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第二讲大荔人许家窑丁村人长阳马坝桐梓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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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旧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可用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文化(见丁村遗址)为代表。
另外比较重要的有周口店第15地点文化和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本上保持了早期文化的类型和加工技术。
即使类型稍有变化,技术稍有进步,也都是缓慢的。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修理石核技术(如勒瓦娄哇技术)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
当时,台湾、日本等岛屿与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
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
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
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
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
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
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
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
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
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
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 4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第一节:大荔人文化
大荔人遗址位于陕西西渭南大荔县西北解放村,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
1978年春,在村子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的砂砾层中发现一具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1978年秋和1980年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发掘。
在含人头骨化石地层中发现564件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锥和雕刻器。
人头骨化石年代经鉴定距今约20万年左右,属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颅穹低矮,前额扁平,颅骨壁较厚,眉脊粗状,其形状和北京人接近。
但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吻部不那么前突,颧骨细弱,颧骨鳞部非三角形而呈圆麟状,这些又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
脑量约为1120毫升,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
“大荔人”头骨化石总的特点是粗壮、厚实、骨质较厚,头长目低矮。
其眉脊粗壮,较北京人的稍低,比马坝人显著高突;额骨低平,其倾斜度甚至比北京人的还小;骨板较厚,有的骨板与爪哇人、北京人相近或更厚;顶骨相对较大,顶结节发育,枕骨隆凸位置下移,顶枕部较高,脑量较大,这些又都是较北京人要进步得多,与马坝人的特点相近似的地方。
而其脊间的眉间部分最宽厚,面骨特低矮等则又是与其它人类化石不同的地方。
与大荔人伴生的动物有古菱齿象、肿骨大角鹿、鸵鸟等10余种。
发现的植物孢粉有蒿、菊、藜等草木植物,松柏、云杉等针叶树种,而没有发现阔叶树种,表明在大荔人生活时期,当地属森林一草原型环境。
与大荔人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约500多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燧石次之,还有少量脉石英、火成岩等。
石制品中,大多数是石片和石核,石器约占30%。
器形普遍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4厘米,重量约在20克左右。
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凹刃刮削器数量为多,其次是尖状器和少量的雕刻器、石锥、砍砸器、石球等。
打制技术主要是锤击法,打片较厚,不甚规整。
砸击法也偶尔见得,或在一端,或在两端可见砸痕。
第二步加工以单向背面加工为主,刃缘曲折,刃口不齐,多呈锯齿状或波纹状,或锐或钝。
石器中单刃多于复刃。
尖状器加工稍为精致,有正尖、角尖、双尖、歪尖等类型。
大荔人的文化特征,属于我国华北地区以小石器为主的船底形刮削器一雕刻器类型。
通过“大荔人”的发现,了解了许多过去在古人类学上难以得到形态细节,从而填补了中国国古人类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对研究中国古人类的演化很有价值,为中国古人类学增添了新的资料。
再从它的完整性来说,不但是中国罕见的、难得的,也是当前世界少有的。
第二节:许家窑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东,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与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的侯家窑遗址共同构成许家窑—侯家窑古人类遗址。
1974年首次发现,1976年开始,先后对其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
遗址内出土有人类化石20余件,石制品万余件以及大量的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石器具有华北地区小石器文化传统,以石球数量众多为其特色。
经测量,出土的人类化石的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后被称为“许家窑人”。
许家窑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它也是旧石器文化的标尺性地点。
“许家窑人”的发现,弥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之间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迁徙、进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3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卫奇等人在山西雁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根据当地药材收购站提供的信息,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北约1 km的两叉沟地层中发现动物化石和几件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后被命名为73113地点),
并于1974年和1977年对该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约80 平方米,仅出土了少量石制
品以及一些动物化石。
1974年6月,卫奇等在许家窑村东南约1 km的河北省阳原县侯家
窑村长形沟断崖上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后被命名为74093地点),并对
该地点西部打探井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掘面积仅2m平方米,深9.5米。
经试掘探明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埋藏在距地表8 m以下的灰褐色砂质黏土或黄绿色砂结核层中。
为
深入了解该遗址的信息,1976年、1977年和1979年,贾兰坡、卫奇、吴茂霖、林圣龙和李超荣等对74093地点进行了三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500 平方米以上,获得人类化石20余件,石制品两万余件,还有一批骨、角器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2007~201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74093地点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揭露面积约20 平方米,材料尚未公布。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于199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许家窑遗址发掘出距今10-7万年的人类化石,包括不完整的头骨和牙齿,这些化石反映出早期智人的解剖学特点,与金牛山人、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等共同构成中国早期智人群体,是直立人向现代人过渡环节的重要代表;而许家窑人又是这一环节中最新的一环,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该遗址还出土大量的石球等器类和以马为主的动物化石,据此许家窑人被标注为“猎马人”。
这对研究早期智人的狩猎能力和生存方式,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第三节:丁村人文化
丁村人是发现于中国山西襄汾县丁村的早期智人化石,属于晚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丁村遗迹在山西省襄汾县南约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铁路两侧。
1953年,建筑工人发现了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
1954年,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
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悄然出现在考古人员的面前。
3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
半个月后,又一枚右上侧门齿出现了。
这三枚牙齿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纷纷云集丁村,现场参观考察。
也许你会说,一个月的时间,只发现了这么3枚牙齿有什么大惊小怪?千万不要小看了这3枚牙齿,它们轰动了全球,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3枚牙齿走出了汾河边上的荒滩,伴随考古学家一同来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这是同一个人的牙齿,是个少年,年龄只有十二三岁。
臼齿咬合面为椭圆形,纹理比北京猿人简单,比现代人复杂。
牙齿的间沟为十字型,而这种十字型结构的牙齿中国人最多,占此类牙齿比例的81%。
至于那两枚牙齿,则被定为铲型门齿。
它既有北京猿人的特征,也有现代黄种人的特征,而与外国白种人的门齿特征差别却极大。
显然,这三枚牙齿是中国人的牙齿。
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结论在进一步明确,各种特点表明生活在汾河岸边的丁村人距今10万年左右。
丁村人的牙齿呈铲状,其舌侧隆突和指状突的发达程度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
但齿冠和齿根细小及咬合面纹理较不复杂又显然比北京猿人的牙齿进步。
新发现的小孩顶骨骨壁比北京猿人的小孩顶骨薄。
丁村人的石器加工更细,在技术上比北京猿人有显著的提高,应属古人阶段的人类。
与其共生的动物化石有梅氏犀、普氏野马、野驴、纳玛象、葛氏斑鹿、方式鼢鼠、转角羚羊、熊及鲤科鱼类咽喉齿等。
距今约5-10万年。
在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主要用角页岩制成。
一般石片角都较大,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很大,且常双生,也有小而长的石片。
石器中第二步加工的不多,加工方法用碰砧法或用锤击法。
石器一般都较大,代表性石器为三棱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
三棱大尖状器
因首次在丁村发现,因而又叫“丁村尖状器”。
大棱尖状器有3面和3缘,横断面近似等边三角形,可能作挖掘植物根茎之用。
石球制作颇为粗糙,被认为可能供投掷之用。
在此遗址中还发现石器二千多件,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球、小型尖状器、厚三棱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等。
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北京人进步。
其中石球可能用作流星索,是狩猎工具。
厚三棱尖状器可能是掘土工具。
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特色鲜明,个体均厚重,代表了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另一个传统“河套-丁村系”。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丁村文化”的概念也形成了。
这里出土的器物越来越多,构成了一套先祖亲手打制成的旧石器,其中有生产类的,也有生活类的。
这些器物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家的视野,被冠之“丁村文化”的这些器物分为三段,即早段、中段和晚段。
这三段文化范围涵盖的年代,比那三枚牙齿又宽阔了好多。
丁村文化早段,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稍微靠后一些,主要石器有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和石球等,距今约20多万年;丁村文化中段,属于旧石器中期,主要器物和早段完全一致,只是精细了一些,距今为10万年左右。
而丁村文化晚期,既有先前的石器,又有了以燧石为原料的细石器,如锥形石棱、琢背小刀等,这说明这一时期还有新的文化融合了进来,经测定距今约2.6万年。
丁村文化扩充了丁村人生活的时间,我们稍加留意就会明白,丁村人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将这漫长的时间填充的滴水不漏。
丁村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总计有28种。
食肉目有狼、狐、獾和熊;奇蹄目有野驴、野马和披毛犀;偶蹄目的有野猪、赤鹿、羚羊和水牛;还有北方少见的长鼻目动物大象。
这些动物的化石,拓宽了考古学家的思维世界,使他们由此遥想当年,明白了丁村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丁村人研究的完整体系和丰富成果。
丁村人走出了土层,走出了丁村,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各种图书。
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写道:“当丁村人在汾河岸上居住的时候,汾河不像现在那样,河水急而混浊。
当时汾河水势应当很大很深,还可能比较清些,流得也缓慢一些……。
丁村人在群居生活中,对这些动物(指犀、象、斑鹿、野马、原始牛)的侵害,已经不害怕了,但是脱离了群体而单独生活,仍然还是不可能生活下去”。
另一位考古学家贾兰坡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也写道:“当丁村人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河身不但比现在宽得多,河水也比现在大且深”。
丁村和丁村文化成为永远无法消失的历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也许你走进丁村,会发现村落的静寂与其声望有些不相符;也许你走进丁村,会发现河滩的荒败与其价值有些不相符。
但是,其价值、其声望却是永恒的。
第四节:长阳人文化
1956年,发现中国早期智人化石,经贾兰坡院士鉴定命名为“长阳人”。
长阳人遗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时代距今约19.5万年前,属旧石器时期晚期智人,遗址类型为洞穴遗址。
长阳人遗址是长江以南及其相同的动物群中第一次发现。
长阳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为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增加了新的种属,给人类本身的分布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长阳人”的问世,说明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2013年5月,长阳人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阳人遗址发现一颗人类的左下第二前臼齿和许多动物化石。
[4][5]
人类化石有一件残破的左上颌骨(保存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和一颗单独的左下第二前臼齿。
“长阳人”化石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显示出若干进步特征,就整体来说,所存
在的现代人的性质比原始性为多,“长阳人”有许多方面与巢县人有相近之处,都属于早期智人。
与“长阳人”化石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海豚科、豪猪、竹鼠、古豺、豺、小熊、熊猫、虎、猫科、獾、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貊、中国犀、猪、牛、鹿等。
整个动物群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加上又有智人化石,所以“长阳人”化石地点的时代可归入更新世晚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实验室对“长阳人”化石地点的动物化石做过年代测试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距今19.4+2.4(19.4~2.0)(万年),另一个是距今19.6+2.0(19.6~1.7)(万年)。
第五节:马坝人文化
马坝人遗址(包含石峡遗址)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3公里处的狮子岩,距韶关市曲江区城区西南1.5公里处,距韶关市区18公里,是两座石灰岩孤峰,远看像伏地的狮子(北山为狮头,南山为狮尾)。
山中拥有纵横交错的溶洞。
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普及性和娱乐性的旅游区。
1958年马坝公社的农民在狮子岩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采挖洞内的堆积作肥料时,在的一条裂隙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于是命名为马坝人。
马坝人的脑容量估计超过北京人,又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
经鉴定,马坝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2.9—13.5万年前。
马坝人是岭南发现的最早人类之一,作为华南地区当时发现的唯一早期智人,填补了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
分类上归于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这一重要环节的代表。
“马坝人”是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为12.9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它为完善我国原始人类发展的序列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料。
1972年,在“马坝人”出土地点的两山之间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文物遗址,此处被命名为“石峡文化”,更使狮子岩名声大震。
马坝人遗址风景区是一个山、水、洞、石兼收并蓄,集考古与旅游、知识性与娱乐性融为一体的广东省著名的大型考古旅游胜地。
该景区分为前山和后山,前山主洞是“马坝人”化石出土地点,在银岩和桂花岩等洞中塑造了“马坝人”时代原始人类生活塑像群和“石峡文化”时期先民们生活情形。
后山有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曾居住过的招隐寺和大型的石灰岩溶洞,洞内有千姿百态的石钟乳,令人惊叹大自然的艺术创造力。
景区内还设有建筑面积达2096平方米的马坝人博物馆,陈列有许多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2001年被命名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马坝人头骨化石是华南地区唯一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马坝人遗址至今尚未发现有文化遗物。
马坝人的发现,有助于研究古人类在粤北地区的活动和当时的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也为进一步探讨人类演化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宝贵材料。
马坝人化石为一头骨的颅顶部分,包括额骨和部分顶骨,还保存了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属一中年男性个体。
马坝人眉嵴粗厚,眶后部位明显收缩,额骨比顶骨长,表现出和直立人类似的原始性质。
但它的颅骨骨壁较薄,颅穹窿较为隆起,脑量可能较大(估计超过北京人),又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
1960年,马坝人遗址被韶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10月,马坝人遗址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马坝人遗址和石峡遗址被评为“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2001年6月,马坝人遗址和石峡遗址合并,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古人类学家金成坤副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动物考古学专家陈周贤博士近日来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人博物馆和马坝人遗址,对马坝人相关化石和化石出土地点进行了为期五日的实地研究。
金成坤教授和陈周贤博士对马坝人遗址内相关化石进行现场观察研究,摄取相关相片,制作简易模型和详尽的细节测量等,并对化石出土点进行细致的观察研究。
在进行了相关的测量研究后,两位教授认为,马坝人化石地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早期智人地点之一。
两位教授还说,马坝人遗址的研究能够让更多的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古人类遗址,同时为解决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连续起源说”之争提供重要的材料和依据。
第六节:桐梓人文化
桐梓人是在中国南方洞穴中发现的早期智人(尼人)化石之一。
1971年,在贵州省桐梓县岩灰洞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等材料。
翌年,发现了古人类牙齿化石2枚、旧石器数件和用火痕迹以及相当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人类牙齿一枚是右上内侧门齿,一枚是右上第一前臼齿。
门齿粗壮,有发达的底结节,齿冠侧缘向舌面增厚,呈铲形。
牙齿的齿根趋向根尖逐渐变细。
齿根两侧无沟的痕迹。
在颈部齿冠和齿根直接相连,无收缩。
齿冠和齿根的交界在唇面和舌面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前臼齿不完整,齿冠颊面和颊侧齿根缺失。
齿冠的颊舌径和近中远中径都较大,显得相当粗壮。
颊侧近中远中径大于舌侧,舌面呈球面隆起,但横向曲度比矢向曲度大,致使舌面显得陡峻,无凹陷或脊。
在岩灰洞中共找到石器材料12件,大部分是以燧石为原料,加工粗糙,用锤击法打片,用自由打法修理石器,以单项加工为主,错向加工的仅一件标本。
在该洞发现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大部是零星的牙齿,有金丝猴、长臂猿、硕豪猪、古爪哇豺、大熊猫、最后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等20余种。
以哺乳动物群来看,桐梓人生活的时代是更新世中晚期。
桐梓人化石保留有尼人的某些特征,也有某些北京猿人相似的特征。
“桐梓人”的发现,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71年冬,贵州省地质局112地质队在九坝乡一带进行地质普查工作。
工人何仁在留守工地时,出于业余考古爱好,经常爬山钻洞,在岩灰洞发现了许多古生物化石堆积,兴奋不已,便自费向中国科学院发了500多字电报,报告这一发现。
中国科学院派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张森水、吴茂林来贵州,与贵州省博物馆的曹泽田等组成野外考察小组。
于1972年元旦上旬来到九坝乡,在何仁的引导下,到岩灰洞试掘。
其后又经过几次系统的发掘,获得金丝猴、巨貘、中国犀、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等25种哺乳动物化石。
尤其珍贵的是出土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旧石器12件及烧骨等重要文物。
经分析和科学测定,人牙化石为旧石器中期直立人,俗称猿人的化石,距今二十万年以上。
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人类发展进化史上的关键一环,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桐梓人”。
当时,《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
消息公布后,16个国家的电台、报刊纷纷转载和报道。
不少国家发表文章评价其重大意义。
北京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摄制了新闻专题片《“桐梓人”的故乡》在全国放映。
“桐梓人”的发现之所以引起全世界关注,是由于它填补了古人类发展进化年代中一个关键的环节。
在这以前,仅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70万年的蓝田人、60万年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