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_吴秀明

2006年第12期文学 语言学论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在打通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意义吴秀明 郭剑敏[摘 要]在当前的文学史书写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仍处于一种合而不通的状态,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首先要充分认识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

在这一前提下,正确理解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及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是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历史难题 现代性整合 延安文学 体制化文学〔中图分类号〕I109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2-0115-05一、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面临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 重写文学史 的冲动之中。

这一方面来自文学史观的革新,另一方面也来自研究方法和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与深化。

从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来看,出现的几部反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主要还是断代式的写作,如钱理群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此外,有关 五四 文学、30-40年代文学、17年文学、 文革 文学、新时期文学等分段式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有了较为明显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

而迄今为止出现的将现当代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写作的文学史大多给人一种拼接的印象,所谓的整合大多停留于外在的层面上,缺乏内在的学理性贯通。

许多以 20世纪文学 或 现代文学 命名的文学史(如孔范今、黄修己、朱栋霖等主编的文学史)都试图通过对文学发展阶段的重新划分来掩盖这种生硬拼接的痕迹,但在进入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时依然暴露出种种的遗憾与不足。

也有的文学史力图通过人学的演变、文学对人性的表现与反映、多种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发展流变、多元文化形态(启蒙文化、战争文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张裂等主题模块来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

这些文学史论著在某一认识论的维度的确有其学理价值和意义,但总的来看属于批评家式的论断,并不是作为史家的文学史书写。

所以可以这样说,就目前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来看,现当代文学的割裂依然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造成上述这种现当代文学史打而不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将 20世纪 作为有关文学史叙事的宏大背景,它的确激发了我们不少的理论兴趣,也带给了我们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

20世纪这一概念内在地隐含着一种断裂的思维观念。

纵向地来看,它喻示着 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挣脱了出来,具有了新品质;横向地来看,它也表明了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世界意识,进入了一个融入世界文学格局的新的历史进程。

但另一方面,这一命名同时也招致了我们在文学史认知上的很大困惑和挑战,因为,在我们的有关历史进程的认识中, 世纪 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西方人以耶稣的诞生作为纪元的开始,同时也以此来象征人类普遍信仰精神的诞生, 世纪 在西方人的观念作者简介 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剑敏,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杭州,310028)。

115中便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与精神内涵。

自14-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文化以世纪为阶段的发展特征十分明显,西方文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由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发展轨迹。

而对于我们来说, 20世纪文学 是一个十分孤立的文学史概念,缺乏纵向的关于自身文学发展的参照;20世纪文学直接对照的便是三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这种失衡感使它在当时的提出显得很新颖也很突兀。

在很大程度上, 20世纪 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相对空洞的历史想象。

这样,当用 20世纪文学 来整合现当代文学时,由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性依托而留下了太多的需要从头建构的理论空缺。

其次,当代高校学科设置中现当代文学彼此一分为二也是造成这种割裂的一个原因。

在我们的中文学科专业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门主干的基础性课程,这使得文学史的写作、师资队伍的建设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割裂状态;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等的分段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学科的专业设置有关。

由于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立,现代文学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已完成时态的文学,很难反映它对当代文学的贯通和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科设置无形之中积淀为一种文学史观,这种观念因封闭、割裂的教学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并代代相续,形成一种很难突破的文学史认知理念。

所以,打通现当代文学,它也必然产生和引发对现有学科设置的调整,其意义超过了文学史编写本身。

当然,基于对学科规范的考虑,我们主张打通后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用 现代文学史 这一名称统领(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朱栋霖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的命名);而将 当代文学 的内涵和范围定位为通常所说的 当前文学 ,重点分析和介绍当前文坛的最新动态、文坛热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等。

这样既保证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也弥补了文学史写作对近距离文学很难把握的致命缺憾。

从已有的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当代文学史,都普遍存在着头重脚轻的弊病,时间越近,描述越粗略。

这样,从学科设置上来讲,以当前文学现象研究来取代原有的当代文学就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深刻的必要性。

打通现当代文学史的难度还来自它们彼此话语系统的不尽统一。

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是分处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进行研究的,这使得它们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科特色,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学理内涵。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差异性的存在,给我们的整合造成了障碍。

抛开细节不论,从总体上来看,现当代文学在打通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兼容的地方。

两相比照,在近些年的研究中,现代文学30年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启蒙意识、现代性的书写成为统领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理念。

相反,当代文学的研究则处在一个不断被解构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其中的突出表现便是对以往创作和研究中所积淀的意识形态的不断消解, 重写文学史 、 重读经典 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集中在当代文学部分。

这种解构或消解使得90年代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很有学理价值的概念,比如说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等等。

但这些概念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却具有不可通约性,这也是打通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

理想的现当代文学的整合,它应该是上下贯通的一个有机体,并且这种整合不应以削弱双方任何一个已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已达到的学理深度作为前提;相反,应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二、延安文学: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下的价值重估当前,用现代性来整合现当代文学这一理念在学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不言而喻,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从三千年的中国文学中脱颖而出、获得新质,其最本质的属性便在于 现代 。

可以说,正是这种 现代 性质构成了界定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范围、归属的逻辑起点。

但是,在实际的文学史写作中当代文学却很难纳入到这个现代性体系中来。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自 20世纪中国文学 这一概念提出以来,所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在于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打通上。

对现代性因素的发掘,使我们的研究正在不断地向晚清文学延伸,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一批近代学人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晚清文学也因纳入到现代性的思维视野而具有了某种新的特质。

但是,当我们用现代性这一理念向下延伸时却遭遇到了阻碍。

其中阻碍最大的便是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而且90年代重写的当代文学史基本上也不用现代性作为参照或内在主线。

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与我们对现代性的简单狭隘的理解,尤其是以它为内在逻辑进行打通整合时未116能充分考虑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复杂性与阶段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使它只适用于现代文学却不大适用于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谓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上溯性,却不具有下延性。

这种无法下延的现代性,在实际的文学史书写中往往会造成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脱节和断裂。

如果把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作是不同时期由不同权力话语的介入而形成的结果的话,那么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三个时期:一是从20世纪初至20-3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占主导的启蒙文学时代;二是发端于40年代延安文学直至新时期初期的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化文学时代;三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多种话语并存并逐渐走向个体化写作的文学时代。

有关20-30年代文学以及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学界已多有论述,而且基本上能够达成共识,它也在已有的不少文学史中得到了较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点对以延安文学及其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做一论述。

延安文学在现代文学30年中并不占有显赫的位置。

从30年的角度看延安文学,它的前面是一大批文学巨匠,其文学成就是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但是从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将其置于百年文学的背景下来看,延安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便突现出来:它不再是30年现代文学的一个并不醒目的句号,而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新的文学体制的开端。

延安文学上承 五四 文学与左翼文学,下接建国后文学。

正是在延安文学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完成了由启蒙导师到向工农兵学习的身份认同的转换,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得以全面展开,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以及文学生产体制的形成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初步规范。

当代文学序幕的拉开,正是建立在对这一文学机制全面接收的基础之上。

这样来看,应该将延安文学与建国后文学视为一个整体。

它们都是意识形态高度规范下的文学;它的功能与性质从属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需要,文学的工具性成为它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弊端。

延安文学所体现出的政治认同与工具化倾向不仅来自战时的文化功利主义,它与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 五四 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思想中革命功利主义倾向的现实达成。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有着被动选择的成份在里边。

与西方反对神学而进行的人的解放及现代性不同,我们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人的解放及现代性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多重使命与压力。

这使得我们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单纯以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造为旨归,其中的政治革命诉求必然会渗透到文学的层面。

正如陈伯海所指出的: 甚至作为新人格第一要素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在 五四 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也很少具有近现代西方个性主义思潮中的那种本体论上的意义,而多半视以为民族国家自强自立的基点,其实质还是社会性的。

所以,同样是从崇尚个性的原则出发来建构新文化的人文核心,我们的 五四 和欧洲文艺复兴,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途径。

在他们那里,个人的觉醒本身就是目标,它导致个人幸福的追求和人性至上的肯定;而在我们这里,个人的觉醒却是达到整个社会、国家、民族觉醒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 救亡图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