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作者：尹静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5期摘要：汪曾祺通过对小城记忆的再加工，经过情感的过滤，借助小城的不同场景，逐渐铺开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以及小城文化的多样表征。

在这些小城文化中，汪曾祺表现了小城世界的“真是”境遇，礼赞了小城之子的至善品格，挖掘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存在。

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小城；小城文化；审美救赎；汪曾祺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5-0076-05“小城处在乡村与都市的结合处，它具有独立的文化个性；小城及其文化孕育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巨人、文学大师或著名作家，产生了独具意味的小城文学。

”[1]小城是名副其实的地理术语，但在小城作家们心中，小城不仅是文学概念，更被视为文化概念。

文学摆脱不了传统，便自然摆脱不了小城，作为文学中的小城，它是影响作家一生的现实小城，也是作家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确立自己精神坐标的理想小城。

现实小城与理想小城的相互碰撞，形塑了作家笔下带有人文关怀的小城观念与小城意识，小城的话语建构也由此开始。

作为一个显明的文化符号，小城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本土的一个缩影，折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面貌。

犹如鲁迅之于鲁镇、萧红之于呼兰城、沈从文之于湘西凤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小城作家都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浓浓的“小城情结”与小城文化特色，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也不例外。

小城岁月是汪曾祺一生之中最为难忘的心灵镜像，对小城的情有独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缘起。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五大集中地，其中以故乡高邮小城为叙述背景的小说最为有名，如《受戒》、《大淖记事》等。

江苏高邮，一个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小城，那里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宋代词人秦少游、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王念孙等文化名人都出于此；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小城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位多才多艺的小城才子，母亲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以及私塾的学习环境，让汪曾祺从小就有着高出其他学子的文化修养。

儿时的美好回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陶冶，为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汪曾祺曾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

”[2]因此，他致力于在小说中抒写内心对于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眷恋，而对小城世界的追忆无疑是汪曾祺文化叙事中尤为独特的风景。

本文希冀从小城文化场景、小城文化表征以及小城文化的审美救赎三部分入手，对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内涵做尽可能详尽的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场景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场景是由小城的自然风情、物化景观以及小城人物等共同构成的，不同场景的自由切换呈现出小城文化的多样内涵。

汪曾祺生在小城，长在小城，小城的文化场景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他，这种耳濡目染的场景无意识地走进了他的小城小说之中，也由此多角度地展露出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和谐、闲适与达观。

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3]。

由此及彼，都市的精神文化面貌之所以缺乏一种灵气与其人造自然的机械景观是分不开的。

与都市不同的是，小城没有“水泥森林”，也没有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它亲近自然，景色宜人，多面环水的闭塞交通使其免受现代文明的干扰，也因此留存了那些最为原始、自然的文化韵味。

汪曾祺笔下的小城就洋溢着这种自然的气息，给人一种和谐纯净之感。

如《受戒》中写到：“房檐下一边种着一颗石榴树，一边种着一颗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

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

”红与白相映成辉，小城在它们的点缀之下透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和谐之美；《鸡鸭名家》中有一段描写小城冬天的场景，读起来令人心生向往：“交过小雪了，真的入冬了。

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

”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这里的小城总是充满着生机，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与安详。

水是汪曾祺叙述小城世界必不可少的因子，这里的水作为清灵、澄澈的象征，凡汪曾祺笔墨所到之处都流淌着如水般的温情故事，如明海与小英子、小锡匠与巧云，无不清灵如画、恬静如诗。

水环绕在小城之间，芦花依水而生，人们在水边或打闹嬉戏，或洗衣淘菜，人与小城、小城与水相生相惜，一切都充满了生的活力。

小城的山水风情以一种自然文化的原型融进汪曾祺的意识，又在汪曾祺的笔下呈现出别样的魅力，作者通过对童年印迹的追寻，营造了一个自然风光与和谐心灵相融洽的小城世界。

在汪曾祺看来，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包含在和谐的自然风光之中，也隐含在小城的物态景观中。

小城的街道、酒肆、茶馆、庙宇、作坊等物化形态从空间结构上形成了小城独具特色的立体文化。

这些建筑既凝聚着汪曾祺个人的家乡记忆、少时经历，又最为直接地反映着小城细民闲适的群体文化心态。

“酒店、茶馆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小城中的主要公共场所，也是小城小说的典型场景。

”[4]老舍以茶馆为布景揭示了“埋葬了三个时代”的宏大主题；鲁迅将茶馆、酒肆本身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牵引出麻木的国民劣根性；而在汪曾祺的小城小说中，酒肆、茶馆既不是为小说主题服务的历史背景，也不是用来控诉社会的工具，它们是小城人精神文化的依托，真实地呈现出小城人古朴的精神面貌以及闲适安稳的日常生活方式。

文学迷恋着作坊或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行当，古代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曹雪芹的《红楼梦》，到了现代，染坊、磨坊、酒坊等作坊都是现当代作家们不厌其烦的描述对象，如邓友梅的《烟壶》、迟子建的《旧时代的磨坊》等。

曹文轩曾说：“作坊情结之深而不可自拔者当推汪曾祺。

汪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皆受此情结所扰，自觉不自觉、用心不用心地写了许多作坊，许多独特的行当，许多工艺与技能。

”[5]汪曾祺在创作中不仅表达了对于古老手工作坊的眷恋，而且也将药店、熟食铺等民间行当以及锡匠、车匠等手艺人纳入了作坊话题之列。

《大淖记事》中写了一群锡匠，《茶干》中写到酱园作坊，《岁寒三友》中写到了炮仗作坊，另如《戴车匠》、《八千岁》等，这些作品都表明了汪曾祺对于作坊的执着与偏爱，而汪曾祺对小城文化的阐释自然也离不开对小城作坊场景的书写。

作为汪曾祺小城文化场景的主要组成部分，作坊、茶馆、酒肆等“城中之城”不仅仅充当一个个稳定性的文化符号，它们的有形存在为小城营造了闲适的生活气息，为小城生活增添了一份味道，也较为精细地体现出小城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调与文化品格。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以小城之子作为叙事的主要人物，他们就像小城的影子，小城的精神、思想与习惯都可以通过小城人物来表达，而小城细民群体文化心态的精髓也是由小城人物的小城故事演绎而来。

因此，小城文化的场景自然离不开小城人物的参与。

无论是商人、小贩还是引车卖浆者流，这些小城之子没有政治教条的羁绊，更不在乎生存之艰难、命运之无奈，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小城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达观与热情表现着留存于小城的原始生命力。

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他们彼此熟悉、互通有无，人与人之间因为知根知底的关系而相互信任。

《安乐居》中描写了一群来“安乐居”喝酒的酒友们，这里有给木材厂看门的老吕、衣着得体的画家、爱说胡话的瘸子还有以烤白薯为生的大爷……他们每天按时来，风雨无阻，虽然喝的是最便宜的酒，下酒菜也十分简单，但他们很知足，而且乐在其中。

这些酒友们达观的心态、形而下的诗意栖居在小城随处可见，小说“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6]。

当《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被刘号长打成重伤，锡匠们拿出各自积蓄为十一子买来补药；大婶们不惜杀了自家下蛋的鸡给十一子熬汤……在汪曾祺笔下，整个小城像是一个大家庭，在这样知足常乐而又温馨的氛围中，小城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也显得合情合理。

二、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表征小城是连接都市与乡村的桥梁，如同小城地理位置上的过渡性，小城文化也成了沟通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中介；小城与乡村、都市相依并存的三元鼎立结构，决定了小城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常与变等相杂糅的特征，因而在此环境下孕育的小城文化也具有了多元性与兼容性，这种中和性表征在汪曾祺的小城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汪曾祺借助小城的文化场景，结合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将小城的中和特质次第展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小城“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象一个活的人”[7]，小城生活上的世俗与诗意、性格上的坚韧与脆弱，使小城充满了生命色彩，也形成了小城令人深思的中和性文化表征。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小城，中国现代作家们在传统与现代、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中陷入了两难困境，他们徘徊于出走与回归的夹缝之中而不知如何抉择。

但作为新时期的小城作家，汪曾祺在向小城回归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世俗与诗意、坚韧与脆弱的彼此整合。

在汪曾祺看来，它们的融洽将会实现一种中和，一种既能消解都市文明中的流弊，又能储存乡村文明中的精华的理想图景。

当然，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创作的文化之梦。

用美的眼光审视世俗的社会，从小城之子的世俗生活中挖掘蕴涵他们背后的诗意，是汪曾祺小城小说的创作初衷。

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之子多是平凡的庸常个体，他们既没有远大的事业追求，也没有宏伟的人生规划，不通文墨以及视野的狭隘，注定他们每天只能为世俗、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忙碌，日复一日，大抵都是如此。

小城之子生活的街道上时刻上演着一幕幕的闹剧：“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

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

”（《异秉》）这样的场景在汪曾祺小说中早已司空见惯，作者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小城民众的吃穿住用以及他们简单重复的日常生活，小城世界的世俗特征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汪曾祺小城叙事的故事群中，《受戒》中的和尚们无疑将小城的世俗化格调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些和尚住在菩提庵，他们出家是为了生存，虽然每天念经、打坐，但是他们心中并没有佛，更不懂得佛家的清规戒律；他们和常人没有区别，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打牌、赌博也是常有之事。

世俗化的小城生活折射了小城人卑微的生命存在，庆幸的是，小城民众在世俗与卑微中活出了旁人艳羡不来的精彩，他们有着达观的文化心态，懂得自得其乐，他们对人真诚热情，对工作踏实勤恳，这都为他们的诗意人生赢得了尊重。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与诗学修养的作家，汪曾祺希望通过诗一般的文字将小城生活的和谐之美、小城的诗意传达给那些在都市中失去信念的人们，让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之中不仅有压力，还有诗意。

汪曾祺善于用诗意的目光捕捉小城之子的诗意人生，诗意与诗意的重逢，便形成了小城文化的诗意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