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探析_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产业集群是指由众多自主独立企业，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和一定地理位置上，通过集聚过程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专业化产业区，是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关系，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联合体。地理上的群落是外在现象，内在的关联、交流、合作与竞争才是产业集群的本质。

一、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

产业集群作为产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特定的资源禀赋、文化基因、制度安排以及人力资本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序运行的必然产物。

（一）自然禀赋

１．资源条件。产业集群往往得益于当地在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地理位置等）及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差异性优势。许多企业在选址上，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原材料的供应是否便利。现在，越来越多的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和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迅速生长并壮大起来，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特殊的区位优势，如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本地能够提供产品生产初期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美国旧金山湾的高技术公司的原料投入就有很强的区位依赖，５０％以上的原料来自３０英里以内的本地公司。同样，绍兴县的纺织产业集群，就是在以柯桥为核心的方圆３０平方公里范围内，织造业从纺丝原料到织造面料均有顺畅的销售渠道。上游化纤产品（包括ＰＴＡ、聚酯、纺丝）和下游印染企业一应俱全，且有钱清轻纺原料和中国轻纺城两大市场南北呼应。这种“就地取材”的格局，为周边２７００多家化纤织造企业的集聚创造了十分便利的资源性条件。

２．产业渊源。传统产业集群大多起源于当地工商业的历史沿革，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以绍兴纺织业为例，史籍载，境内丝织业自越王句践“劝农桑”、西施浣纱、句践夫人自织之后，民间历来重农桑、事机织，以此为生。２０００多年来，丝绸生产以数量多、质量优而著名，是全国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从战国时期的帛，到隋代的花绫，唐代的越罗，乃至五代十国的越绢，宋代

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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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文／刘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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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尼罗，都是著名的朝廷贡品。明、清以来，境内丝绸生产逐步形成区域性分工，其中嵊县、诸暨、新昌以生产蚕丝为主，山阴、会稽以丝织、印染为主，并且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清末，丝绸纺织业主要集中在山阴华舍、齐贤一带，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丝绸染织集聚地，有“日出华舍万丈绸”之誉。民国初期，华舍、齐贤两地开始采用日本产铁制拉机。华舍丝绸织品有纺、罗、绸三大类；齐贤产品主要为缎类，有素缎、玄色缎、藏青缎等。１９２４年，人造丝传入中国，齐贤镇瑞云祥绸厂率先使用，织仿丝花缎，投放市场称“摩登花缎”，以假乱真，效益颇丰。各厂、各机户纷纷仿效。１９２９年，全国丝绸织品处于旺销期，绍兴华舍、齐贤一带织绸业达３８５０户，织机６８６０台，年产绸缎２０．２万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由香港转销东南亚国家。

１９７９年起，绍兴地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由乡（镇）、社出资创办的丝绸生产企业遍及全地区，其中尤以绍兴县居多。产品逐步由单一桑蚕丝产品发展为真丝、人造丝、化纤丝等交织产品，直到８０年代初化纤纺织取代了丝绸纺织。８０年代中后期大中型企业注重引进片梭织机、喷水织机及其配套设备，成为我国丝绸织造业向无梭织造发展之开端。９０年代初，丝织品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１８．４８％，占全省同类产品的２１．６２％。从此，绍兴丝绸产业已超过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因此，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产业，纺织业在绍兴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并因此使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一支纺织业大军，营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经济。其实，据研究，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就有从事麻葛制品生产、铸铜造船、畜牧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园区”。

（二）文化基因

１．重商氛围。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统治阶段所倡导的价值导向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即视农业为天下之本，而将工业和商业视为“末业”。但历史上，绍兴人较早地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思想，具有“重商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越国大夫计倪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价值规律并提出“息货渔利说”的思想家。他敢于批评句践“躬人自耕，夫人自织”的做法，认为这是不懂得商品流通规律。他主张在掌握商品流通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市场上货物盈余或缺乏的状况进行买卖，才能取天下之利。在他的建议下，越国制定了一整套“以商兴国”之策，集聚人口，积累财富，为兴越灭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如，越大夫范蠡提出了农工商各业并举，用经济手段促进各业协调发展的思想，并且主张尊重能工巧匠。出自蕺山学派创始人刘宗周门下的黄宗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明朝灭亡以后，尤其是科举废止后，绍兴的士大夫阶层中有一大批人选择了经商之路。特别是近代绍兴在上海滩的形成和崛起，也充分反映了绍兴人重商务实的文化价值取向。上海开埠后，大批绍兴

人移民到上海创业，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绍酒业、染坊等。他们重实干，脚踏实地，经营有术，不少人成为商界巨贾。这在上海钱庄业界地位尤其突出。清末民初，以经商起家的绍兴钱庄堪与“山西票号”抗衡，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金融业，可见其势力之盛。

所有这些重商主义文化基因，深深地根植于一代代绍兴人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讲究功利、善于模仿、勤奋苦干”的人文精神。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重商文化激励着人们从事非农行业，农民们即使在没有任何本钱的情况下也要不屈不挠地做点小生意，早在６０年代，绍兴农村从事副业的人就很多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手工业，再次大量出现。一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搞小纺织、小五金、小化工、小冶炼等。当一部分人在商业意识驱使下从事某种行业获利后，周围处在同样环境下的其他人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业冲动。

２．人文网络。又称社会资本或人际资源。长期以来，农村社区中的宗族文化根深蒂固。这种无形的人文网络在经济活动和农民生活中占很大比重，使信用和合作得以加强。在绍兴农村工业化初期，由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共同出资创办企业或经邻里熟人、亲戚朋友介绍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企业之间无论是资金上的相互赊借和延迟付款、工艺技术方面的相互模仿等，都是由这种“人情链”来维系的，从而导致中介交易成本明显下降，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趋于稳定，从而比其他产业组织更有灵活应变、规避风险的能力。

（三）制度安排

１．体制选择。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基于自由经济体制的选择。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农村中的生产要素，都被行政指令人为分割，相互间根本无法自由流动，更谈不上集聚。比如，７０年代初，为了开拓诸暨店口五金产品市场，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带了一帮农民企业主，因参加广交会而乘飞机。回来之后，凡是诸暨县委县政府开大会都要对其进行批评，因为“镇委书记乘飞机，县委书记坐吉普”。显然，这在当时的体制条件下是不允许的。因此，只有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成千上万渴望致富的农民才得以从狭窄的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务工经商的生力军。可见，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产业集群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背景。因为这种体制实现了“四个转变”，即集中统一劳动向自主经营劳动转变，劳动者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劳动权；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转变，民间产业资本获得了制度性默认和扶持；大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民间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获得了初步发育；严格封闭的城镇管理体制向有序开放的新城镇管理体制转变，农民获得进城定居就业的权利。正是这“四大转变”，才真正使农民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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