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下”经济发展方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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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伴随着许多问题。在经济增长模式可归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当前的形势下面临严峻的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旨在论述清楚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几点建议。
中国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休养生息协调发展
中国模式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而形成和发展的,涵盖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年的历史。三十年来,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从关起国门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逐步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可以把“中国模式”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是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十七大报告把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一个结合”,“十一个结合”是对“中国模式”的官方解读。
一、积极有为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挑战
改革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模式可以称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这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市自主的,但又是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建设,建立了国有制
占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实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储蓄和投资水平都比较高。具备一定实施出口导向的基础。在中国模式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东亚“四小龙”为最初样板,走上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实施外向型战略过程中,中国一直保持“双顺差”(所谓双顺差,即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或简说为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是一种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
“双顺差”在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有,一方面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能吸收过剩产能,维持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通过出口刺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产出成本增加,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出口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另外,我们的外汇储备安全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5万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卷1万亿美元。我们不能不考虑美元贬值导致资本损失,美国通货膨胀或违约造成的购买力损失等一系列严重威胁。
一九一七年后建立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国、美国发展某种特定共生关系提供了金融条件。中国的创汇经济恰好与美国的负债经济相契合。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镜像反映。现在中国握有美国27%的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裁缝的故事”,他把当时国际货
币体系的安排比作一个裁缝和他的顾客的关系:裁缝为顾客做西装,做好西装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给顾客,后者则利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西装,如此循环往复,顾客不断地享受西装,裁缝不断地积累借条。等到有一天,裁缝想把这些借条换成现钱了,顾客到底有没有能力还钱呢?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二、脱离依赖资源消耗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
(一)“物本”资源消耗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经济增长成本高、代价大,效率相对较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资源、能源稀缺的矛盾加剧,与环境承受能力的矛盾加剧,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而中国在资源禀赋上并不丰裕,承载能力较弱。比如,中国石油资源以目前的开采规模仅够五十年开采。又如,全国1/3的国土面积,因条件恶劣难以开发利用。
(二)“人本”资源低端
除了“物本”资源个、外,中国的“人本”也存在隐忧。在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上,仍然属于“低端人本”,尤其是“人本工具论”仍有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人的发展还处于低端状态。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规模,其中农村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化转变的问题,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要艰巨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企业、国民的积极性长期被压抑。劳动力充裕,但忽视对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中
国是个“加工大国”,是个“创新小国”。加之,劳动力充裕这一传统优势也将面临严重挑战。“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将从无限供给发展到供求趋于平衡再到出现结构性短缺并导致工资成本相应提升。”有预测认为,“从2013年开始,由于人口抚养比降停止下降的趋势,转而逐步上升并呈现加快趋势,中国“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非人性化的户籍鸿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限制了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利于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增加了资源高耗成本。
三、警惕放弃“休养生息”让富于民的趋向
(一)中国模式下经济增长方式与民众的生存状态
今天回头看,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的精耕细作使得单位产出较高,但每位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却较低。这种农业体系支持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不断增长的人口给相对稳定的资源压上了沉重的负担。“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使得执政者决定了吃饱肚子才是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准。经济学上称之为,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寻找使福利最大化的道路。
按照这个标准,来讨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中国模式下经济增长模式,便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长期经济表现。也才会明白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的成功与所犯错误的原因。长期生活在资
源紧张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为温饱问题忧虑。骨子里深谙“算计不到一世穷”的道理,才能从真正上接受计划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才得为在举国层面上大规模的实现计划经济。可惜的是,脱胎自传统的理性选择也可能有悖于传统的逻辑。我们看到,每当计划部门按自己认为的轻重缓急调拨物资的时候,都会出现无法回避的问题:农业部门无法产生足够的粮食补给,工业部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能源部无法为生产生活提供尽可能多的能源。大量政策倾斜于战略性部门,创造出来一个自我强化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过程。这种历史性遗留在改革初期还发挥着作用,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护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人、农民。农民从集体的瓦解和农产品价格的改善以及农村急速发展的非农
产业中受益。前期改革“没有受损者”,遵循了“休养生息”的让利放权。
经过前期改革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加之与某种潮流的结合,后期的改革偏向于集权化。表面上看,集权化是在对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更为适当的划分,但实际上是重新采用集权化方式对资源进行控制。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烙印使每一个执掌国家经济权力的人都崇尚强化规制和宏观经济管理功能。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有一个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财政收入来源。从而造成国强民不富,国进民退。
因此我们有了今天的局面。在农村,农业收入有所增加,但明显滞后于城市收入的增长;在城市,打破铁饭碗,缩小国有部门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