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轨的制约因素

经济体制转轨的制约因素作者：邵彦敏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第01期摘要：经济体制转轨作为一个过程，其推进过程是复杂的，其制约因素也是多重的，起码包括成本与收益比较中的需求制约、各方供给力量不足的供给制约、转轨过程引致的一系列问题等的制约。

具体分析包括：需求不对称、市场规模、公共物品、财政、地域、知识、文化、决策、力量博弈等多方面的制约。

突破经济体制转轨的约束条件应主要依靠调动个人积极性，强化政府职能。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轨；需求；供给中图分类号：Ｆ12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024－03我国市场化趋向改革至今已经近3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也已经15年了。

虽然中国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北京共识”，然而，发展中也出现了收入分化严重、环境污染、公共产品发展滞后、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等问题。

从体制上反思我国发展中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问题原因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不够，也就是我们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出现了偏差。

理论的功能在于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然后再去改造世界。

“市场化的不足”与“改革的偏差”显然也是在各种因素制约下出现的阶段性结果。

因此，理性的寻找制约的突破口，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顺利完成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关于经济体制转轨制约因素的方法论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体制转轨一方面受制约于生产的物质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受制约于生产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及其政治制度等①。

西方新制度学派通过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分析，寻求体制创新的需求制约。

同时指出，供给是体制变动路线的充分条件，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

经济体制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都存在着种种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主观效用与偏好、客观交易费用、知识存量、监督费用、实施费用等。

深刻的经济社会体制变革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对转轨经济的研究方法就至少形成六种②。

就转轨路径形成的不同原因，也就是转轨的制约因素，理论界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经济转轨主要受制约于政治体制。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只有“政治力量特征、产权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等基础性特征的变革取得成功，经济转轨才能取得成功。

或者说，要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非基础要素”的变革，就必须首先实现政治力量特征为首的“基础性要素”的变革。

这种观点虽然指出了政治变革对经济转轨的重要作用，但显然颠倒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

况且，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顺利推进已经向将宪政秩序转轨作为经济改革的根本的观点提出了挑战③。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对体制转轨的需求一般是由某种原有体制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的。

即行为者一旦认定创立和利用新的体制净预期利益为正时，就会产生对新体制的渴求与企盼，并愿为新体制创建付出成本。

我国发端于农村的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得到政府承认并在全国范围强制性推进，确实是建立在市场化改革能给全国人民带来更大收益的基础上的，以经济绩效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的改革，而且以增量改革为先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都是减少改革中的摩擦和损耗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求是经济转轨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转轨路径本身可能是一个包含更多非经济因素的复杂过程，是不能简单地用成本－收益这种技术性指标进行统计的，转轨动因和路径选择的制约因素是复杂的④。

第三，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除最先部分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其余改革都是在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进行的，明显地是林毅夫教授指出的强制性变革特征⑤。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受供给制约，即受制于中央政府提供新体制安排的能力和意愿⑥。

笔者认为，如果针对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能够正常运行且不断壮大而言，这样的概括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

但是，如果要注意我国市场取向改革进程的艰难，全面研究向经济体制转轨的制约因素，这样的概括则不免简单。

实际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既受到政府主体制约，又受到非政府主体制约；既受到供给制约，又受到需求制约。

因为体制安排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是体制均衡点，体制转轨过程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旧体制均衡的突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均衡实现的发展过程，应该用古典经济学“需求－供给”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改革没有纯粹的诱致，也没有绝对的强制，二者常常结合。

“中国改革可以分为政府推动、个人自发进行两类，但只有这两种改革结合，才可以为经济改革进程提供解释”⑦。

“中国许多经济力量行为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反映”⑧。

改革中常发生的实际供给与政府意愿供给不一致很大程度是受到其它行为主体需求制约的结果。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体制转轨作为一个过程，其推进过程是复杂的，制约因素也是多重的，起码包括在成本与收益比较中的需求制约、各方供给力量不足的供给制约、转轨过程引致的一系列问题等制约。

二、经济体制转轨的具体制约因素第一，需求制约。

需求是“理性经济人”的主体需求。

需求是由获利机会引致的，是人们在成本—收益比较中作为的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赋予每个经济主体选择的自由，只有经济主体有着积极的需求，就能够推动转轨顺利推进。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具体地深入到改革的各个过程、各个方面就会发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要受多种需求制约。

（1）需求不对称制约。

市场经济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重新构造。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以经济绩效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的。

但是总体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每一项改革每一时刻每一个人的收益都大于成本，常因改革收益滞后于改革成本或其它原因，出现利益受损者。

（2）市场规模制约。

市场规模是改变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市场规模的大小决定着要素所有者获利机会的可靠性程度。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正是受城市广阔市场诱惑。

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较晚，存在着封闭运行，体系不完善，规则不健全等缺陷，新的收入流出现缓慢且流量有限，这自然影响人们对新体制的创新需求。

为急于满足自己的预期收益，人们进行各种“分配性努力”，即不是进行创造新财富，而是努力将别人已有的财富转变为自己的财富。

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当合法的分配性努力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问题在于，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正当利益的度量和界定不明确，管理不到位，于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诸如假冒伪劣产品、哄抬物价、坑蒙拐骗等压制生产性努力的分配性努力，既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会进一步削减经济行为主体对新体制的渴望。

（3）“公共物品”制约。

体制是一种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由于监督费用过高，不可避免存在“搭便车”行为，即个人即使不支付成本同样可享有新体制的收益。

也就是说，即使不主动地为市场经济体制创建支付任何成本，同样可享受新体制的利益。

自然有“觉悟低者”对私人预期利益很大的改革也会表现出不积极的心态。

第二，供给制约。

体制供给是指体制创新主体在现有的宪法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下提供新体制安排的能力。

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是权利重新界定过程。

改革使经济行为主体由单一的中央政府演变为多元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法人、自然人都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能量。

当然，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各经济行为主体供给能力是受到经济、社会、技术以及相互利益冲突的制约。

具体表现在：（1）政府经济制约。

政府是体制创新最主要的承担者。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免费的，是有成本的，经济负担一般主要落在政府身上。

创建新体制过程中，因生产力落后，财政不宽裕，解决矛盾的回旋余地小，致使预期收益较高的改革方案也只能等待时机。

（2）效用约束。

由于不同体制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他们对某一项改革方案的评价自然会有所不同。

同时，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也非“帕累托式”的利益调整，而是一场利益非均衡的变革。

变革中利益受损或收益不均衡都可能引起个别人心情不愉快，采取破坏其他人利益或非正当增加自身收益，使体制实施成本增加，公开地讨价还价，抵制改革，这样又会增加改革摩擦成本。

（3）地域制约。

我国幅源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进程有快有慢，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得不带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以更符合各地实际。

中央政府强制性的体制创新要通过地方政府传导，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也容易在本地域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理解和贯彻新体制规则。

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常常“改头换面”地进行政策创新，结果影响体制供给能力的充分发挥。

（4）知识制约。

有关体制创新的知识积累影响着体制创新供给。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开创性事业，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参考、学习。

（5）文化制约。

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愈近，则亲合力愈强。

改革的成本越低，供给能力就越强。

反之亦然。

总体来看，我国以重义轻利、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和长期集权机制所锻造的人们依赖性格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体制安排与市场竞争体制距离较远，常会出现个人害怕受到社会的排斥和耻辱，尽管违反非正式体制安排的收益非常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反非正式体制安排。

第三，运行制约。

从总体上说，上述对体制创新需求和供给的制约因素分析都是建立在比较静态的分析模式中。

实际上，体制创新活动都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且一个时期的变化会成为另一个时期组成要素和现状的一部分，进而影响随后变化。

因而，有必要动态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

（1）阶段制约。

经济体制转轨是具有阶段性的。

由于各个阶段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如我国以追求ＧＤＰ增加为目标的阶段，必然会遗留下来的未偿费用的累积效应，如资源消耗问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又会拖住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过程⑨。

（2）过程制约。

用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旧体制，是用一种均衡体制代替另一种均衡体制，但是，这种代替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

目前，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因素逐渐增多，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迅速彻底地代替旧体制，旧体制的相当部分还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和运行，新旧体制交织并存，势必在管理上出现许多真空与漏洞，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影响改革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