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的作品特点

创作特色 编辑茅盾创作题材

茅盾的对作品选材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捕捉和传达那些新近发生的重大事实，将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茅盾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们纳入和熔铸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他的大多作品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的大事记，是纪实的文学报告，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现实主义的编年史。通过一个历史时期广阔、复杂的社会面貌的反映，以显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茅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事性、纪实性和传记性的特征。其题材主题具有重大性与时代性。如《蚀》的第一部是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四个月后动笔写成的，第二部是在同年11月份开始写作，第三部写于1928年4-6月，仅仅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就完成了对大革命经验的记录和艺术概括。而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真实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和农民的觉醒、反抗的过程。他的散文及报告文学亦然，同样取材于当下发生的事件，如《白杨礼赞》描写的西北地区的白杨树而实际则是赞扬当时抗战的战士们，《访苏实录》则实实在在地描写了作者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可以说茅盾的这些题材的作品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的最佳文学记录。[1] 在关注现实题材的基础上，茅盾也开拓了都市题材作品的创作，他的《子夜》直接记录和概括了1930年春夏间在大都市上海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幻灭》、《动摇》和《追求》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两个都市之中，这些小说深深扎根于都市的大环境中，并以此为背景展开故事的脉络向前推进。茅盾在都市的背景下运笔自如，展示了对都市题材优秀的驾驭能力。而在都市题材之外，茅盾也深化了鲁迅开创的乡村题材创作，他的《农村三部曲》顾名思义就是写在农村里的三个小说，其中《春蚕》是茅盾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幅浓郁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形象的描画了帝国主义侵略给农民带来的冲击和上产所带来的恐慌。[9] 茅盾叙事风格

在叙事方面，茅盾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在小说中喜欢采用能够体现时代性的网状型结构形式。如作品《子夜》茅盾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作品一开始就在吴老太爷的吊唁仪式上将所有重要人物推上前台，组成复杂的人物网络，以及在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建成《子夜》式的也是茅盾式的庞大的“网状结构”。与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茅盾也是一个擅长于心理描写的语言大师。他的心理描写手法多样但是最具特点的是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探索。他往往以充满着血和泪的感情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心灵世界进行刻画和解析。通过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段强烈地表现他们苦闷、傍徨的矛盾心绪，从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和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社会性，丰富人物的性格，使人物达到形神具现的境地。比如，《春蚕》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通过人物触景生情，情随物迁的心境变化，再现其内心世界。在《腐蚀》中，采用以内视角为主的叙述方式来叙事状物，使作品的心理剖析和社会环境描写达到了“精微真确”的程度。而《子夜》中，茅盾又将这种心理描写提升到象征主义的应用上，从第一章吴太爷的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可以散在各处的象征性细节窥见到这个老封建的内心世界，如老太爷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闭起双眼全身发抖的细节。[9] [1] [14]

小说之外，由于时代政治性的缘故，茅盾的散文也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叙事方法，善于使用以托物言情寄意和以实衬虚的叙述手法。如《白杨礼赞》整个艺术构思中，以无边无垠、雄壮、伟大但又显得单调的西北黄土高原来衬托傲岸挺拔的白杨树，以白杨树的形象实体的描写来透出它的精神，同时又以白杨树的实体与精神来展现抗日军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伟大气概。《风景谈》用虚实结合、避虚就实的手法在浩瀚的西北沙漠背景上推出忍辱负重、坚韧沉毅的骆驼队，并借助叮当的驼铃声作为节奏，以猩红大旗作为标帜，象征性地描绘出民族危难当头的时代环境中党领导的解放区所处的历史地位，所体现的民族的伟大精神。[15]

茅盾评论特色

茅盾前期的文艺评论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又逐渐演变成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但是无论观念的变化如何，他都紧紧结合着中国的文艺运动实际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来从事理论批评工作。同时茅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应与中国的革命取同一步调，长期坚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探索，积累了关于选材构思、谋篇布局、提炼情节、塑造人物、运用语言等一系列的成熟经验。茅盾一贯主张广大创作者学习世界文学中对自身有益的东西，在革命文学领域内重视艺术规律，以促进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不断进步，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贡献。[1] 茅盾文学思想 编辑茅盾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是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必须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他的小说展现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建国前夕的中国现当代的重要历史面貌。《霜叶红似二月花》展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江南乡镇生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个时期留下一幅历史画卷；《虹》展示了从“五四”到“五卅”，从成都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蚀》展现了大革命前后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路》、《三人行》从中部到南部，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提供的帝国主义侵凌下民族工业的败落与农村经济的破产的形象资料。茅盾不是一般的要求文学要反映客观生活，而是站在社会历史家的角度，要求文学展示繁复纷纭的社会生活整体特别是其间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展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趋向。从而，使文学自觉地成为真实的时代镜子和社会史诗。正如王若飞所说：“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16] 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对社会背景的重视，要求将“最典型的人物事态”放置到“力所能及的广阔画面上”去展现。他的小说，总是把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浓缩为轮廓和背景，涂以情绪的色彩，在人物与环境的交流中展示典型性格。如《子夜》将故事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民生凋敝的上海，民族产业普遍受到打击，吴荪蒲在这样的背景下，性格被典型化、脸谱化，同时悲剧性的意味也随之加深。另外《春蚕》则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恐慌，故事中老通宝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丰富化立体化。在小说之外茅盾也以此作为批评标准，在文学评论《读<北京人>》中指出《北京人》等作品对围绕于人物的世界变化描写模糊的缺陷。在现实主义文学观之外，茅盾也借鉴了泰纳的写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还曾译介过一些象征主义作品，有效地择取、扬弃和融化，以引导新文学的创作，为文学表现人生这一根本目的服务。而这些借鉴和吸收的文学思想都可以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中窥见，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既恪守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而又广为吸收各种艺术流派之长，坚持原则却非自我封闭，大胆开放并不随意调和，由此走出了一条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现实主义之路。[1] [16] [17]

同时作为坚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者，茅盾在作品中也较为强烈地表现了个人在政治上的倾向，前期主要以文学评论的方式阐述了个人在文学思想上的取舍，他吸收了欧洲的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其文学评论的作品中大力推广了“为人生”的艺术宗旨。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这时期以小说散文为主在故事之中有意识地表现个人的文学思想以及提供政治导向，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子夜》、《清明前后》等。建国后，茅盾的文学创作较少而开始了大量的文艺总结，书写总结了较多的文艺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也无不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然而学界同样也有声音认为茅盾对于宣扬的这些文艺观并没有做到融会贯通，而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式的照搬。茅盾1919年底才开始接触阶级斗争学说，而1925年便仿照早期苏联文学，倡导“无产阶级艺术”，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