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解构-望洞庭的诗意

诗意的解构:望洞庭的诗意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国家，人们在心理上潜在地存有对现代性的诗意化想象。

在这种诗意化的想象世界里，现代性往往意味着鳞次栉比的大厦，宽阔平坦的马路以及惬意徜徉于其中的俊男靓女如此等等，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生活的自由民主被人们想象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并成为追逐现代性生活的人们向往与奋斗的目标。

这种诗意化的想象世界，甚至逐渐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心中演绎成为现代性的神话，向往现代性与努力地走向现代性，就逐渐成为他们思维与行为的单维走向。

并且，这种源于诗意的单维走向在欠发达地区与国家越来越有霸权姿态，既成为悬挂在其他社会观念和行为选择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又似一块仅仅掀开一角的巨大的黑幕，遮蔽了本应该被人们了解的现代性本身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种不理智的作为显然不应该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的选择。

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精英们常常把使人类避免种种蠢行看作自己的天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着唤醒“迷途的羔羊”的事业。

回到文学本身，在很多人看来，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独创的文学世界可能因为显露出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诅咒，也可能因为弥补了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预言。

格非和他的短篇小说《戒指花》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是在显示现实缺憾的意义上，却有成为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潜质。

《戒指花》在文本蕴涵里存在着对诗意的多维解构特征，其解构之刃首先指向了现代性生活本身。

在小说文本中最能够体现现代性生活特征的文化符码，是以网络和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

在现代性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以大众代言人自居，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表达大众意愿是其职责，尤其是电视与报纸，更被人们视为大众的代言人，是正义与社会良知的化身。

但是，出现在《戒指花》中的大众传媒，把它们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坚守的职业道德操守抛弃得一干二净，彻底解构了人们对它们的诗意想象。

《戒指花》的故事源起于一则虚假的新闻报道。

新闻的虚假性已经昭示了对大众传媒（现代性）诗意想象的不可靠性，但是，格非的创造天才就在于他并没有停步于此，而是将解构的重心放在了大众传媒及其受众如何对待这则虚假新闻的态度上。

按照常情，这则新闻的客观内容应该是一个悲剧性事件：一个花季少女被强奸――这可能严重地影响她的身心健康和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进而言之，还可能波及她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个人与社会也会因此潜伏下更多的悲剧性因素；一个老者实施了强奸――这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道义的谴责，同时，对一个老者来说，也使自己的余生陷入了苦境。

但是，大众传媒根本没有显示出丝毫类似的负责任的报道倾向，而是恶意误导接受者。

“蜘蛛新闻网”的报道标题以“９６――１８”、“耄耋――花季”、“老者――少女”的对立刻意彰显二者的差异，意图从视觉勾引读者，正文报道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也处处潜藏着猎奇的谄笑。

诺亚网干脆撕掉脸上的遮羞布，以一个《９６岁？不可思议！！！》的标题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意图。

面对这样已经完全失去公正性和真实性立场的新闻，竟然还有十几家新闻媒体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蜂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去挖掘后继新闻。

大众传媒真实性与公正性品格的缺失，必然伴随着欺骗性行为的泛滥。

文本中一家不知名的报纸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写着“巩俐自杀身亡”，但是细读报道内容才知道，此巩俐非彼巩俐也。

这种似属玩笑、故弄玄虚的欺骗性行为在大众传媒和现代性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使我们对大众传媒和现代性生活的道德操守报以深深的疑虑，在这种狐疑的目光中，我们脑海中构筑的现代性诗意世界开始悄然崩溃。

在对大众媒体所炫耀的真实性与公正性进行了残忍与快意的肢解后，格非把解构之刃对准了它的受众。

中国有句古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大众传媒的恶意诱导下，它的受众把一个浸泡着泪水的悲剧故事演绎成为一个搞笑的传奇，一个可以满足自己卑俗欲望的生活的调料。

人们在此关注的是“ＴＭＤ性欲”，惊叹的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能够勃起以及勃起的次数，至于这则新闻背后蕴藏的悲剧性、所带来的法律训诫以及应该给予受害者的最起码的人道关怀，却被自诩为现代人的受众抛在了九霄云外。

更为可笑的是，诺亚网还不遗余力请来所谓的“全国著名性心理学家”与网友在线交谈，“郑重其事地”从科学的角度来证实九十六岁的老人能否有勃起的可能性。

以谎言愚弄受众本已可耻，还要给自己的谎言披上合法的外衣，就更加卑劣，但是诸如此类的卑劣无耻竟然能够在现代人群中畅行无阻，为现代人群所接受、成为他们的人生嗜好，这让我们甚至怀疑谎言与无耻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常态。

于是，在读者对大众媒体及其受众的双重审视与批判中，格非从现代性的外在构成要件入手，对现代性诗意想象世界进行了初步的解构。

坦率地说，格非如果仅靠此内容来完成对现代性想象世界的质疑与解构，那么《戒指花》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文本。

我们已经分析的文本仅仅提供了批判的标靶，其内容可以支撑我们日常言谈的笑料，但是不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驰骋想象力的文学世界。

一个成功的文学文本，应该在其构造的艺术世界里包含有普遍的人类生存经验，并以之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同构元素，激起强大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认知力量。

在阅读《戒指花》时，格非就用他的“戒指花”一次又一次地撞开我的理性之门，使我的情感犹如一个狂躁的囚徒，随着那童稚的“戒指花”歌声的响起而一次次挥拳砸向现代性生活的面孔，歇斯底里而又悲伤欲绝。

能够产生如此震撼力的《戒指花》的故事源起，实际上是一个在当前文学环境中经常得到表现的老套故事――一个典型的反现代性命题。

正如我们分析，仅靠这种类似笑料的故事是难以撑起一个丰沛的艺术世界的。

打开这一世界的是小说文本中的另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的家庭悲剧。

这个故事是去挖掘那条虚假新闻后继价值的《新闻周刊》女记者丁小曼发现的，它犹如前一个故事旁逸斜出的一枝红花，把前一个故事本来很狭小粗糙的审美空间拓展成了一个丰沛的艺术世界。

而且，这枝旁逸的红花，使小说文本内涵曲径通幽，作家的艺术灵性也因之得以进一步的展示。

随着第二个故事内容的逐步展开，格非继续把他的批判锋芒指向大众传媒，其解构之刃这次指向的是大众传媒内在的道德良知。

大众传媒自诩为大众的代言人，是社会良知的化身，反映民生疾苦被视作他们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个美丽的谎言在面对小男孩的悲惨遭遇时化为了齑粉。

年仅四五岁的小男孩两个多月间承受了失去双亲的双重打击――母亲两个月前得肺癌辞世，两个月后父亲查出肝癌晚期绝望上吊自杀――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这本应该成为“大众代言人”大众媒体关注的对象，但是，大众传媒却从它应该坚守的立场选择了退却。

当丁小曼试图报道这件事时，她的主编却嘲笑她：“傻瓜，这事哪儿都有，每天都在发生，算不得什么新闻，”并且告诫她，“你不要感情用事。

”在这种职业化的告诫中，大众传媒无道德良知的冷酷无情暴露无遗。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关于强奸新闻的虚假面目已经被丁小曼戳穿，那位主编却指示她：“那你就编一个。

在新闻行业中，适当的杜撰是允许的”，只一个“编”字，最终使大众传媒呈现于现代性想象世界中的诗意之塔在哄然而至的谎言撞击下轰然坍塌。

成功地完成了对大众传媒诗意现代性的解构后，格非继续前行，把解构之刃对准了更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大众，以此继续他对现代性生活的解构。

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应该更加成熟，成熟的标志，除了有繁荣的物质和进步的技术外，还应该有成熟的精神，其中包括健全的道德价值体系。

自文艺复兴以来，当人们在建构现代性生活时，就考虑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构建，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尊重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演进中，社会物质现代化的发展远远超出精神现代性的发展，物质的繁荣与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使人性变得善良起来，相反人性之恶却得到了最充分的演示，物质的现代化与人类精神的发展出现了背离，甚至是以吞噬和解构传统的道德美德为代价。

小男孩居住的小城就演绎了这种事实。

小男孩的悲剧意义不仅仅在于昭示大众传媒的道德良知的失落，对于现代大众的批判具有同样的作用。

小说文本开端的一些细节无疑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场景，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雨天”的“黄昏＂坐在“空荡荡的停车场”，这一个非常态的艺术场景本身就暗示了小男孩生活的非常态性和其孤独无依的心理特征。

但是，他根本没有被周围人注意或者不屑于注意，这如果不是反映周围人的冷漠至少也反映了现代人情感的迟钝，人们连最应该关爱的孩子也忘记关注了，结果是一个外来者丁小曼发现了他。

而且丁小曼是否有关注小男孩的主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丁小曼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采访而无进展，自己极度无聊地欣赏黄昏的雨的时候，才注意到小男孩的，加上小男孩主动靠近窗子和“装出对她没有兴趣的样子”的动作，更加表明了小男孩是主动引人注意的。

但是，有被邻居中年妇女拒绝并遭到严惩（鼻子被门撞破）的经历，他渴望别人了解的愿望只敢向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小男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刚刚踏上现代性之路的中国小城（街道对面有小山坡、茂密的玉米地），中国是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富有人情味的礼俗道德曾经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成果，其中就有“远亲不如近邻”的道德风尚，这种道德崇尚的就是邻里间的互亲互谅、互尊互重，以获得一个安全与惬意的居住环境。

但是，从小男孩的遭遇来看，这种美好的伦理关系已经在这个刚刚踏上现代性之路的小城荡然无存。

小说文本中有两个人物有必要引起大家足够注意，一个是小男孩家对门的中年妇女，她本应该成为悲剧的最早发现者，甚至可能及时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当小男孩去向她求助时，她却以“我那时太困了”为由把孩子赶出了家门，并且粗暴地关门，撞破了小男孩的鼻子。

随后，在被民警强加了看管孩子的任务后，时时惊恐被传染上肝炎病毒，而不愿向最应该受到关爱的小男孩（饥饿与瞌睡在折磨着他）投注一点在母亲与女性身上最容易发现的人道关怀。

一听丁小曼说是小男孩的亲戚，就不问真假，而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那太好了＇”，如释重负，赶快逃之夭夭，现代人情确实已经冷漠到了“对面不相识”的地步。

另一个人物是宾馆看大门的老头，他本是个高中退休老师，老师曾经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况且，他还是小男孩父亲的老师，这一身份本应该使他不同于那位中年妇女，遗憾的是，他与中年妇女并没有质的不同。

他首先把熟睡在宾馆大堂沙发上的小男孩撵到漆黑的雨夜，根本不关心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为什么在漆黑的雨夜还流落街头，随后在已经觉察到他的学生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面对丁小曼让他带路的请求，依然以“腰不大好，走不动路”来推脱，直到拿到丁小曼壹佰元大钞才欣然上路（这里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社会商业化行为）。

到了小男孩家的楼前，格非对之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地理老师把她带到楼房最西侧的一个楼洞前就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