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抉择苦楚的心历

第15卷第6期铁　道　师　院　学　报V o l.15N o.6 1998年12月Jou rnal of Suzhou R ail w ay T eachers Co llege D ec.1998艰难的抉择　苦楚的心历

——元好问晚年灵魂剖析

丁国祥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人文社会分院　苏州　215009)

摘　要　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于金都汴京为蒙古军围困之际未遁,后降将崔立举事,元氏被迫从之,参与撰写颂德碑文,自感有失名节,终生抱恨。元好问为补己之

过,上书蒙古重臣耶律楚材,乞求其能善待、起用亡金名士,引导蒙古贵族重视“衣冠

礼乐,纪纲文章”,于此仍有谤者。蒙将张柔荐元好问主修《金史》,元氏大喜,欲力成其

事,然未果。无奈,其只得将余生用于广辑金代史料,以备后人修正史之用,并冀藉史

书表明自己偷生、上书之苦衷,求得后人之谅解、宽宥。

关键词　金　蒙古　元好问　灵魂

承平时节的平淡人生,到晚年也只有无味的回忆。经历了时代选择并在时代巨变面前艰难抉择的文人,其灵魂深处自有更深刻的酸甜苦辣。金末文坛盟主元好问(1190-1257),晚年状况正是如此。他不仅不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更是酸涩无奈地徘徊抉择至死。我们可以对诗人有所责备,更应理解诗人的悲哀,在全面了解诗人后半生心历的同时,客观公正地评价元好问的自我人格塑造及其对文化传统延续发扬的贡献。

在十多年时间里灭契丹亡北宋的女真政权,给南宋近一个世纪的难堪以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被迫把都城从中都(今北京)迁到了汴梁(今开封),挣扎了二十年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金政权非汉人所建立,但生活在金政权统治下的各族百姓,仍奉之为礼义之邦。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象、习俗,调整统治策略,基本上采用了儒学汉法,得到了北方各族百姓的广泛认同。民族界限愈益模糊,融合加速进行。辛弃疾在词中所言“佛犭里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正是一种客观的写照。“猛安人(指女真)与汉户今皆一家”,①这正是金政权高度汉化所带来的结果。可这个北中国的诸民族兼融的社会,在蒙古铁蹄的蹂躏之下,正在痛楚地呻吟。雷、辛愿、王元粹、王郁、李汾、元好问等人的丧乱诗,既写出了个人的悲哀,也道出了国家的苦难。在这动荡之际,每一位忧时伤事的文士,都面临着关系到个人名节操守的人生选择。那么,在金末独步文坛的元好问,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呢?

元好问的选择是诗人的悲哀,是文人的无奈,是在诸多可供选择的道路上选择了一条供后人评论道说而使他自己内心深处也无法平衡的道路。这种选择,对于一般的文人来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可元好问,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苦涩心灵旅程。因此,他晚年的心态极为复杂。直到今天,也很难作出十分符合实际的描述。影响元好问心态的关键,在于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及其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与他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环境分不开。

可以说,历史并没有选择元好问,尽管在金末他的声名极大,但在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个极小的人物。假如在汴京被围、国难当头之际,元好问远遁隐迹,恐怕没人会注意到他这个七品小吏。可元好问作为一个文人,自以为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而忙忙碌碌,似乎经过他的努力,就可以保全斯文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

收稿日期　1997211205

差,使元好问不仅不能完成他自己所渴望的历史使命,反而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大玷”,以致晚年耿于心中而难以释然。古代文士,在追求内在境界完善的“内修”上往往孜孜不倦,对于个人的操守名节十分看重,恪守人臣不事二主之道。自古守节之臣不少,但失节之臣也不乏其人,当然多次失节就不能为世人所原谅了。五代时的李昊、冯道,就遭人鸣鼓而攻。宋亡之后,对“满朝朱紫尽降臣”②的现象,责备的人并不多,原因恐怕是一次性投降者太多。元好问在生命官职与操守名节之间,最终选择了前者,他自知“坏了一生名节”,③内心的平衡从此失去,自责羞愧而希望得到宽恕理解的心态同时形成。

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弃军南逃归德(今商丘),两位留守京城的丞相束手无策。拥兵自重的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以汴京降蒙古,将宗室押往兵营,以示投降的诚意,并搜集民妇珠宝送至蒙军。继而崔立纵军抢惊,避难京城的百姓君父未亡而先遭亡国之难。随后,崔立指使其爪牙翟奕等找人为其树碑颂“德”。此时元好问仅为七品左司都事,本应走为上策。但他有所期待地留了下来,卷入了撰写崔立碑文的丑行当中,成了崔立网罗的对象之一。

关于撰碑文一事,预事者尽管设法为自己开脱,但王若虚、元好问、刘祁、麻革四人各有染指,却是事实。详情经前人考证,已得出基本结论:四人在碑上各有手笔,元好问留字最多。尽管后人为贤者讳,掩饰其事,但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元好问自己也闪烁其词,辩解苍白无力。《金史・王若虚传》中涉及此事,则从元好问为王氏写的墓表和刘祁的《归潜志・录崔立碑事》各取一半,留下迷团给后人。但在今天看来,元好问确实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既遭到了时人的谴责,自责与羞愧也在其笔下流露出来。他在《聂元吉墓志铭》中赞叹聂天骥“义存义亡”,“诚爱其得所以死而死”,钦慕与自叹不如之情昭然若揭。聂天骥死后,其女舜英亦“绝月豆而死”,元好问又为其“孝”所感动,为之写了墓志铭,有“铭以表之,并志予愧”之句,直接表达了他愧畏之情。元好问将自己贬于一女子之下,足见其内心之凄凉。可最为惭愧难当的,是元好问忘记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贤教诲,而将刘祁拖入碑文之事,使原可回避的年轻文士陷于不忠不孝的境地。在这一事件中,聂天骥以忤崔立送了性命,元好问因“有所作为”而被提为“左司员外郎”,善处变乱之中而多生羞愧之心,所以他永远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承认主捉刀笔之事。但是,名节操守与官位性命,并非完全对立,义存则存、义亡则亡与择主而事可以灵活掌握。何况理学在北方仅存皮毛,远未发展到朱熹、陆九渊的高深境界。所以,刘祁的不慎可以推诿于孝(见刘祁《归潜志・录崔立碑事》),元好问的失足可以是“俟天下之定”,④是为了保全性命以便于再尽职于金室。在时论交攻之际,元好问为自己的抉择而痛心,又为自己怀有鱼和熊掌兼得的用心对世论有所希冀。羁管聊城时写的《秋夕》,巧妙地显示出他当时的复杂心境:

九死余生气息存,萧条门巷似荒村。春雷谩说惊坯户,皎日何曾入覆盆。

济水有情添别泪,吴云无梦寄归魂。百年世事兼身世,尊酒何人与细论。

可金政权已亡,人情激愤,又有谁来听他解释?于是,焦虑与无奈之情跃然纸上,感觉到在自己的生活中,知己将越来越少。事实也是如此,元好问仅剩下兄长未曾弃他于不耻了,“举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⑤而在这以前,元好问僚友甚多,诗侣成群。可撰碑文事一发生,便知音骤减,弦断无人听了。因此,不被理解的苦闷,企求理解的期待,亲友离去的孤寂,抉择不慎的愧悔,尽藏于覆盆之中难见天日。而卷入此事的刘祁、麻革的衔恨又时刻刺痛着诗人的灵魂。在与聂天骥的对比中,元好问更为自己的作为感到羞愧难当。在愧对天下士的同时,他便想着为天下士做些什么;于愧对金室之际,他便在晚年想着如何弥补。可以说,寄信耶律楚材,谋求主修《金史》正是元好问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的抉择。

蒙古军队进入汴京前后,居民饱受苦难。尤其是文弱书生,束手无策地流离颠沛或被驱驰于山东河北及汴京周围,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即便侥幸躲过刀枪之劫,也乏求生之技。士之不存,斯文将绝。在这一背景下,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于公于私入情入理地为其剖析,肯定了“士”在治国安邦平天下中的重要作用,对耶律楚材个人功业的意义,以此来打动他。信的用词极其卑恭悲苦:“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内之矣”。仅以一寺观之费养天下之名士,便可令书生们感恩戴德不已,备他日为耶律楚材及蒙古政权所用。而这样一封为士求生的信,在当时被看作“却抱琵琶过别船”⑥的行径。那些被元好问列入天下名士清单中的人物,在批评元好问之后不久,却有不少投入了新朝的怀抱,如杨果、商挺、刘祁兄弟等。正如春秋时秦穆公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