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查报告

关于上海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查报告作者：张清亚，汪燕琳，周梦妮
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6年第12期
关于上海市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查报告
张清亚，汪燕琳，周梦妮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201306）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放开城乡居民生育二孩的政策，随后这项政策在
各省市具体执行。

2016年3月1日，上海市正式实施新版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标志着全面二
孩政策在上海正式落地。

基于此，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调查上海市育龄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了解这项政策对于上海人口生育率、人口结构的影响和意义，以期促进这项政策更好的实施。

关键词：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6）34-0178-04
一、绪论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实践中逐渐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从
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与反复，再到限制生育的曲折发展过程。

鼓励生育阶段（1949—1953年）。

当时国家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和建设，在生产技术
落后的背景下，劳动人口数量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该阶段，人多就是力量的
观念深入人心，国家鼓励生育。

节制生育与反复阶段（1954—1959年）。

这一时期，国家决策层意识到人口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对人口过快增长产生了忧虑，党和政府认识到需要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开始支持
群众避孕节育。

计划生育思想复苏阶段（1960—1969年）。

面对人口迅猛增长和经济严重受挫的双重压力，政府重新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
村进行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将大力提倡晚婚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具体
措施。

计划生育政策起步和趋紧阶段（1970—1984年春）。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关系失调状况
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政府将计划生育提上工作日程。

但是，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与农村生产实际
和农民生育意愿严重脱节，造成政策贯彻执行阻力重重，恶性事件频发。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阶段（1984—1999年）。

在农村一孩政策执行陷入窘境的情况下，1984
年的中央7号文件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1990年新增人口快速增长给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带来极大压力的形势下，国家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到了与经济建
设同等重要的位置。

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2000年至今）。

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在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复杂局面的背景下，2007年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后来我国又在2013年启动了“单独两孩”政策，并在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坚持人口发展与社会承载力相适应的大原则下，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灵活应变。

在生育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灵活性和刚性、指导性和强制性并重的特点。

（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必要性
1.开放二胎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的正确方向
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达到更替水平。

放开全面二孩之后，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育2个孩子，生育率也只有2.0，低于更替水平。

何况，近年来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大约1.8个孩子。

“单独二孩”政策受到冷遇，表明了人们生育二胎的意愿在下降。

2.开放二胎政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1）人口迅速老龄化。

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大为增加，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谐。

（2）长期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经济创业和创新活力。

随着人口老化的加剧，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受到制约并会显著下降。

（3）中国梦战略的实现需要走出去的同时，也应极大地刺激内需，因而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劳动人口的减少将是制约的关键因素。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背景
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影响生育数量多少的直接因素是育龄妇女总量、年龄结构、孩子构成、户籍属性和生育意愿与计划。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是对现有一孩人群二孩生育行为政策限制的改变。

根据上海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推算，2016年上海市25～39岁育龄妇女约为354.66万人，占上海市女性总人口的31.78%。

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按户口类型划分的，上海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均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忽略户籍属性，只调查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的影响。

（二）调查方法及步骤
1.问卷调查法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7—8月，调查地点集中在上海市人流较密集的地点，包括世纪大道地铁站、久百城市广场、五角场等。

考虑到样本量比较大，作答时间较长，因此我们采
用了网络派发问卷与实地派发问卷同时进行的方式，其中网络派发问卷507份，实地随机派发300份，总计问卷派发量为801份，其中有效问卷755份，问卷回收率为94.25%。

本次问卷发放的对象主要是年龄约在25～39岁左右的群体，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获取这一部分群体的生育意愿与计划。

在问卷设计中，我们将生育意愿问题设置为“您是否打算生育二胎？”答案包括：（1）是；（2）否；（3）不确定。

另外，问卷设计的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个体经济
因素、家庭情况、其他外力因素等四个方面。

2.访谈调查法
在前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对于个别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使调查结果
更加真实客观，我们又采用访谈调查法进行补充，特别是家庭成员意见对于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用半结构型访谈的方式，访谈的主要对象是已生育一胎的育龄家庭，访谈的主
要内容包括：（1）家庭成员对于生育二孩的意愿；（2）产生这种意愿的原因；（3）若家庭成员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协调。

每次访谈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问卷样本数据统计分析
1.生育二胎意愿的整体分析
在755名被调查者中，有213人（28%）表示愿意生育二胎，271人（36%）表示不愿意生
育二胎，另外271人（36%）表示目前还不确定。

2.育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统计分析
（1）个体基本特征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统计分析
个体基本特征中，育龄的男性表示愿意生育二胎的为34.55%，女性则为22.86%，说明女性生育二胎的意愿明显低于男性，这可能是女性受生育影响更大，对于生育二胎的顾虑和阻力更大。

育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没有随着年龄组变化呈现明显变化的规律。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基本呈现学历越高者，生育二孩的意愿越低，学历越低者，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即生育二孩
意愿与受教育水平成反相关关系。

（2）个体经济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统计分析
个体经济因素中，根据二孩生育意愿与月收入的卡方检验结果，卡方统计量和似然比卡方
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给定的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认为二孩生育意愿与月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但二者之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

（3）家庭情况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统计分析
家庭情况因素中，家庭成员意见与是否已经生育一孩都会对二孩生育意愿构成影响。

如果
育龄家庭已经生育一孩，那么考虑是否要生育二孩时常常要顾虑到一孩的意见。

在调查中，我
们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都不欢迎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究其缘由，主要有三类：1）害怕弟弟妹妹的出生会夺走父母的关注；2）认为弟弟妹妹会与自己争夺零食、玩具等；3）本能的排斥，
说不上来原因。

（4）其他外力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统计分析
在其他外力因素中，“传统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是主要的两大因素。

在调查中，仅有16.8%的受调查者表示认同“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
83.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这种观念。

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时代，使得很多原来想生二孩却不能生的家庭符合了
条件，但过去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提高我国出生率方面的影响
被高估了。

在本次调查中，有44%的受访者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对于自己的生育计划和意愿
没有影响，仅有8.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受该政策影响非常大。

（二）访谈结果分析
参与访谈的3个家庭成员由于受性别、年龄、职业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是否要生育二胎
这一问题上，往往不能达成一致。

有赖于每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这一过程中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刺激生育的影响有限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2013 年岁末期盼已久的单独二孩政策出台，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687万人，比上年仅仅增加了47万人。

这个数据低于此前国家卫计委估算的年增200万人。

据国家卫计委通报，全国符合资格的家庭，“单独两孩”的申请率只有9%；上海计生部门对外公开的预测，申请率也只有6.7%。

第二，我国急剧恶化的人口结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鼓励生育形成了一代“婴儿潮”；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原则上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形成第一代独生子女。

在30年间，我国的人口政策出现一个大拐弯，也造成我国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

而现在，这种变化正在显现。

具体体现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少子化同时并存，另外还伴随性别失衡、失
独家庭养老等问题。

2010年上海市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10.12%，2015年这一数据为19.6%，未来5—10年老龄化趋势会加速。

急速老龄化带来诸多养老问题，如养老设施建设滞后、社保
基金缺口扩大等，造成一代人“老无所依”的焦虑。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约8.6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
的比重下降3.63个百分点。

201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占51.50%；女性人口占
48.50%。

常住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105.68上升为106.18。

性别失衡进一步扩大。

2015年上海市无再生育可能的“失独”家庭
达7000余户。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希望通过放宽生育限制，鼓励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以此
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失衡问题。

但目前看来，这种刺激效果比较有限。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
人群中，60后、70后处于37-56岁之间，已经错过最佳生育年龄，80后、90后处于职场黄金期，往往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

此外，目前企业对于女性员工常常存在性别、孕期的歧视，也
导致一部分育龄女性能生而不敢生。

在调查中发现，实际生活中，限制育龄家庭是否生育二孩
的因素很多，包括生活成本、女性职场压力、年龄等因素，最后都会影响一个育龄家庭的选择。

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放宽计划生育条件，那么这项政策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全面二孩政
策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跟进，解决目前限制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问题，才能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2.家庭生育需求从受政策性抑制转向受经济性抑制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育龄家庭的生育需求的抑制因素已经转变。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性要求育龄家庭原则上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部分省市农村户口第
一个孩子若是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少数民族不受影响）。

当时我国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主要
受计划生育政策（即独生子女政策）的抑制而呈现低生育率，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低生育率的抑制因素已经变为经济因素。

在考虑生育时，人们优先会考虑养孩
成本、生育成本、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等经济性因素。

而对于政策因素，超过68%的人表示没有
影响或影响很小。

上海是我国一线城市，人才汇集、就业机会多，但伴随的是生活成本高、职场压力大。

2015年底到2016年的房价飙升潮疯狂席卷上海，房价上涨带来的是包括买房、租房等生活成
本的快速上涨。

而职场女性因为生育不可避免会要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因此会中断职场晋升的
黄金阶段。

这些经济压力都会成为抑制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建议
鉴于以上结论，我们从落实政策预期效果的角度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减轻育龄家庭的顾虑。

上海市新版计划生育条例虽然明确
了配偶产假、生育假、产假期间的工资等问题，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政府应当从政策层面为育
龄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必须切实地落实生育法和劳动法，保障生育妇女权益，缓和企业与育龄
女性的矛盾；加快转变计生部门的职能，把对人口的计生管理职能转变为对人口的健康服务职能。

转
第二，增加托儿、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配置，推动家庭养育成本部分社会化。

上海市已经在
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部分有条件的社区在暑期开办社区暑期夏令营，与大学合作，为社区
家庭提供一个看护、教育孩子的场所，减轻家庭托管压力。

今后，这种模式可以在社区间推广，单个不符合条件的社区可以联合其他社区办暑期托儿所。

此外，鉴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比
较突出，政府可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以及引进有资质的民间资本进入，增加优质教育
资源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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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