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

重论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将面临三重困扰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这些成就取得的同时，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盟，千方百计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博奕，竞争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间尚且十分激烈，更何况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在我们国内，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发展的趋势，从内部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而，在“十一五”时期，中国要严密防范这三重困扰，坚决同各种危害人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斗争到底。

关键词：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引论回顾历史，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随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基本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风云变换，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因素增多起来，并逐渐形成一股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危害最广泛人民利益和阻碍中华民族崛起的反动力量，本文拟把这些不利因素归纳为三点——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与建国前不同，新世纪中国面临的这三重困扰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内生性。

“十一五”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实践检验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将不可回避上述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内外的经济矛盾，本文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以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抵制危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必然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帝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统领的政治经济网络，其中美国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举足轻重。

而中国是目前唯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要远比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深刻。

然而，有史以来，因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在近现代就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大战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其中的主角。

二战后，继之而来的冷战则揭开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序幕，苏联解体后，冷战也告一段落，可是冷战思维在有的国家还延续着，即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采取遏制的战略；纵然没有社会制度巨大差异的隔阂，在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体系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的目标，依然困难重重，毛泽东当年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对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引进“中心—外围”理论，分析经济拉美化的成因，以此来类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外部困难。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

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

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

”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

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

”正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循环陷阱，才有了经济拉美化的表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发达国家的附庸。

其次，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情况。

加入WTO以后，中国将会逐步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的市场。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坚定的执行着针对中华的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企图最大限度的瓜分其可以攫取的一切经济利益。

目前即使融入WTO 是我国的自愿行为，是对外经济联系发展的必要选择，但不可避免的是WTO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好处的同时，是否注意到潜在的不利影响和危害以及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负面的效应，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此外，要慎重考虑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可行性，谚语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指的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行为。

在国与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互利的行为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妥协，领先、超越与反领先和反超越的意图即使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会针锋相对的。

社会主义中国是符合以下模式的：即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发展之后要领先。

目前，要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要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较早的经济理论比如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就强调国家要对民族工业加以保护，发展主导产业。

我们要认识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十分强大，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官僚主义《辞海》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

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

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和“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

邓小平评官僚主义说“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对官僚主义进行经济分析，它的危害突出的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一个是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

下面首先谈谈管理科层制度的僵硬呆板和效率低下。

英国学者C.N.帕金森在所著《帕金森定律》中指出：官僚主义者喜欢无事忙，通过扩大下属机构抬高自己的身分，因而行政机构总是呈金字塔形，并按一定速度增长。

各种委员会的人数总是不断增多，当委员会成员增加到20人以上时，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于是其中少数起作用的委员便构成核心，成为实际领导机构，而一般委员则不起作用。

人数持续扩大，致使委员会名存实亡。

在各种会议上，官僚主义者总是无原则地拥护一方反对另一方，或者像表决机器一样为他人所操纵。

各种考试制度多流于形式、弊端丛生，官僚主义者所需要补充的人员是“下手”而不是“对手”，总是反对任命或者提升任何将来可能胜过他自己的人。

办公大楼愈堂皇，设备愈精致，往往管理愈加混乱，管理者愈腐败无能。

年老迟钝而又居领导职位的人不肯退休，使下级的接替者倍受挫折，心灰意懒或产生变态心理。

帕金森在分析组织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时，指出人员的晋升机会与机构增加成比例，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多增机构，一个人的工作由几个人干，比一个人干时还忙，因为这些人之间将形成许多的相互关系，制造出许多工作，几个人都将会显得很忙，组织的历史越久，规模越大，成员人数越多，关系就越复杂，扯皮的事就越多，组织的规模越扩大，成员的质量就越下降。

目前在中国由于财政供养人员日益增多，明显的存在“吃饭财政”的问题，人浮于事，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当年提倡精兵简政，在今天更体现出其社会经济意义。

此外官僚主义还导致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

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问题可以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

“寻租”的概念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克鲁格于1974年正式提出，她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说：“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

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些租金而展开竞争。

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

在另一些场合，“寻租”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

”此外，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则把“寻租”定义为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

在中国，公务员以权谋私一个突出表现是所谓“官僚资本”的出现，可以利用权力“寻租”的公务人员，与资源和资本（包括变相占有的国有财产）结合起来，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不但侵蚀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根基，而且损害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困难重重。

“官僚资本”的拥有者既是国家的蛀虫，也是人民的蟊贼，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在损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封建主义对于封建主义危害的表现，本文仅对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进行经济分析。

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是采取各种游离于现行法律或中央政策规定之外的方式来试图保护地方或行业利益的行为，对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经济调配资源效率的发挥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危害着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

而户籍制度直接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良好的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度安排，绝大部分农民会被束缚在仅有的耕地上，无法参与到现代化的工业进程中来。

第一，谈谈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

实行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的弊端在于这种保护使企业垄断了资源配置的权利，这样形成的垄断地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合理规划与布局，不利于形成规模优势和发挥主导产业的作用。

人为的区域和条块的划分，使得国家难以形成统一一致的发展目标，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使得经济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严重的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与健康发展。

其次，作为我国行政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户籍管理在经济改革中极大的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

旧有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现在的中国经济日趋活跃,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已成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特发展特别是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管制已经相对松缓，但解决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之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硬性瓶颈的约束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要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首先就要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户籍制度。

要在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除了要发展现代农业，搞活乡镇产业链，还要使农民走出去，要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工业进程，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分流到其他的产业中去，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