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与张家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融合与张家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张牧迪
张家口历史文化是华夏文化色彩斑斓、精彩纷呈的重要一支，前文化部长孙家正在张家口历史文化丛书序中讲到“融合是张家口历史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历史上，这里不但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三叉口’，又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通路’，还是汉、蒙古、契丹、女真、柔然、鲜卑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汇聚之地。

”
一、张家口地区历史上活跃的各民族
历史上张家口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主要有：戎族、狄族、东胡、楼烦、肃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回族、满族等。

这些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我国东北、西北地区，以游牧为主。

比如，戎族、狄族是春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分支较多，其中一支或几支如山戎（又称北戎）活动在张家口地区。

他们中的大部或一支放马张家口地区，以不同形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不断交往与融合。

夏商时期，戎族、狄族活动在张垣大地，戎族的一支在今蔚县一带建立奴隶制政权，国号代。

春秋时期，张家口坝下大部分地区为古代国属地，坝上北部地区为匈奴人游牧之地。

战国时期，燕国强大后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设置了上谷、渔阳等五郡，上谷郡治今怀来县大古城村北，燕国的东北部居住的是强大的东胡，古燕国与东胡多次争战；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巡行到张家口一带，说：“胡地，中山我必有之！”并推行“胡服骑射”，在云中、雁门、代分别设郡，认为代地是一处可以成霸的地方，死后葬于代郡。

秦汉时期，张家口设上谷、代两郡，并在燕赵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长城。

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张家口成为近都地区，实行汉化政策。

辽金蒙元时期，张家口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腹里之地，各民族在张垣地区融合交汇。

明清时期，张家口地区成为与北地少数民族地区军事斗争、贸易往来的前沿地区。

二、张家口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事件
1、合符釜山——中华民族首次大融合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发生在大约5000年前张家口涿鹿境内的阪泉大战、涿鹿大战，阪泉大战后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融合形成新的黄炎部落，涿鹿大战后九黎族的一部分融合华夏部落，一部分渡河南下，占据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后又形成新的部落。

两次大战后，各部落“咸尊轩辕”，黄帝进行了大巡行，并北征巩固边防，然后合符釜山，成为天下共主，定都涿鹿，实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第一次融合，制定了新的图腾——龙，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大开创，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

2、宁城互市——首开汉胡边境贸易。

从秦汉开始，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商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出现了边贸市场，北方地区的边贸市场主要与匈奴、乌桓、鲜卑等进行贸易，双方互通有无，汉族的铁器、生产工具、丝绸，放牧民族的马匹、羊毛等是双方交易的主要货物。

张家口地区长城横贯境内，是双方冲突、交流、融合的主要前沿阵地，也是建立边贸市场的主要地区，上谷宁城（今张家口南宁远堡）是当时官方的重要边贸市场，据文献记载宁城互市在汉武帝时就已经设立。

实现了边境地区和平友好的局面。

3、寻根涿鹿——鲜卑拓跋部实行汉化政策。

南北朝时期，张家口一带属于鲜卑族拓跋部代国地，拓跋珪386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称王，国号魏，399年称帝，史称北魏，张家口地区为北魏近都地区。

北魏建国后为更好地实施统治实行汉化政策。

北魏皇家自称是黄帝的后裔（《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因此北魏皇家文化寻根于涿鹿，前四位皇帝（都城在平城）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均到涿鹿祭祀。

4、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民族融合的文化证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张家口地区的宣化、怀安、涿鹿、赤城等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的辽代墓葬，真实记录了辽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张家口地区交汇融合的大量珍贵历史画面。

宣化古城西北下八里清理发现的以张世卿为首的11座家族墓葬群、2座契丹贵族墓被评为国家级重点考古发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壁画有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制作精美，有天文图、点茶图、备宴图、弹唱图、对弈图、花鸟图、射猎图、打马球图等，形象地记录了汉与契丹等族人民在张家口地区生活、生产、娱乐、相互学习交流融合的精彩画面，被称为“鲜活的辽代社会生活画卷”。

5、民初大移民——张家口历史文化特征初步形成。

河北尤其是张家口地区军事地位重要，是防御北方草原蒙元残余势力的前沿阵地，明朝廷向河北大量移民，张家口地区是移民的重点。

移民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府移民，二是民间自发移民，三是军屯。

官府移民是主要形式，洪武年间就有9批，明朝共有15批，如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宣府诸卫”，洪武二十六年（1416年）“调南直、山西官民于怀安屯田”。

民间移民主要是山西、西北地区因人多或灾荒散落张家口各地垦田定居，对张家口历史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

6、隆庆议和——蒙汉茶马互市建立。

明中期，蒙古鞑靼部多次要求与明互市，在双方政治家张居正、俺答汗等努力下于隆庆四年（1570年）定盟，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宣府、大同设立互市，这就是著名的隆庆议和。

张家口茶马市场设在大境门外元宝山附近，成交量大，地位重要，是大同互市的一倍左右。

茶马互市促进了蒙汉等各族人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交流。

7、张库商道——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张库商道是张家口至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再到恰克图的一条国际贸易通道，张家口和归化成为商道上重要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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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才能进行。

戏剧中的模仿（Mimesis）概念能很形象的说明这一思想，通过手势、表情和声音的展现使给定的或自身的思想内容形象化（Vergegenwärtigung）。

“形象化”这一概念表达出了对现有能力的创造，相较于“仿制”(Abbildung)能更好地传达出对经验的生动描摹，这一过程需要的是对他我的慎重对待。

成为表演者的译者更应该时时自问，何处做了过多的解读，因为认可另一种思想，并在表述上形象地模仿那一种思想，要比自我表达困难得多。

译者代替了作者成为了言说的主体，他须细细聆听作者的文笔、口气及个人的叙述方法，并像表演者一样的赋予它自己的声音。

3.负责任地呈现他者
文本是文化个体的表达，无论译者还是作者皆不是文化的建构者，只是带着各自的文化烙印的呈现者。

处于“本我”与“他我”之间的译者是寻求共性的语言中介，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共性是理解的基础”。

起连接功能的译者并不是在进行文化比较（比较仅可作为翻译的前期工作）及文化转换（Kulturtransfer），而是以比较的方式跨越既定的差异，使作品向译者吐露（erschließen）的那样去呈现，将已理解的文本意义形象化地在自己的视域中以自己的措辞重新表述，并将两种文化通过语言以复调音乐（Polyphonie）的形式表达。

在翻译中呈现另一种文化时必然将他我带入目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译文的表达是怪异的和笨拙的。

翻译之难最终体现在语词的选用上，所谓负责任地呈现就是去呈现文本的他性，并使文本在目的语读者处可读，这既非“异化”亦非“归化”，阐释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不是过分拘泥于字面含义和语言结构而导致文本内容在目的语中的异化甚至歪曲，使得文本消息无法真实形象地传递。

经阐释学训练的译者所关注的问题理应是惯用语的正确性而不是跨语言的干扰。

译者的责任意识是基于对消息的一致性，基于对话式理解而将已理解的付诸语言。

我们设想，译者首先要能够从文本中提取消息，随后以对目的与读者谈话的口吻负责任地转达消息，他需要注意惯用语的正确性，文本的可理解性，文学作品的文化美学特性，并且要“站在文本背后”。

满足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望并不是译者要考虑的问题，读者期望的合理性仅仅在于文本的可读性，并不在于熟悉的消息。

诸如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偏爱故意违反语言上学看来约定俗成的表达，将常见的意思以反常的形式包装起来，这些总是出现的文学语言就形成了“一个文学的约定俗成”。

翻译文学作品就不应该使得构成文学文本的文学性丧失，保留文本中反常化的形式，就是对文本消息一致并对文本和读者双方负责任的表现。

一言以蔽之，呈现而非定位，在语言表述上如实的体现差异，才能最终生产出具有说服力的译本。

4.结语
翻译的魅力在于“既是又是”，这既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也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

翻译的阐释学转向正是聚焦这一问题，将中心议题锁定在有思有识的译者，并规定了翻译这项动态连续行为的前提为文本理解，所以可以说每一个译者都需要进行阐释学训练。

正如文本的理解不可上锁，译者的翻译尝试也是如此，阐释学翻译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去呈现翻译过程，而是为指引译者生产更好的译本提供一个坐标。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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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地，各民族在张家口经商、交流与融合，“口商”成为著名的国际商帮。

清顺治元年（1644年）为扩大张库商道贸易量的需要在张家口来远堡明长城上修建了大境门，扩大马匹等商品的交易量。

随着贸易量的增大，清政府为扩大商道的运输能力1904年决定修建京张铁路并于1909年8月通车，京张铁路的建成促进了张家口和周边地区的商贸发展，1918年张家口对蒙商家1600家，贸易额达到1.5亿两白银，被称为华北第二商埠。

三、张家口民族融合的主要载体
1、各族人民在张家口建立的政权
张家口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汉与北方草原民族反复争夺、交流的前哨，不同民族建立的各种政权交替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从商周时期的古代国腹地到春秋时期的古燕国、古赵国辖地；从秦汉时期的代郡、上谷郡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建立成为京畿重地；从隋唐时期的边关重地到宋、辽、金争衡时的辽、金王朝统治腹地；从蒙元的元中都到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再到清王朝的察哈尔都统府所在地。

历史不断演进而张家口始终在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各种政权交替影响下演绎着汉与北方其他民族的分分合合。

2、古战场
张家口历来就是用武之地，境内古战场星罗棋布，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可圈可点的战争或战役发生。

传说中的炎黄两大部落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春秋至隋唐时期主要有：赵襄子灭代国、秦燕马水之战、汉武帝反击匈奴、曹彰追击乌桓、北魏伐燕、北魏怀荒镇兵起义、上谷杜洛周农民起义、高昙晟起义等；宋元时期飞狐峪、野狐岭、会河川见证了宋辽、蒙金之间的激烈战争；大清入关的一些主要战役也发生在张家口，康熙皇帝三次西征也经过张家口，在张家口境内留下许多佳话与传说。

各族人民主要是汉与蒙古、满等少数民族之间在各个时期既相互对抗，又在战争中不断融合，张家口境内大大小小的古战场也就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3、古长城
张家口境内长城达1470公里，而河北省总长2000公里。

长城将张家口分为坝上半农半牧区、坝下农业区，各个朝代驻军均在坝下长城沿线。

长城的修筑也带动了周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生活在长城两边，初始界限分明，后来相互混居，因此长城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大纽带。

长城两边南边是汉家村镇、北方则是蒙古居民村落，还有其他各族人民在此生活、生产，这种形态造成了张家口人的文化习惯与传承与河北省其他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区相差甚远，这里既有草原民族的粗犷，又有晋商的精明与斯文，还有京畿情韵，形成了张家口历史文化多元化的特质。

4、古城堡与民居
由于历来是军事用武之地，张家口境内起着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众多，建设年代久远，跨度几千年，种类繁多，别具一格，有都城、府城、镇城、卫城、州城、县城、驿城、军堡、民堡……，现在有400多座，在全国也是最多的地区之一。

这些城堡中最早建立的就是涿鹿的黄帝城、蚩尤寨了，大多数筑于明清。

在以汉族的四合院、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基础上，其他各族人民的建筑风格都有展现，如喇嘛庙、王府、蒙古包，回族的穹顶建筑，藏族的依山建筑与镏金风格。

各族人民在建筑的百花园中相互学习借鉴与补充。

(作者单位：衡水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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