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与引导：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的发展方向

声屏世界2024/1
重塑与引导：
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的发展方向
阴李德
摘要:后真相作为一种网络政治传播的新生态,其情绪化、圈层化、事实的相对性造成了网络传播的分裂,给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与信息传播造成了极大挑战。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信息的发布门槛越来越低,信息的真实传播甚至新闻的真实性均受到严重挑战。

面对谣言、虚假信息等社会舆情监测问题,主流媒体应加强舆论引导,强化媒体公信力,传递真实信息,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后真相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公信力新闻真实后真相（Post-truth ）最早是形容政治范畴的特征，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将“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和“海湾战争”之间的共性形容为“post-truth ”，指的是“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

2004年拉尔夫·凯斯期斯(Ralph Keyes)将美国候选人通过网络来影响和操控民意的现象称为“post-truth politics ”(后真相政治)，2010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orts)将“后真相政治”概念进行阐述，将其视为新的“政治文化”，即“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

[1]在拟态环境中，真相“永远是经过一定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被再现的‘真相’”。

[2]
据谷歌搜索统计，“后真相”一词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后被频繁使用，其情感先于事实的特征在“后真相（post-truth ）”词汇的构成上可见一斑。

“后真相”中的“post ”可延伸为“超越”之意，“后真相”强调的是受众在情绪主导下的超越客观事实的非理性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主流媒体的话语危机。

谎话、流言、绯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使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与真相界定方式遭到质疑，同时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越发飘忽不定，公众对于传播者的信任要远超对真相的信任。

后真相时代媒体环境分析
社交媒体的兴起与网民的情绪化表达。

互联网的发展给予了“后真相”极大的发展空间。

社交媒体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绝对话语权，传播权利下放使得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去专业化”和“去中心化”催生了“人人皆媒”的网络环境。

[3]
传播主体的全民化、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传播方式的丰富化间接带来传播内容的感性化，人们在传播过程中还会附加个人主观的评论或意见，这些个性化的表达往往比事实本身更容易引起关注与共鸣。

情绪、观点、价值判断常常会凌驾
于事实之上，并渗透到事实的表述中，事实与意见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

在后真相时代，情感与想象成为了新闻的核心关注点，对事实与真相的追求逐渐让步。

虽然真相没有被篡改，但已居于次要地位，加之新闻媒体对小道消息捕风捉影，对社会痛点夸张放大，有意地营造一种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第三种现实”，部分公众出于自我表达与情感宣泄的需要，对这种“情感狂欢”趋之若鹜。

这种心理类似于“既有政治倾向”的延伸，一种“既有情感倾向”———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而不在意它是不是真相。

“后真相”是人们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社交媒体的兴起放大了人们的情绪化表达。

[4]
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和UGC 模式。

在技术赋权下，传统媒体不再垄断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权力被逐渐“下放”和“分流”，信息内容生产也从PGC 模式转向UGC 模式。

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网络中充斥着各种观点。

在信息爆炸环境中，人们接收到的“事实”是各种碎片化信息的拼接，导致“真相”成为“我们只愿意相信我们相信的”，是经过主观想象和建构的“真相”。

面对信息爆炸的局面，人工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快速地删减和分发，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随之出现。

利用算法技术，媒体可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和使用记录进行精准推荐，如淘宝的“猜你喜欢”功能和抖音的“你可能认识的人”功能等。

信息生产、管理、分发方面的效率，借助智能算法实现飞跃，一定程度上是在为用户减负。

然而，算法推荐和UGC 模式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让用户日渐对已有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圈层成瘾。

所谓的个性化算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每次的推荐和搜索中“确认”用户本身就具有的偏见，并且试图通过技术去预测这种偏见，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

在信息壁垒中，同质化的内容日益强化用户既有的价值观，使其失去理性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社会共通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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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为“后真相”的显现提供了负动力。

事实变异与媒体精神沉沦。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传播的全过程都要实事求是，不增添任何附加的成分，强调新闻真实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统一性。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事实往往发生变异，成为依附在新闻真相上的层层外衣，造成新闻事实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扭曲。

在流量经济驱使下，媒体往往为了追求流量变现用偏激的叙述和惊爆的标题来制造热点和舆论，甚至有意忽视对新闻真实性的考量，推崇“无反转，不新闻”。

当下的新闻传播进入一个更加求新求快的时代，媒体重“速度”轻“质量”，对于来源未被证实的新闻消息，只片面解读而不去多方求证，使“新闻反转”和“舆论翻转”成为常态。

在此背景下，媒体业态陷入不正之风，也让人们逐渐形成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忽略新闻事实本身信息的思维惯性，使新闻传播环境严重恶化。

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的发展方向
重塑新闻真实。

把关是新闻传播的重要环节，对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把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新闻的真实性，提高新闻报道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新闻编辑把关的缺位与新闻记者价值取向的异化对新闻真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不仅消解了媒体长期以来积累的信誉，还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指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能够赢得受众信任与信赖的各种专业品质和能力的总和。

它是受众在接触传播媒介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形成的对媒
介信誉度和影响力的一种判断与评价。

[5]媒体把关归位有利于
重塑新闻真实，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社提出了衡量媒介公信力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5F 原则，即真实(Factual)、第一(First)、最快(Fastest)、准确(Final)、对未来有用(Future)。

在这五大原则中，“真实”是基础，“第一”与“最快”所指代的时效性则是实际操作的核心。

只有真实的报道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新闻真实性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具有直接塑造的作用。

在后真相时代，部分媒体为追求时效性与注意力，或牺牲新闻的真实，以虚假的、夸大的新闻来迎合、欺骗受众，或急于呈现片面的、主观的真实，使新闻整体失真，媒体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对此，主流媒体需要牢记呈现客观事实，由此回到新闻真实的重塑上来，最重要的则是建立完善的新闻事实核查机制。

首先，主流媒体应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充分发挥新闻生产的专业优势，忠于事实进行写作，在新闻采写环节保证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进入编辑环节，更需要严格把关，必要时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对报道内容进行核实，努力缩小报道与事实真相的差距。

其次，要加强对“算法把关”的管理，可对
算法进行特定设置来提高算法识别新闻的准确性，并以优势地位突出更为重要的新闻。

最后，对虚假新闻或新闻报道中的虚假成分进行追问与更正，做到以儆效尤。

利用舆论引导建立理性公众领域。

观点的多元化、情绪化、娱乐化塑造了“主观真相”的虚拟环境，也导致后真相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科学精神的陷落和理性主义的坍塌，公众对严肃、理性的敬畏一点点崩塌，导致情绪成为行动的主宰。

此时，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在后真相时代越来越具有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要肩负起更多的公共责任，在发生重大事件或热点事件时要打造高质量新闻来树立权威话语权，打造良好的传播环境，通过客观的内容生产引导，让情感合理表达，让真相完全显露。

首先，主流媒体要抢占舆论引导先机，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在自媒体营销号到场之前占领舆论高地。

在真相尚未显露之时，不能任由网络舆情沸腾发酵，主流媒体要发出第一声音，遏制虚假信息在高度紧张的社会情绪之间肆意流传。

其次，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时要做到谨慎发言，在报道话题性强、争议性大的热点议题时尤当如此，还要平衡各方观点，让事件当事人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

提高公信力。

受“后真相”不良风气的影响，部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开始追求“求快不求真”的新闻理念。

过快的报道新闻意味着媒体工作者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其所获得的事实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被迅速辨别。

求快作风的盛行使得新闻生产同质化、碎片化和表面化现象日益突出，虚假信息日益泛滥。

因此，媒体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纷繁的信息资源中抽丝剥茧，在共享的新闻事实中形成独家解读，统筹兼顾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在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理性思考，严谨调查，在深度且独特的报道中提高自身公信力。

社交媒体的盛行，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生产者，但与专业记者相比，非专业记者无法对新闻真实性进行全面把握，专业素养的不足也使他们缺乏分辨和调查各种新闻源的能力，也会出现因利益而捏造、编撰新闻事件的恶性行为。

事实核查机制的缺失和传播权力的下放是主流媒体公信力流失的重要原因，一些主流媒体中甚至出现为了迎合资本而“自我过滤”的恶性现象。

新闻的真实性一旦缺失，媒体的公信力也会随之塌陷。

除了信息核查机制的缺失和部分主流媒体“自我过滤”的行为，受众的选择性接触、媒体从业人员责任感的淡化、受众的对立式解读等都会造成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6]受众若需要表述自身立场，应建立在充分了解新闻事实及其真相之后，不可在此之前就肆意发表言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扰乱社会秩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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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新闻成为时代趋势的情况下，主流媒体“要做学生又做先生”，既要吸纳公共新闻的优点与长处，增强新闻与人民间的血肉联系，同时还要做公民记者的“先生”，通过鼓励投稿、线索收集等方式提高公众参与新闻的积极性，以此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后真相”现象的频发不断冲击着媒体和政府的诚信体系，对当前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网民的情绪化表达造成网络环境的混乱，其中也隐含良性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的缺失。

因而，为了净化表达渠道，促进网民的良性表达与良性沟通，需建议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

[8]
“情感先于事实”背后的本质是公众情绪宣泄的情感需求。

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发生了异化，人们需要通过关注、讨论社会事件来彰显自己的参与感与存在感，表明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公众总是基于自己的主观价值和人生的过往经历去选择性地相信他们认定的“真相”，大多数人在不涉及自己的核心利益又能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会毫不犹豫地加入一场舆论的狂欢中。

为了遵循某种“道德准则”，在舆论发酵的第一时间，公众往往将自己代入正义的、弱势的一方，对欺善凌弱者大肆讨伐。

长此以往，人们将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再加上技术、监管等方面的难度，政府对公众舆论无法进行有效控制，后真相时代下一些恶意的、煽动性的信息极易在虚拟空间里“激起千层浪”。

因此，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还应注重对网民情绪的疏导与消解，一是要建立公众舆论情绪反馈系统。

政府可以为网民构建合理的宣泄空间，发挥算法的正向作用，搜集公众的利益诉求，实现“疏通”而非“围堵”。

二是要完善新闻信息发布的“纠责机制”。

政府部门必须规范互联网网站的运营，对各个网站进行审查和监管，可参照实体企业发放网站经营许可证，对于非法网站要依法查处和取缔，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公众也需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保证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结语
“后真相”是源于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一个概念，强调的是一种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批判与反思，对一系列由“后真相”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的担忧和焦虑，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现象的可能性策略。

在后真相时代，无论是传统媒体传播的新闻还是新媒体、自媒体传播的新闻，新闻的真实性都难免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影响与挑战。

“后真相”固然会助长谣言、情绪化言论的产生和扩散，但是它也是真相的一部分，这也是公众对新闻的多元化理解。

“后真相”事件中的网民，他们的公共表达也许是情绪化的、偏听偏信的，但是这些情感和偏见背后则
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残酷的、客观的历史进程，他们到底是被“理性主导”还是被“非理性主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如何看待与评价这些情绪、观点、偏见，成为主流媒体重塑与引导的关键。

互联网时代打破了原来基于地缘形成的传统社会群体，使其转变为一种基于共同兴趣与观点集合而成的群体。

这是一种新的群体分化———在技术发展中形成的新的受众分化。

面对这种新的传播生态环境，主流媒体应该积极革新，改变以往的自上而下的宣传话语和高高在上的姿态，学会与不同群体进行对话、交流，更应该深入每一个群体，成为不同群体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桥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地“俯下身、沉下心、走下去”。

总之，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始终坚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客观度，针对各类虚假新闻与不实报道进行及时辟谣与正确舆论引导，确保新闻业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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