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重农抑商思想发展浅析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商鞅变法是该政策的首倡者,秦统一后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琊台上,从此,“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发展。
中国古代坚持重农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决定的。
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重视和发展农业,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又可为封建王朝提供稳定的土地税等财政收入。
所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历来重视农业,认为“农,天下之本也”。
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孔子曰:“义者,宜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为推行重农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
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大害,抑商乃国家“轻利”也。
重农抑商之“重农”一般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奖励耕作。
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为“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
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也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应“崇本而祛末”。
第二,轻徭薄赋。
第三,采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
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从思想观念、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抑商”。
在思想观念上“贬商”,将商业定为“末业”,春秋四民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贬商”之意。
在经济上“困商”,打击商人的经济势力。
第一,实行官府专卖、专营制度,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如齐国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泽”,“使商人无得粜,农无得籴”(即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代王朝官府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非常发达的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的理解,其论各殊,旨意不同,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在农商之间往往都选择重农而抑商。
1、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教化作用是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积极推动力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孔子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论及,只有孟子明确地主张发展商业,而荀子则极力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即“不忍人之政”。
其中,实行仁政的一个途径就是必须给民以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就要“制民之产”,使民有百亩“恒产”,将恒产作为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
在这些基础上,孟子提出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的主张。
孟子主张工商是社会产业与交换所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
当时“关市之征”对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
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
这种主张对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显然,孟子并没有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这一主张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提出的。
荀子认为君臣都应该以富国富民为已任,而要富国富民,必须发展经济,主张以农为主,农、工、商协调并进。
荀子赞同把农业视为本业,把工商视为末业的观点。
他以生产粮食作为衡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标准,于是只有农民才是生产者,除了士大夫之外,工商也被划入食之者之列。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如果从价值观点来看,工,也是价值的创造者、生产者;商,也创造一部分价值。
但是荀子显然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肯定,他以自己的思路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第一,“众农夫”,即增加农业生产人数,减少食之者人数。
除了减少工商业者外,他认为必须减少士大夫以及官僚冗员。
第二,“罕举力役,无夺农时”。
第三,“掩地表亩”,是指在播种前要翻耕土地,并表明田亩界限,以防土地纠纷等措施。
古代重农抑商原因
古代重农抑商原因
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有多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在此基础上发
展了手工业和商业。
而早期商业和手工业者社会地位较低,受到农民
和地主的压制。
这也导致了重农抑商的心理思想基础。
2. 观念认识的不同:在古代,土地被认为是最具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它是生物的生长和维持生存的基础。
而土地所有权也意味着在农
业社会中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然而,商业家不拥有土地,也不耕种,他们会从商业交易中积累财富。
因此商业被视为非正统经济活动,被
认为在价值上不如农业,这也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背景。
3. 经济利益的碰撞: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给地主阶级和官僚贵
族带来了经济的威胁。
特别是商人因经商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富甲
一方,这也让他们担心商人过于独立,可能会对他们的统治造成影响。
因此,地主和官贵阶层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使得商人受到限制和
打压。
综上所述,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主要是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
的因素交织而成,其思想基础始终是围绕着“重农抑商”的理念而展
开的。
重农抑商——中国传统经济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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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相当发达, 相比较而言, 古代中国的民事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就很不发达了。笔者认为, 古代中国 在经济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法律思想, 这些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有着 紧密的联系, 其中一些甚至对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政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 拟在阅读张中秋教授所著的《 法律与经济— 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 一书的基础上, 重点对中国春秋 战国时期在经济法律领域所提出的“ 重农抑商” 这一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秦汉即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经济法律领域,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 “ 重农抑 商” 这一法律思想了。它既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内 容, 又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转变的障碍; 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生存的保 障, 又是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钳制。 三、 ‘ .重农抑商’ 传统经济法律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 春秋时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这是西周以来的传统, 到 也是 业令 当时的经济现实。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瓦解, 人耘当 农 了商业的有力冲击, 到战国时期, 游商大贾大量出现, 商业和商 扣 时社会带来了政治、 道德和经济诸方面的严重问题, 这使得抑商思想 开始流行起来。 这种思想在理论上主要来源于以“ 绝欲” 为口号而轻视 生产否认分工从而连商业也加以否定的道家, 和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为 末的儒家理论, 以及从重农政策立场出发企图压抑商业的法家。 不过, 先秦诸家有关重农抑商的思想最后能够为统治者所接受并成为国家 政治和法律的出 发点, 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特 点是密切相关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重农抑商的 代表们是如何阐述他们的观点的。“ 春秋五霸” 之首齐桓公的宰相, 著 名政治家管仲就曾言论鲜明地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一第四节《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就是“重农抑商”。
不可否认重农抑商政策是是一条贯穿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主脉络,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上课过程中作为本节课的一个子目,一般会从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措施和影响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讲述。
但是这种讲述方式看似对该政策分析到位,实际上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体现历代该政策的发展变化,这种教学是不符合历史唯物史观的。
因此,本文笔者试图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历代重农抑商政策做一下梳理。
战国之前的思想家不仅不轻商,反而有很强的重商意识, 就连大力提倡“贵义贱利”的孔子也是重商主义者,他夸子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 认为“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郑国公子子产在郑国执政一直奉行保护商人的政策, 所以当“子产没, 商贾哭之市, 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
这一时期我们几乎看不到轻商意识或观念, 这种重商意识使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繁荣景象。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重要时期,这种商业经济的繁荣,引发了农民连续不断的“离本趋末”,这对正在形成的小农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有鉴于此, 商鞅在秦国提出了一套农战理论,以国家强制令的形式,强制农民归心于农 ,把重农思想提到了极高的高度。
随着秦灭六国,建成大一统,重农抑商思想也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秦朝统治昙花一现,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对大一统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期商人“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可见其势力之强盛。
同时他们还囤积居奇,投机兼并,使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加剧。
就如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商人的富有,使时人体味到谋利时“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有不如倚门市”。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 农夫已贫贱矣”的社会现实使大量人口向工商业转移,损害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思想倾向,即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和手工业。
从秦汉时期开始,这种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直到清朝末年仍然存在。
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详细阐述其影响方面:一、经济结构单一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在清朝时期,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中心。
尽管在道光、咸丰年间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产业体系。
这一经济结构的单一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
二、落后的生产技术重农抑商思想使得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导致了生产技术的滞后。
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仍然处于原始阶段,并且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改进。
这使得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导致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挑战。
三、商业和手工业地位低下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受到了长期以来的排斥和歧视,他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和手工业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很多限制和压制。
这导致商人和手工匠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下,并且受到了种族歧视。
四、反动的封建观念重农抑商思想是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倾向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农业能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这种观念的反动性表现在它认为手工业、商业和工业是低贱的职业,只有土地才是最可贵的资产。
这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国封建战争的持续,甚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五、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这也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并失去了很多机会。
总之,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单一、生产技术落后、商业和手工业地位低下、反动的封建观念、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
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偶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做根本性的大事来抓,才去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统治者认为,发展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中国宋代、明代中后期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此时,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的政策,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业与农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这虽然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巩固中央集权,却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也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商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与国强民弱
xx变法中的重农抑商与国强民弱战国前期,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发展之后,备受东方六国歧视。
公元前361 年,秦孝公即位,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励精图治,将秦国建立成一个富足强大,有实力与东方六国会猎天下的“强秦”。
遂下求闲令,征求能出奇计强秦者,以谋求富国强兵。
此时,卫国人公孙鞅应招募来秦,志在施展抱负,创建丰功伟业。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并于孝公六年(公元前 356 年)和孝公十二年(公元前 350 年)实施了两次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秦国的国富兵强,灭六国而统一天下。
商鞅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战政策;一是抑商政策。
本文就商鞅变法中的经济政策与其所达到的国强民弱的效果做进一步的梳理与反思。
《商君书》中的《垦令》篇,是集中反映商鞅重农思想的著作。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商鞅对于在当时于对如何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解:一是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三是提高粮食产量。
为了达到他心中所期望的效果,商鞅事实了以下政策:第一,推行国家授田制,“按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或十万顷的标准,以县为单位计算出土地面积,出去山泽道路邑居,其余耕地按良田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农民。
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改动,故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税负平。
每户农民所授土地相同,出同等田租,就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了”① (田昌五、安作章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 页)这种国家授田制度,在一定情况下打破了当时的土地公有即井田制度,确立了在秦国的土地私有制度,承认和保护了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
由国家掌控农业土地资源,将全国的土地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是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
②(费正清:《xx: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5 页)第二,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农务。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致使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奴隶主有了富裕的劳动力和工具去开垦土地,这部分自主开垦的土地就成为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奴隶主就演化为地主,奴隶就转化为了农民。
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自己开垦、获得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如果单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不加抑制,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商品经济很可能兴盛起来,中国可能最迟在汉代就会形成像罗马一样的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古典共和格局。
(1)从战国到宋代:重农抑商发展的自然过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局面及许许多多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纵横捭阖的思想格局,辩士们来往于各国之间,靠口才投机取得高位,这实际上是商品贸易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实行重农抑商的王朝,其措施我们从上述商鞅的政策中可以看出。
汉代实行盐铁专营,事实上,因为交通的不畅,如果实行私营,则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割据,也就是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商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当前的潜在的商人和辩士,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脱离于二者之外、且位于二者之上的统治阶层,这样的阶层分布很容易形成财富、地位和门第的门槛,统治阶层可以完全不依靠地主的商业潜能而巩固统治,而商业还并没有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农业,因此,这是重农抑商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重农”。
借古希腊的三次民主改革观之,这三次民主改革废除了财富、地域的不平等性和门第的差异,并且前后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性最早在元代才趋近于消失,而门第差距本在汉末已经式微,却由于九品中正制又延续了几百年,到唐代末期的牛李党争还有存在。
宋朝是个羸弱的朝代,它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妥协于商人,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富庶,但因为政府沾染了商人的习性,在政治上必然是无为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政治在宋代便告终结。
宋代通过一系列分权的措施以及外患的抑制使得这个脱离于商人的统治阶层不得不完全的依靠地主——这一群潜在的商人,此后,自宋代开始,抑商渐渐的脱离出了时代的主题。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摘要】: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被中国古代帝制王朝推行两千多年,是因为它在道德、财政、政治、经济诸方面维护着王朝统治的稳定。
本文将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各方面的均衡利益等多种因素来分析重农抑商政策形成发展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诸多影响。
【关键字】: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经济基础传统农业文化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中国宋代、明代中期后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重新开始了重农抑商。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而在这时,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这虽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巩固中央政权,却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农商并重”阶段到“重农抑商”阶段的演变。
(一)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非常发达的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的理解,其论各殊,旨意不同,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在农商之间往往都选择重农而抑商。
1、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教化作用是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积极推动力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孔子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论及,只有孟子明确地主张发展商业,而荀子则极力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即“不忍人之政”。
其中,实行仁政的一个途径就是必须给民以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就要“制民之产”,使民有百亩“恒产”,将恒产作为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
在这些基础上,孟子提出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的主张。
孟子主张工商是社会产业与交换所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
当时“关市之征”对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
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
这种主张对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显然,孟子并没有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这一主张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提出的。
荀子认为君臣都应该以富国富民为已任,而要富国富民,必须发展经济,主张以农为主,农、工、商协调并进。
荀子赞同把农业视为本业,把工商视为末业的观点。
他以生产粮食作为衡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标准,于是只有农民才是生产者,除了士大夫之外,工商也被划入食之者之列。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如果从价值观点来看,工,也是价值的创造者、生产者;商,也创造一部分价值。
但是荀子显然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肯定,他以自己的思路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第一,“众农夫”,即增加农业生产人数,减少食之者人数。
除了减少工商业者外,他认为必须减少士大夫以及官僚冗员。
全面掌握重农抑商政策
全面掌握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又叫“重本弃末”“强本弱末”,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抑商人而存商业,退私商而进官商,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治手段保持自然经济结构,使小农经济不致全面崩溃,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政策。
一、理清重农抑商发展时间线1. 商鞅变法,规定重农抑商商鞅变法之前,商业在社会经济和财政税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一般对商业给予一定的重视和鼓励。
《尚书·洪范》写道:“一曰食,二曰货。
”商业贸易“货”在八种政务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农业生产“食”。
在《周礼·天官》中,商业位居第六,与农业、百工相提并论。
但后来由于商业的不稳定性及商人的流动性等特点与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发生矛盾,因此出现了重农抑商思想。
商鞅变法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史记·商君列传》写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拓展·从《吕氏春秋·上农》中看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目的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
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
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
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吕氏春秋·上农》直接目的: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根本目的:巩固封建统治;经济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思想目的:安定人心,端正民心民智;政治目的: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政治稳定,巩固君主地位。
2. 秦汉巩固秦朝:推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政策。
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社会地位较低。
论秦汉时期“抑商”政策的嬗变
论秦汉时期“抑商”政策的嬗变农业不仅是人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农业自古以来就倍受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随着对农业重视程度的加深,抑商作为重农政策的辅助形势出现。
秦汉政权一直实行重农政策,而对商人与商业的政策则前后有所变化。
标签:秦汉;“抑商”政策;嬗变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一直以来是先秦和两汉时期的经济政策。
一、秦的抑商政策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2230,将工商视为末业。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确立了重农抑商的方针。
“上农除末”的“上农”,即“尚农”,“重农”。
始皇实行重农政策,与此同时,秦王朝对于商人实行了残酷的打击政策。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极其短暂,文献资料也较缺乏,但在其有限的史料中仍可对抑商政策的实施略见一斑。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始皇把商人连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等谪发,去远征戍边。
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下,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因此他们的所有财产如土地、房屋、苑囿、林池等等都被政府没收,都被政府没入为公田。
后来,秦王朝将抑商发展到极致,不仅“尝有市籍者”要去谪戍,“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也在此列,把商人同罪人、身份低贱者同列,这应该说是对抑商政策的发展。
二、西汉的抑商政策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春三月令“商贾不得衣锦绣绮,并不得操兵乘马;医巫商贾不得为期门、羽林,不得拥有土地;商贾及其子孙不得做官;并加重商贾租税以因辱之”[2]65。
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加以压抑,限制他们的行为范围和等级,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使人把经商看成是可耻的下贱职业。
但是,对商贾的商业活动不仅没有限制,反而更宽松。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3261。
浅议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浅议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2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习中,重农抑商政策是一个重点、难点,好多同学在理解这一政策时有一些欠缺。
为此笔者试从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主要表现、发展历程,中国封建王朝采用该政策的原因及如何评价这一政策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就教方家,得释疑惑,以求共鸣。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为维护王朝财政利益和王朝政治统治服务。
这一政策包括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并将两者统一起来。
重农是指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社会经济的“根本”,视农业为“本业”,又称为“重本”;抑商是指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与壮大,以民间私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的“支末”,视其为“末业”,又称为“抑末”。
所以,重农抑商又称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又称为重本抑末政策。
农为“本”,工商为“末”,在政策定位上有着明确的主次之分,在经济结构构成的认识上也有着明确的轻重之别。
重农抑商政策,把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统一起来,主张要实现重农就必须抑商,或者说必须实施抑商才能实现重农,抑商服务于重农。
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重农抑商其主要表现在: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不许商人“名田”,即购买土地,“犯者以律论”,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则没入官府。
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不许商人“名田”,即购买土地,“犯者以律论”,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则没入官府。
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推择为吏”,即不许商人及其子孙到官府去做官,“犯者以律论”;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重租税以困辱之”,法律规定,“贾人与奴婢倍算”,商人所纳算赋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重农抑商思想的具体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历史背景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农耕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变阶段,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士大夫开始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发展农业、限制商业。
重农抑商思想在秦汉时期达到了顶峰,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重农抑商思想的具体内容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商业是次要的,应该限制商业的发展,发展农业。
在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主张实行均田制,取消或限制私人的经商行为,限制商品交易,限制流通渠道。
重农抑商还主张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即加重农业税收、商业税收。
三、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1. 对经济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地位得到了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超越了商业。
在秦汉时期,农民负担加重,商业经济受到限制,商品经济受到打压,这对中国古代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分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地主阶级得到强化,农民阶级受到压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商业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商人地位低下,造成了商人阶级的边缘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尽管重农抑商思想在古代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逐渐放弃了这种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对商业的限制,发展了市场经济。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商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降低。
重农抑商思想在现代中国已经逐渐淡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种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古代到现代,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本文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分析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历史角度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古代诸子百家中有许多思想家都对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
儒家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强调“务农”、“力学”、“勤俭”,主张农耕经济,反对商业和手工业,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是削弱国家的力量。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致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无法迅速发展。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重农抑商思想也对中国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使得农民地位日益尊崇,商人地位日益低下,形成了尊农贱商的社会风气。
二、现实角度在现实中,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与此对于商业和工业的支持却相对不足。
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以农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相对较低。
社会舆论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得许多人对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好感,而对商业和城市生活则持有排斥和怀疑态度。
这种思想影响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加大,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未来角度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重农抑商思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政府需要调整政策,鼓励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产出,同时支持和引导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需要加强社会教育,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重视农业,同时也重视商业和工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迈向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重农抑商实践心得体会
一、引言自古以来,农业与商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粮食资源,商业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然而,在我国历史上,农业与商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
本文将从个人实践角度,谈谈对重农抑商的认识和体会。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及原因1. 背景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形式,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
2. 原因(1)封建土地制度:封建土地制度使得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统治者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实行重农政策。
(2)重农思想:封建统治者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商业为末业,对商业持敌视态度。
(3)税收政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农业税负担加重,商业税相对较轻,导致商业发展受限。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及影响1. 实施措施(1)限制商业发展:封建统治者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如禁止商人经商、限制商业规模等。
(2)重农政策:提高农业税率,鼓励农民种地,限制农民从事商业活动。
(3)抑制手工业发展:限制手工业生产,提高手工业税率,限制手工业者从事商业活动。
2. 影响(1)农业发展受限: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2)商业发展受阻:商业发展受限,导致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求失衡。
(3)社会矛盾加剧:重农抑商政策加剧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四、重农抑商实践心得体会1. 认识到农业与商业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践,我认识到农业与商业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粮食资源,商业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共同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
2. 坚持科学发展观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在经济发展观念上的落后。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致使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奴隶主有了富裕的劳动力和工具去开垦土地,这部分自主开垦的土地就成为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奴隶主就演化为地主,奴隶就转化为了农民。
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自己开垦、获得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如果单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不加抑制,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商品经济很可能兴盛起来,中国可能最迟在汉代就会形成像罗马一样的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古典共和格局。
(1)从战国到宋代:重农抑商发展的自然过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局面及许许多多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纵横捭阖的思想格局,辩士们来往于各国之间,靠口才投机取得高位,这实际上是商品贸易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实行重农抑商的王朝,其措施我们从上述商鞅的政策中可以看出。
汉代实行盐铁专营,事实上,因为交通的不畅,如果实行私营,则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割据,也就是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商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当前的潜在的商人和辩士,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脱离于二者之外、且位于二者之上的统治阶层,这样的阶层分布很容易形成财富、地位和门第的门槛,统治阶层可以完全不依靠地主的商业潜能而巩固统治,而商业还并没有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农业,因此,这是重农抑商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重农”。
借古希腊的三次民主改革观之,这三次民主改革废除了财富、地域的不平等性和门第的差异,并且前后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性最早在元代才趋近于消失,而门第差距本在汉末已经式微,却由于九品中正制又延续了几百年,到唐代末期的牛李党争还有存在。
宋朝是个羸弱的朝代,它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妥协于商人,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富庶,但因为政府沾染了商人的习性,在政治上必然是无为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政治在宋代便告终结。
宋代通过一系列分权的措施以及外患的抑制使得这个脱离于商人的统治阶层不得不完全的依靠地主——这一群潜在的商人,此后,自宋代开始,抑商渐渐的脱离出了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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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农抑商”就是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业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的发展,要限制商业的发展。
【关键词】重农抑商;先秦时期
一、原始社会时期的重农思想
在距今一万年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对野生自然资源的需求竞争日趋激烈,造成狩猎劳动生产效率的下降。
同时,通过观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栽培方法,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逐渐超过狩猎劳动的收益,再加上参与人数的增加,种植规模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
这样,人类就在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自发形成了朴素的“重农”经济思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与农业有关的先民被后世子民歌功颂德,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三皇”之说。
有关三皇时代经济生活的传说是:伏羲氏开始懂得驯养牲畜,神农氏开始稼穑,即从事农业生产,有巢氏开始随着农耕的出现筑巢定居。
据考古发现,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在北方创造了仰韶文化的原始先民们已经发明了农业,种植了蔬菜和粟,比仰韶文化时代更早一些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人工种植的稻谷,证明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种植水稻的国家。
而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原始的渔业、家畜饲养业和种植业已经相当普遍了。
所以,“重农”思想从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了。
二、夏、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重农思想
夏朝产生的夏历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
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
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
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
在商代,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开始使用木耒等农具,二人或多人共同耕种,相互协作。
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卜辞是商代占卜的记录,其中“求雨”、“求晴”、“求年”、“求禾”等关心农业生产丰歉的占卜现象屡见不鲜。
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
主要的农作物如黍、稷、粟、麦(大麦)、来(小麦)、秕、稻、菽(大豆)等,都见于卜辞。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水稻,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也种有水稻。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都嗜酒成风,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稷等谷物,这也是当时农业较为发展的旁证。
畜牧业方面,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
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
周民族最初就是个农业民族,《周礼》之中记载“以九职任万民”,其中的第一项就是“曰三农”,农业成为最重要的职业。
周初,“文王卑服,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周王亲自参加农业生产,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为周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周人隆重祭祀。
周公旦在《尚书·无逸》中总结商亡的原因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
为了维护周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历代商王贪图享乐,不知稼穑之艰难,最后导致亡国的覆辙,他要求周的奴隶主贵族必须重视农业生产。
西周还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
当时已经普遍采用熟荒耕作
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三、战国时期抑商思想的出现
“重农”和“抑商”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对于“重农”,人们的理解都比较一致和明确。
“重农”就是把农业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应当对农业生产的发展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思想中讲的“农”并非指种植业,而是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它不仅包括种植业,还包括一定量的家庭饲养业、家庭纺织业和家庭手工业。
中国历史上讲的“重农”实质上就是“重”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对于“抑商”,许多人把它理解为不加区分地轻视、打击甚至禁绝一切商业活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抑商”的理解,至少应该把握住以下两点:第一,抑商不是废商。
尽管抑商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并且长期居主导地位,但从来没有人真正推行过废除一切商业的政策。
从思想上看,可能除了道家的一些人物主张废除商业以外,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对商业的社会功能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商鞅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刀阔斧地推行抑商政策的人,但他承认“农辟地,商致物”。
荀子也明确肯定商业的作用,他说“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第二,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是私商而不是官商。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很早就已有了专门的商业活动,但直到战国以前,社会上并没有出现过轻商、抑商的主张。
轻商、抑商作为一种政策主张发展起来是战国时期的事,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商业活动基本上是由官府垄断的,而从春秋后期起,中国产生了私人商业。
这种不受官府控制的私人商业资本的出现,给中国古代社会植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
抑商政策只是为限制私人商业的发展而提出来的。
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重农”势必要求“抑商”,“抑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重农”与“抑商”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完整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思想。
法家是这个时期最早比较完整地提出“抑商”思想的一个思想派别,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鞍和韩非。
三人跨越两个世纪,经过先秦法家李悝、商鞍,直到韩非才最终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概念转变为基本政策,使之观念化,制度化,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政策。
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推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等重农措施,使魏国变得富强起来。
李悝不仅重农,而且还是轻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
在李悝看来,农业几乎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说“农伤则国贫”。
接着他又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损害农业,会使民人饥寒,国家贫困。
所以他说“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
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
农事害则饥之本也。
女工伤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十分明显,李悝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工商业危害农业会导致“国贫民侈”。
虽然李悝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针对手工业而言的,并未提到商业,然而由于手工业一般都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势必包含着“禁技巧”产品的销售,包含着对商业的歧视和限制了。
所以,李悝是重农、轻工商、贱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说是重农抑商的最早提出者。
商鞅是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鼻祖,是把“抑商”和“重农”同时定为基本经济政策的第一人。
商鞅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粟爵粟任”政策。
商鞅认为,求利是人的本姓,“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了,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官爵是名利的集中体现,是人们追逐名利最集中的目标。
实行“粟爵粟任”,百姓只有为国家多贡献粮食,才能取得官爵,这就能够刺激人们务农的积极性。
百姓为了名利,为了官爵,就会尽力于农事。
同时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比较严厉的抑商措施。
他在《变法令》中规定“大小侈力本业,耕作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祭”。
《商君书·壹言》篇又说到“治国能传民力而壹务者强,能事本禁末者富。
”所谓“谬力本业”与“事本”,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事末利”指的是从事工商业,至于“禁末”,就是要对工商业加以限制。
商鞅还主张“农战”,他认为只有坚持农战才能兴
国安邦。
同时他还认为农是战的物质保证,战是为农长足发展创造条件,而抑末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也是为了更利于战,离开农战,也就无所谓重本。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变法思想,以农为“本”,工商为“末”,主张重本抑末。
他说“仓凛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纂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
”他主张“富国以农。
”“夫明主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国家的富强要依靠农业,因为作为财富主要标志的粮食是从农业生产出来的,所以统治者必须重视发展农业而抑止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他要求“困末作”,他把“末作”的内涵确定为工商之民,而且同辩士、侠士、学士、近臣等并列,把从事工商业者称为“五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