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改革

我看改革
（苏哲屿）
随着十八大的完结，改革再次被提上台面，呼声渐高。

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希望，受到了振奋和鼓舞。

但是我没有感到振奋和鼓舞，相反，觉得希望渺茫。

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要是前进不是倒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就是无法绕过的。

而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

但是，面对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造成的灾难频发，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实属罕见。

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

却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

”天下兴亡，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

其实现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分界本身就很可笑。

因为事实上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工人阶级。

回到改革话题，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

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

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

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

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至此我都还不敢妄加谈及人民的权利及权力，因为究竟谁是“人民”都还没有个定论。

你是“人民”吗？不是！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

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

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

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

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前些日子一些人以所谓爱国为名的打砸抢的行径，一是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二也说明了民众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

回顾历史，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

这样的心态，难免不让人情绪低落。

我不是反对不妥协，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得妥协，不能够打仗。

当然，先进的中国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太多“奥运”“世博”，建太多孔子学院。

然而，这背后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此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把西方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

且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引进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

大多人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天天喊革命就完了。

清初的思想巨匠王夫之就说过，“法制之弊是政治腐败的根源”。

所以，解决腐败问题要靠法制。

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

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并
没有腐败，但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开始就受腐败教育：妈妈需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老师就对我不好。

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确实不够好，但是等到到现在的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上来，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也很不好？恐怕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的，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才是最可怕的事。

也是，腐败哪个国家都有。

但是，中国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

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

但总不可能长期如此。

腐败问题不搞法治和权力的制衡就没有被解决的希望。

若不能够让舆论和群众监督的话，这种腐败也不会被解决。

现在官员权力太大，需要改革。

但是，对官员权力的改革势必会冲破一些人既得的利益。

然而心里真明白的人却装着糊涂。

所以，这样的改革可能需要自下而上。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因为那朦胧法制观念还敌不过各种各样的无形潜规则。

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到处都可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

我觉得文化的普及、法制观的普及、思想的解放非常重要。

对于每一个已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与社会。

谈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

这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谁都不可比拟的。

然而，中国的大部分GDP是来自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

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竟是卖地。

若真正以人为本，就要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的需求外，还要有思想精神的追求。

若除了为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到了什么时候是老百姓在谈论你的好，你自己在检讨自己的缺陷就对了！
健康的市场经济需健全的法治以保证公平竞争、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而配套的制度是必须民主而不是专制。

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来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的发展。

此外，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它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自发性也造成了“弱肉强食”，制造着不平等。

一个好的体制是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此类弊病的。

现在严重的社会不公不全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因权利严重受到了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

其实党与国的想法都是好的，他们都大力提倡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只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

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

还有，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
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

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

为什么不这样做？其原因在经济利益的主要占有集团,他们只有不断地把这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

但在前面我也说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

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

并非这些要求不合理的。

只是他不再忍父辈所能忍受的条件。

权利不公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

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预计效果呢？不是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余下的人吗？的却，他们富起来了。

可然后呢？他们走了！你大可看看近年来我国富人移民国外的增速是有多快。

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
我也在想倘若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儿能少些外出“考察学习”，多去田间地头和工地嗅嗅农民及工人的汗味；能少开公车、乘飞机，多去挤挤公交、地铁、火车或打打的，亲自看看百姓怎么过，听听民众怎么说。

也不至于会落得此般民生载怨。

如此看来，让中国去经历一场动乱也未必就是坏事，只是你我大多不愿罢了。

最后，我想说，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

好人得到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要高。

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

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

长远来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

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

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

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

2012年11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