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神的复苏与女性主义探询_以_扶桑_与_第九个寡妇_为例

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8.5母神的复苏与女性主义探询———以《扶桑》与《第九个寡妇》为例
[韩]朴马利阿
不管是在中国古典小说还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反映男权观念的“女性悲剧”是常见的主题之一。

同样面对女性问题,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女性作家,试图重建新的性别价值立场。

不过由于她们的性别建构过多地依赖“身体写作”,结果反而导致了她们的努力像流星一样很快地衰老委顿。

和这些新生代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相比,作为文坛上一名“老工匠”的严歌苓,避开了“身体写作”的极端颠覆性和肆意性节奏,在对生活常态的抒写中,呼唤着女性的内在力量。

她的女性意识描写不以华丽飞扬的文字铺陈为凭借,而是融入相对静谧而“清淡”的叙事图式,从而慢慢展开她所向往的女性精神世界。

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才更加耐人寻味而未像流星雨那样转瞬即逝。

一　母性涅　
关于母性力量,美国学者卡米拉认为它是“自然力的巨大力量,地母、女神、沼泽、泥塘、子宫等等阴暗潮湿神秘的东西都是其具体表现。

女人则是自然的代表”。

她认为“在原始时代,妇女看起来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男人敬重她们也畏惧她们。

她是一个黑色的无底洞,吐出男人,又再一次将他吞没。

男人联合一起发明了防御抵制女性自然的文化”。

①如果说卡米拉是以理论的阐述展开了她对母性力量的崇拜,那么严歌苓则以文学的感性来表现她对母性力量的歌颂。

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严歌苓描写陶小童对叛逆者徐北方的母性怜爱,在《少女小渔》中描写的是小渔对江伟始终保持的母性宽爱和她对另一个求爱者意大利老头所持有的母性怜悯,在《无非男女》中描写的是雨川背叛了未婚夫蔡曜却将来自灵魂深处的母性的爱怜献给了未婚夫之弟———肾病患者老五,在《冤家》中描写的是南丝的女儿璐和与母亲离异的父亲所保留的宽恕之爱,在《约会》中描写的是一个改嫁的母亲隐瞒着丈夫和自己的儿子“约会”的母子之爱等等。

可见,宽容与慈爱的母性力量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在严歌苓的主要创作中。

值得称道的是,在她的两部长篇《扶桑》与《第九个寡妇》中,这种母性的神秘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

《扶桑》的主人公是上个世纪从中国大陆被拐卖到美国从事皮肉生涯的妓女。

“扶桑”的意思是“古代神话中海外的大树,据说太阳从这里出来”,②因此,这个名字赋予她一种神圣的意味。

这表面上与扶桑的身份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又隐含着“出淤泥而不染”的象征意义。

扶桑被拐卖到美国之前已有未婚夫,到美国之后又以低廉的价钱被拍卖过几次。

她与当时唐人街上众多的妓女一样经常被皮鞭殴打,忍饥挨饿,且刚过二十岁就被看做是“老妓”。

尽管她如此的“卑贱”,但扶桑面对自身的命运并没有感到前途无望,或自愧形秽,反而从容、坦然地接受了现实。

她的这种坦然归根结底来自于原始母性的诚挚与温厚,她的母性的坚韧让自己在黑暗残酷的现实中不被摧残,甚至还影响了一位白种男人的整个一生。

六十岁的一天,克里斯想起他十二岁的一个瞬间。

唐人街一条窄巷中,他看见了一个中国妓女。

幽黑的
窗格内,她完美如一尊女神雕像。

她红色衣裳临界她
身后的黑暗,她若往后靠那么一丁点,似乎就会与黑暗
融和。

她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却那么诚意和温暖,母性
和娼妓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

六十岁的克里斯嘴上的烟斗一丝烟也不冒,眼睛却像在浓烟中那样虚起。

他看着心目中这个女人,明
白了他投入这女人的原因。

竟是———
母性。

扶桑“古老和雌性”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十二岁的纨绔子弟克里斯,开启了他灵魂深处永不绝灭的一段深情。

扶桑的母性力量使克里斯对她的情感从最初对东方女人的好奇与情欲,渐渐演变为对她的尊敬、敬畏。

最后,当克里斯进入垂暮之年,他发现他的灵魂是被扶桑对世界的“母性宽容”彻底征服的,她是对世界“跪着”的母神,而她“跪”的根源在于“母性的宽容”。

克里斯终于悟出了“宽容与下跪是不冲突的”大道理。

在《第九个寡妇》里,王葡萄虽然和扶桑身份不同,但她们的人生轨迹却极为相似。

在磨难接踵而至的日子里,一直支撑着葡萄的最大力量也是母性的宽爱。

从小被卖为童养媳来到史屯,王葡萄八岁起就在婆家学会了搓花絮条子,并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作。

在她十四岁时日本军队侵略了史屯,她的丈夫丧命,她成了一个年轻寡妇。

之后,她还经历了反右斗争、土改运动。

在打击地主恶霸的运动中,她的公公孙怀清被判为“恶霸地主”被枪决。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中,连亲生的儿子都不保全自己父亲时,王葡萄挺身而出在尸体堆满的刑场上,把奄奄一息的公爹背回来,将他安顿在自己刨开的红薯窑里,直到所有的政治风浪平息之后,人们不再对公爹的存在构成威胁为止。

纵观王葡萄
母神的复苏与女性主义探询
的整个人生历程,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她从不回避现实,不推卸责任,也不为自身的命运戚然。

她和扶桑一样以自然的属性坦然接受一切、宽恕一切。

正如陈思和说的那样:“应该说,葡萄这个艺术形象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

……如果说,少女小渔还仅仅是比较单纯的新移民的形象,扶桑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国名妓多少感染一些东方主义的痕迹的话,那么,王葡萄则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没的标准。

她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正是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两大特点。

”③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严歌苓的笔下被反复创造的母神形像,经过岁月的磨砺变得越来越完整。

并且由于对作品主人公种种母性特征的反复强调,其母性形象已远远脱离了被俯视与平视的角度,而成为人们仰视的对象。

严歌苓笔下那充满母性的世界里,男性不再是征服者,而是在强大的母爱庇护下,需要继续成长的“永久少年”。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从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中看到了女性主义的某种端倪,这些端倪是如此的鲜亮、美妙。

二　两性人格
如果按一般意义来谈论男性气质的话,它们是可以用刚烈、热切、好斗等词来形容的,与此相对,表现女性特质的词汇一般归纳为柔顺、脆弱、怯懦等。

这说明女性属于弱势群体,与男性相比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牵制。

但在严歌苓的笔下,女性虽然不具备纯粹的刚强气质,但却以外柔内刚或者柔中藏刚的性格来展现自己母性的魅力。

这种外柔内刚的女性魅力远胜于男性粗笨的刚烈。

扶桑与王葡萄就是具有这种双性气质的典型例子。

在《扶桑》中,扶桑虽然身为妓女,但她得到了克里斯和大勇的挚爱。

克里斯和大勇的背景很不相同:前者是有钱有势的白人少年,后者则是唐人街赫赫有名的流氓,但他们对扶桑的印象却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说,在克里斯的心目中扶桑是尊贵的母神,而在大勇心目中扶桑是在家乡永远等着他回来的那位“绝顶贤淑”的妻子。

因此,在唐人街大乱的第二年,作为流氓老大一直看押着扶桑的大勇逐渐被扶桑的诚挚所打动,下了决心,要将扶桑嫁出去,这时候他的唯一条件就是“不管是谁,只要扶桑叫得出名字”。

过了两年,扶桑都没有叫上谁的名字,原来她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克里斯。

可是,克里斯一直没能来找她。

但扶桑还是没有放弃对她来说像命根子般的爱情,她自己去找克里斯。

但这时候的克里斯为了忘记扶桑,和另一个女孩开始交往。

扶桑没有屈服于这一事实,通过坚忍的等待与沉默中的期盼,她终于使克里斯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自己身上。

曾经被扶桑迷惑但“绝不会去和黄面孔妓女结婚的”克里斯,终于萌生了和扶桑永结百年之好的念头。

扶桑多日来一直想着克里斯呜呜的哭声和哭后的
话。

他说:我要赎你。

后来,他平静了下来,告诉扶桑他将带她到别的州
去,他将娶她。

当他看见她的惊愕时,他说:忘了你和
我年龄、阶层、种族的悬殊吧。

扶桑于温柔中隐藏的坚韧不仅使自己在困顿环境中得到复苏,也春风化雨般抚平了大勇肆意万丈的野气,还催生了克里斯愿与自己终身相伴的渴望。

如果说扶桑身为妓女,以自己敦厚的意志获得了永生不灭的爱,那么《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则为了人性的责任不仅放弃了温馨的家庭甚至还牺牲了母子之情。

王葡萄的童养媳丈夫铁脑被日军残杀之后,铁脑的哥哥少勇喜欢上了她,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王葡萄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当王葡萄弄清楚少勇作为孙怀清的儿子却没有拯救父亲的意思之后,她为了挽救公爹,打消了和少勇生活在一起的念头,隐瞒了自己有身孕的事实。

这时候少勇以医生的直觉对她产生怀疑,王葡萄却坚决否认了少勇和孩子的血缘关系。

深爱王葡萄的少勇,本想和她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是,他美好的梦想被彻底破灭了。

因此少勇抱着痛苦,伤心地离她而去。

后来王葡萄独自艰难地生下了孩子,她怕少勇和村里人知道此事后找来,保不住躲藏在红薯窑里的公爹,下狠心把儿子送到一个庙里。

突然葡萄看见一颗水珠落在挺的脸上。

又是一
颗。

挺皱皱鼻子,不老乐意。

她想自己咋哭了呢?这
一哭就麻缠了,成了骨肉生死别离了。

她狠狠抹一把
眼睛。

不中,这样哭下去就走不成了。

她恼自己,一直
想着娃哭了该咋办,娃子没哭,吃得像个小畜牲似的高
兴,她自己哭得收拾不住。

孩子吃饱,又睡着了。

她擤把鼻涕,把孩子放回篮子里,盖好。

她拎着篮子走到矮庙门口,把篮子搁在门槛前。

她退回林子里,
眼泪干了。

作为母亲的王葡萄,面对和儿子“挺”的伤心离别,她的心情也是极端痛苦的。

不过她坚信,在乱世中侏儒会保护儿子,儿子也会健康成长,她更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公爹孙怀清的性命。

王葡萄柔中带刚的性格和扶桑颇为相似,而且她柔中藏刀的狠劲儿甚至比扶桑还强韧得多。

如果扶桑没有她内心坚守的阳性意志,而只具有软弱的阴性气质的话,她在艰苦的日子里可能很难生存。

王葡萄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她具有阳性气质,克服了辛酸日子的种种困难,坚定而独立地承担起家道败落之后的艰难生活。

有位女性学者说:“女性要想事业上有成,就必须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别优势,要以男性为榜样,善于向男性学习,善于吸取男性性别上的优势。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成功的女性形象与过去的贤妻良母不同,它是一个新的混合体,即有‘女性’的身体特征和角色特点,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男性’精神。

”④
以此为参照可以看出,严歌苓所塑造的扶桑与王葡萄两个艺术形象都是具备“男性精神”的典型人物,她们母性的温柔情质蕴涵着阳刚的意志,使自己能够克服艰难困苦,拯救他人。

她们的气质正是当代女性主义所向往的范本。

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8.5
尤其王葡萄这一女性形象一贯所坚持的“人性的责任”,在人性匮乏的当今社会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反思空间。

三　性爱真谛
对于人与性的问题,人类文化学家理安・艾斯勒曾说:“伙伴关系的灵性既表达了人类在肉体上相连———比如,希望在肉体上与相爱的人合为一体———的愿望,也表达了我们与神合二为一的渴求。

巨大的苦难并不是它指引给我们的通向更高的意识的道路,甚至不是神圣的救世主的根本属性。

它教导我们的是如何通过人类在爱和被爱的独特体验中所感受到的巨大快乐,达到更高的意识,从而与我们称为神圣的事物合而为一。

但是,这并不是抽象的爱。

这种灵性来自于自联而不是分离,因此,在这种灵性中,爱并不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之中,它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⑤在《扶桑》与《第九个寡妇》中,扶桑身为妓女、王葡萄身为寡妇,属于社会的弱者和边缘人物,但她们都不屈服于命运,在情爱的问题上,能够挣脱现实的羁绊,从敢于追求真爱的生命体验中找到个体世界的价值。

扶桑从认识十二岁的克里斯起就将真情交给了他;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或者大勇怎么妒忌她和克里斯之间的那种奇迹般的爱情,她都怜香惜玉般地保护着自己的爱情,以自己的整个身心爱着自己想爱的人。

扶桑与克里斯灵肉一体的完美结合,让扶桑在当妓女的艰辛岁月中体验到了爱情的神圣与生命意义,也让克里斯忘记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成了终生的良心的俘虏”。

但当克里斯对她的爱达到了顶端,为她甘心抛弃一切时,扶桑却“剪开了她和他”,将自己嫁给了大勇,以便让克里斯获有去寻找另一半的“自由”。

这是因为扶桑不以世俗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爱情,她向往着不被世间的戒律牵连的永恒爱情。

他五十年的美满婚姻和家庭证实了扶桑的高明:
婚姻的确把他保护起来了,一生没再受爱情的侵扰。

他也有一片无限的自由,那片自由中他和扶桑无时无刻地进行他们那天堂的幽会。

在扶桑的性爱世界里,我们看不到外界的嘈杂,她始终保持着赤裸裸的原始纯度。

为了保持与克里斯完整的爱,她毫无顾忌去舍弃了一切的一切。

在这点上来看,《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与扶桑一样也勇于投入自己的爱情,在性爱的问题上不受任何人的牵制,自信自如地去尽情享受它。

但她与扶桑所不同的是,她比扶桑更注重现实,扶桑一生中只爱了克里斯一个人,而王葡萄却将不少男人作为自己的恋情对象。

王葡萄与童养媳丈夫铁脑死别之后,邂逅一个叫朱梅的琴师。

她动了真情,并通过和他的肉体接触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性的快乐。

王葡萄原本想得到公爹的允许之后和他搞个洞房花烛夜,但琴师却带着有病的身子离开了她。

后来与少勇的爱,让她做了母亲,葡萄因此变得更加成熟。

因为拯救公爹被迫和少勇分离之后,王葡萄又爱上了已婚的史冬喜。

对爱从来没太多要求的葡萄,这时却要求他离婚和自己过下半生的日子。

但冬喜在救济水灾的过程中,不幸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永远无法兑现自己对葡萄的承诺。

后来,“反党老朴”为了改造思想来到史屯时,他住在王葡萄的家,两人互相吸引,他们也经历了永生难忘的爱情。

可见,扶桑与王葡萄都以一生的时间去自如地爱着她们所爱的人,她们不管是对“性”还是对“爱”,都是以真诚与坦然的情怀去认真对待。

而且扶桑与王葡萄从根本上都是以“包容一切”的母性心态来引导自己的情感之路,她们的爱也因此显得更加宽厚而丰富。

这是严歌苓作为一名当代女性作家在“突破女性观念”的问题上所取得的一份成就,也是在当代文学史上为重新树立“女性性爱描写”所作出的一份贡献。

在中国,自1942年“延安讲话”以来有关性爱描写的文学创作基本上被埋没,所谓革命文学里的情感描述大都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文革”结束之后,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突破了文学中“性的禁区”,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试图故伎重演,想在性与政治、性本能与哲学思辨之间构成一种牢固的关系,以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当时,一些读者就十分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政治姘贴的‘虚假性’”。

⑥在接下来的90年代新生代女性作家笔下,有关性的描写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尤其由于她们是一批女性作家,在对女性的性爱问题上,大都留下了自己的性爱观念。

不过,如潮水般涌出来的“身体写作”,大多都是围绕女性躯体大做文章,而且小说中的女性大都是将自己的欲望作为叛逆社会的一种工具,因此,女性意识往往被扭曲或以不自然的形态表现出来,未免带有过度的沉痛感与肆意轻佻之感。

相比之下,严歌苓的《扶桑》与《第九个寡妇》等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解脱了所谓“政治的性”,表现出女性身体欲望的原始景象,而且女性的母性意识与人性接轨,折射出性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而实现了性爱描写的真谛以及“女性性别话语”的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年版,第385页。

③陈思和:《跋语》,《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④王宇主编:《女性新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⑤[美]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页。

⑥王德领:《〈感官文学的生成及其局限〉———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见于《2006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