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探析_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产业集群是指由众多自主独立企业，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和一定地理位置上，通过集聚过程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专业化产业区，是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关系，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联合体。

地理上的群落是外在现象，内在的关联、交流、合作与竞争才是产业集群的本质。

一、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特定的资源禀赋、文化基因、制度安排以及人力资本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序运行的必然产物。

（一）自然禀赋１．资源条件。

产业集群往往得益于当地在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地理位置等）及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差异性优势。

许多企业在选址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原材料的供应是否便利。

现在，越来越多的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和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迅速生长并壮大起来，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特殊的区位优势，如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本地能够提供产品生产初期所需要的原材料等。

美国旧金山湾的高技术公司的原料投入就有很强的区位依赖，５０％以上的原料来自３０英里以内的本地公司。

同样，绍兴县的纺织产业集群，就是在以柯桥为核心的方圆３０平方公里范围内，织造业从纺丝原料到织造面料均有顺畅的销售渠道。

上游化纤产品（包括ＰＴＡ、聚酯、纺丝）和下游印染企业一应俱全，且有钱清轻纺原料和中国轻纺城两大市场南北呼应。

这种“就地取材”的格局，为周边２７００多家化纤织造企业的集聚创造了十分便利的资源性条件。

２．产业渊源。

传统产业集群大多起源于当地工商业的历史沿革，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以绍兴纺织业为例，史籍载，境内丝织业自越王句践“劝农桑”、西施浣纱、句践夫人自织之后，民间历来重农桑、事机织，以此为生。

２０００多年来，丝绸生产以数量多、质量优而著名，是全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

从战国时期的帛，到隋代的花绫，唐代的越罗，乃至五代十国的越绢，宋代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探析———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文／刘孟达３２经济论坛２００７・２的尼罗，都是著名的朝廷贡品。

明、清以来，境内丝绸生产逐步形成区域性分工，其中嵊县、诸暨、新昌以生产蚕丝为主，山阴、会稽以丝织、印染为主，并且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

清末，丝绸纺织业主要集中在山阴华舍、齐贤一带，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丝绸染织集聚地，有“日出华舍万丈绸”之誉。

民国初期，华舍、齐贤两地开始采用日本产铁制拉机。

华舍丝绸织品有纺、罗、绸三大类；齐贤产品主要为缎类，有素缎、玄色缎、藏青缎等。

１９２４年，人造丝传入中国，齐贤镇瑞云祥绸厂率先使用，织仿丝花缎，投放市场称“摩登花缎”，以假乱真，效益颇丰。

各厂、各机户纷纷仿效。

１９２９年，全国丝绸织品处于旺销期，绍兴华舍、齐贤一带织绸业达３８５０户，织机６８６０台，年产绸缎２０．２万匹。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由香港转销东南亚国家。

１９７９年起，绍兴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由乡（镇）、社出资创办的丝绸生产企业遍及全地区，其中尤以绍兴县居多。

产品逐步由单一桑蚕丝产品发展为真丝、人造丝、化纤丝等交织产品，直到８０年代初化纤纺织取代了丝绸纺织。

８０年代中后期大中型企业注重引进片梭织机、喷水织机及其配套设备，成为我国丝绸织造业向无梭织造发展之开端。

９０年代初，丝织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１８．４８％，占全省同类产品的２１．６２％。

从此，绍兴丝绸产业已超过杭（州）、嘉（兴）、湖（州）地区。

因此，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产业，纺织业在绍兴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并因此使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一支纺织业大军，营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经济。

其实，据研究，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就有从事麻葛制品生产、铸铜造船、畜牧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园区”。

（二）文化基因１．重商氛围。

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统治阶段所倡导的价值导向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即视农业为天下之本，而将工业和商业视为“末业”。

但历史上，绍兴人较早地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思想，具有“重商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越国大夫计倪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价值规律并提出“息货渔利说”的思想家。

他敢于批评句践“躬人自耕，夫人自织”的做法，认为这是不懂得商品流通规律。

他主张在掌握商品流通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上货物盈余或缺乏的状况进行买卖，才能取天下之利。

在他的建议下，越国制定了一整套“以商兴国”之策，集聚人口，积累财富，为兴越灭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又如，越大夫范蠡提出了农工商各业并举，用经济手段促进各业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主张尊重能工巧匠。

出自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门下的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

明朝灭亡以后，尤其是科举废止后，绍兴的士大夫阶层中有一大批人选择了经商之路。

特别是近代绍兴在上海滩的形成和崛起，也充分反映了绍兴人重商务实的文化价值取向。

上海开埠后，大批绍兴人移民到上海创业，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绍酒业、染坊等。

他们重实干，脚踏实地，经营有术，不少人成为商界巨贾。

这在上海钱庄业界地位尤其突出。

清末民初，以经商起家的绍兴钱庄堪与“山西票号”抗衡，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金融业，可见其势力之盛。

所有这些重商主义文化基因，深深地根植于一代代绍兴人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讲究功利、善于模仿、勤奋苦干”的人文精神。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重商文化激励着人们从事非农行业，农民们即使在没有任何本钱的情况下也要不屈不挠地做点小生意，早在６０年代，绍兴农村从事副业的人就很多了。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手工业，再次大量出现。

一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搞小纺织、小五金、小化工、小冶炼等。

当一部分人在商业意识驱使下从事某种行业获利后，周围处在同样环境下的其他人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业冲动。

２．人文网络。

又称社会资本或人际资源。

长期以来，农村社区中的宗族文化根深蒂固。

这种无形的人文网络在经济活动和农民生活中占很大比重，使信用和合作得以加强。

在绍兴农村工业化初期，由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共同出资创办企业或经邻里熟人、亲戚朋友介绍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的现象十分普遍。

这些企业之间无论是资金上的相互赊借和延迟付款、工艺技术方面的相互模仿等，都是由这种“人情链”来维系的，从而导致中介交易成本明显下降，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趋于稳定，从而比其他产业组织更有灵活应变、规避风险的能力。

（三）制度安排１．体制选择。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基于自由经济体制的选择。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村中的生产要素，都被行政指令人为分割，相互间根本无法自由流动，更谈不上集聚。

比如，７０年代初，为了开拓诸暨店口五金产品市场，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带了一帮农民企业主，因参加广交会而乘飞机。

回来之后，凡是诸暨县委县政府开大会都要对其进行批评，因为“镇委书记乘飞机，县委书记坐吉普”。

显然，这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是不允许的。

因此，只有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成千上万渴望致富的农民才得以从狭窄的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务工经商的生力军。

可见，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产业集群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背景。

因为这种体制实现了“四个转变”，即集中统一劳动向自主经营劳动转变，劳动者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劳动权；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变，民间产业资本获得了制度性默认和扶持；大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民间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获得了初步发育；严格封闭的城镇管理体制向有序开放的新城镇管理体制转变，农民获得进城定居就业的权利。

正是这“四大转变”，才真正使农民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体。

２００７・２经济论坛３３２．政府角色。

建国以来，我国的政企关系经历了“顶牛”、“放羊”和“赛马”三次变迁。

相应地，地方政府角色也从“强制看管者”向“无为治理者”再向“主动服务者”逐步转变。

８０年代初，绍兴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萌芽与孕育基本上采取“不争论、允许试、沉着看”的态度，不随便“戴帽子、打棍子”，这个看似中庸的决定，实际上政府已经暗含了对民营经济力量的“纵容”，半公开地支持了这种“真私人、假集体”的民间企业的发展，绍兴步入了一个“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中小企业崛起的时代。

到了８０年代中后期，地方政府在放开价格、创办市场、促进流通等方面为民营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引导、扶持和服务。

９０年代初开始，民营企业已经对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等构成竞争威胁的时候，也正逢国内姓“社”姓“资”的争论关头，此时，政府顶住上级和舆论界的巨大压力，看到了民营企业在税收、就业等领域不可逆转之趋势，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提出“政策上支持，政治上鼓励，法律上保护”的口号；在具体政策上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也更加清楚，很多限制私营经济的土地、出口、工商执照等政策，尽可能解除限制，实在不能解除的则采取“红帽子”挂靠集体企业的做法，给予私人经济合法的地位。

同时，政府则主动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审批制度改革等软硬环境的改善和公共事业的发展。

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明政府形象，有力地推动着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发展。

（四）人力资本１．地方能人。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地方“能人”的推动是分不开的，是一种“能人经济”模式。

在绍兴，这些“能人”就是通常被称为“能工巧匠”，具有专业技能的手工业者等乡土人才。

正是他们对市场机会的准确把握、选择和对技术的敏感，才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创造了一大批地方产业集群。

例一：农民用肩膀扛起的店口五金业。

７０年代以前，诸暨市店口镇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几乎没有工业企业，更谈不上什么制造业，仅有的是走村穿巷的铁匠、木匠、箍桶佬和弹棉花佬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种一点自留地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更别谈工业了。

到了１９７１年，店口镇新一村支书陈伯生等３人在听了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农民老乡说“搞五金能赚钱”后，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动员全村村民砍了２５万公斤木柴换来８５００元钱，借了５０００元钱，在原来农机厂的基础上，创办起店口新一农机修造厂，店口五金业便开始起步。

当时，店口的交通条件非常差，除了浦阳江的水运航道，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

没有路就没有车，甚至连一辆三轮车都没有。

第一台机器是是靠十几个农民的肩膀扛回来的。

第一家企业办起来之后，五金企业便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

到了７０年代末，原店口小乡２１个行政村，村村都办起了五金小企业，并辐射到了周围其他的乡镇。

可见，从某种程度而言，培育产业集群最关键的是当地要有一批有创业冲动、善于经营的“能人”。

２．离乡人员。

在传统产业集群孕育和发展过程中，活跃于全国各大市场的企业购销人员或部分头脑灵活的外出打工者起着重要作用。

在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原先在国有、集体企业就业的购销人员，凭借他们灵敏的市场嗅觉和持续稳固的购销渠道，相继离厂独创企业，一些赴外地的务工人员在掌握了基本技能和销售渠道后回乡办厂，于是，在当地孵化和衍生出许多与原来所在企业同质的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