不绝如缕的善念和对美好生命的执着，书写了民族文化真正的久远诗篇，帮助民族战胜残忍和麻木不仁，从苦难的深渊中一次次复兴。

无论你要复古，还是要西化、中化，无论思想的倾向是保守，还是创新，我们一切关于社会的思考说到底，都是为人的，人才是目的，离开生命本身的目的，道德、政治或文化之类探讨都失去了根本意义。

在五条惨死的少年面前，我们应
该追问：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惨烈？不能不说，长期以来漠视生命的行政和治理是首要的罪魁。

举目望去，各地的政府官衙，在在都是富丽堂皇，举凡政府进行任何庆典或活动，无不是极尽奢靡之能事，而对于施政中牵涉到的人民生命，总是抱无所谓的态度，这种不在乎生命政治本身就是残忍最好的催化剂。

五条命、五百条命，五千条、五万条人命，乃至百万级、千万级的人命损失，从来不是这个社会最热烈和持久的话题。

今天，这五条命只是这种对生命史无前例的冷酷之树的最新结果而已，不会是最震撼的，也不会是最后的。

不要把这种惨死轻率地归结为“流浪儿童救助工作没做到位”之类官僚言辞，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此类惨剧的发生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每年，当寒冬将临，在很多地方，早已有流浪者冻死的新闻，人们只是在“个案”和“例外”的鸵鸟心态下视而不见罢了。

可他人的死亡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我们对此的熟视无睹，对此的无动于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导致这些少年惨死的寒霜。

泛泛的同情之论，甚至对政府的责骂本身，都不能掩饰社会的麻木和残忍。

中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在为这些少年生命的默哀中扪心自问：要不要忍受我们内心中日益成长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