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_实践的辩证法_否定的辩证法_解读

自由:实践的辩证法———
《否定的辩证法》解读
张一兵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摘要: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里,阿多诺最后讨论到现实中的否定辩证法。

在此,他将人类生存中的自由问题排在首位,以此来显示人类主体行为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讨论中,他主要依托康德道德哲学的解析,并由此展开一轮实践理性批判的否定性反思。

这大有些政治哲学的味道。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最后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升华发轫出来的。

而且显见的事实是,他的理解并没有走出青年卢卡奇所设定的那个主体与客体的历史辩证法领域。

注意这一点十分重要。

关键词:辩证法;实践;自由;阿多诺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2-0001-05
1.二律背反中的自由
哲学一进入现实社会生存领域就必然遭遇人的自由问题,自古如此。

然而阿多诺认为,只是“17世纪以来,伟大的哲学把自由确定为它最特有的兴趣”〔1〕。

这是阿多诺常用的历史指认。

在学术思想史上,自由,肯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历史地负载起的思想使命。

这也是启蒙思想始终很光亮的一面。

在康德那里,自由与上帝和不朽并在。

但阿多诺却认为,资产阶级的这种理论意谓从一开始就是对抗性的:“它反对旧的压迫,却助长了新的压迫”。

这是批判理论深刻的历史透视。

这里的旧的压迫是封建专制,新的压迫是资本主义自身以合理性为基准的新型经济政治力量(关系)所造成的物役性。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然而,也正是这种导致科学技术对象化的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建制生发出了对自由新的更新的威胁。

这里要有一个特设说明,即这种威胁并不相对于封建专制及更早的人类历史生存尺度,而是人类主体在资本主义生活更高层面上的隐性病症。

这意味着,在历史的尺度上,封建主义及其历史变形物是不能合法否定资本主义的。

请一定记住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重要的历史进步中,“新的压迫就隐藏在合理性原则本身中”。

这里的分析缘起康德,但批判的矛头却很深地直指韦伯。

这倒是法兰克福学
派长久的批判学统。

在阿多诺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为自由和压迫寻找一个共同的公式:把自由割让给那种限制自由的合理性,把自由从经验中清除掉,人们甚至不想看到自由在经验中得以实现。

”康德就认为,我们显然“不能从经验中推论出自由概念,因为经验只让我们认识到现象的法则,从而认识到自然的机械作用,自由的直接对立面”〔2〕, 1788年,斯密之后的康德还看不见布尔乔亚世界的成熟经验,可是他竟然不可思议地预设了市场经济的内里法则。

而后来的李嘉图和黑格尔都发现,交换市场遵循的仍然是自然法则,在“看不见的手”和“理性之狡计”面前经验的个人都不可能自由的。

但是,这个布尔乔亚王国却又口口声声说自己正是以自由为前提的。

其实,资产阶级体制实现出来的自由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受到限定的,无论是在市场的交换中还是在政治法律运作里,自由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放纵,作为自由存在空间的工具性的合理法则仍然是压迫性的东西。

所以,这不消说是一种“自由主义学说和压迫性实践的联合”〔3〕。

这才是康德实践哲学中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学说的真正现实背景。

阿多诺的这一断言,很自然会让我们想起青年卢卡奇在物化意识理论中讨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律背反性的那些表述。

这可以被视作青年卢卡奇的思考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种重解。

阿多诺清醒地看到,康德道德哲学已经深刻地1
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

他的哲学逻辑二元性实际上折射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二元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命题是一种“客观的二律背反”。

在技术操持的层面,资产阶级必然要拥戴科学的工具理性之绝对统治,在这一经验的事实性领域(此岸世界)绝不谈自由。

康德承认,相对于启蒙意向,这是一个“困境”。

他是自觉地“将科学研究的对象流放到不自由的领域,实证科学的地位被指定在思辨之下”,而自由被放置到科学和经验之外的思辨、善和美的领域。

康德试图“以二分法来调解事实性(‘自然’)和必然性思想(‘理智世界’)之间的冲突”〔4〕。

科学,面对因果性的经验现象界,人的真实社会生活走向决定论的铁的牢笼;哲学的道德和美育之境,则苦思于形而之上的自由本质和至善的必然性。

由此,后者才会“日渐成了前科学的、辩护性的自由观之大战”。

为此“科学付出了头脑狭隘的代价,哲学则付出了不承担义务的空谈的代价”〔5〕。

自由不是现实经验生活中的事情,而是主观道德悬设和美好的幻境,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为什么“自由还没有得到实现就成了陈旧的”这一事实的根本性原因。

阿多诺认为,在当代社会观念中,自由观念之所以脆弱的,是由于“自由的观念从一开始就被非常抽象地和主观地对待,以致客观的社会趋势发展很容易埋葬它”〔6〕。

这恐怕仍然是今天资本全球化后布尔乔亚观念还在居心叵测地极力遮蔽的事实本相。

阿多诺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亚布尔乔亚的市民社会中,“对自由及其概念及对事物本身的漠不关心是由社会的整合(integration)造成的,而这种整合对主体来说仿佛是不可抵挡的”〔7〕。

这里的社会整合,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任何个人(人力资源中的量)和对象(财物资源),都由市场交换的自发运作,以实现价值的客观自然法则指向“最佳配置”的构架,他们所有最为习惯、乃至经验判断的基础”〔8〕。

这种自然法则中的客观整合同样发生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政治法律系统中,因为这是直选式民主和形式法的内里构架。

这绝不是哲学的形上之思,而是社会现实。

阿多诺指出,正是由于个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和法理运作中客观不自由,才
导致了人们对自由主观兴趣的低落,因为人们知道“仅仅说出自由的名称就像诉诸自由一样都是言之无物的”。

所以,在资产阶级学术讨论域中,自由命题很自然会从康德尚存一息积极性的“客观的二律背反降级到伪问题(der Scheinproblem/pseudo-problems)的领域”〔9〕。

伪问题,即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虚假问题。

当自由在“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下成为一个伪问题时,它就实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否定矛盾来掩盖矛盾”。

这是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

以阿多诺之见,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假道于科学观念表现出来。

因为资产阶级的“世界精神本身开动了主观主义的顽固不化的科学观念,这种科学观念旨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验的一理性的科学体系,而不是为了理解一个本身客观的、自上而下地被操纵的社会”〔10〕。

在“拒绝形而上学”的背后,布展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本质遮蔽式的工具理性认知模式。

这种东西还是源起于康德:因为他“在关于模糊意义的章节中拒不打算了解事物的内在性质,这是培根纲领的终极理性”。

这一评价是准确的。

这里唯一发生的事实是,“方法独断专行地取代了它应该认识的东西”。

资产阶级法理重在形式(手段)的合理性,至于在形式平等和自由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则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阿多诺认为“康德理性批判模式的严格的二元论基础结构复制了一种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商品从机器中产生出来就像康德的现象从认识机制中产生出来一样,材料及其自身的规定性相对于利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现象对康德来说无关紧要一样”〔11〕。

这样,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分工连同200年来已经触目惊心的缺陷被不假思索地受到了敬重:按照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科学盗取了对真理的非法垄断。

康德认识论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是空头支票,它继续主张把科学发展成机械的活动。

康德真理概念的权威性连同禁止思考绝对的禁令成了恐怖主义的并不可抵抗地渐渐趋于禁止一切思考”〔12〕。

2.个人与不自由的社会
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实际上越来越发展成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是希法亭在2
20世纪初使用过的术语)。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个人自由的实现不是变得容易而是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似乎真的是要求意志自由的,可是资本主义现实却是真正“决定论”的,即资本一般这个“全体”客观地反对和支配一切个人主体的战争。

这恐怕不会因为有了克尔凯郭尔的“这个人”对黑格尔“全体”的反对、有了海德格尔的“有死者”对技术座架的反省就可能消失了的事实。

康德恰恰由于正确地反思到这一点,才将它表述为“意志是自由的”和“意志是不自由的”的二律背反。

可是,以阿多诺的看法,康德不可能回答自由本身到底是不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无法看清楚自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高尚的观念和道德律令,而是在现实历史的经验生活中不断呈现出来的历史性社会矛盾关系。

阿多诺说,在康德的现代性追问之后,“人”意指的已经不单是生物学上的个人存在,而且是靠自身的自我反思,即黑格尔的“弊病不在于自由的人干了彻底的坏事,就好像人是超出了康德所设想的一切标准而专干坏事的”〔13〕。

这是十分清楚的观点。

正是由于“社会决定个人成为他们现实的样子———甚至在他们内在的成长过程中”,一位搬运工与一位文学家都由社会关系建构的,他们的生存处境必然是迥然不同的,这决定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一定是异质的。

工人与资本家就更是如此。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条件下个人主体来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不是首要的,尽管自由或不自由被罩上了一层个体化原则的面纱”。

当康德界说自律的自由时,激动地说:“职责啊!好一个崇高伟大的名称”!这真是一句好美的空话。

他不能理解,自由,实际上首先是社会本身的建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体意志的问题。

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点。

阿多诺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在于,它所鼓吹“个体化原则、个人中的普遍理性与之紧密相联的特殊性法则致使个人脱离了周围的联系,进而促进了他们谄媚地信任主体的光辉”〔14〕。

这样,个体主体的自由只是在康德式的孤立抽象中才获得了某种自足性,并与恶的现实相对立。

康德说:“自由概念对于一切经验主义者都是一块绊脚石,但对于批判的道德学家却是打开最崇高的实践原理的钥
匙”〔15〕。

现实经验生活是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道德宣判中超越这一切?这大概也是所有新旧人本主义哲学价值悬设的主要逻辑。

“在自由的名义下,个人的总体性同一切限制个体性的东西的总体形成对照”。

并且,个人主体的自由被有意识地不恰当夸大了,人们被鼓励去强调盲目的独立性,以标举某种独一无二的个人生存。

阿多诺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假象正是资本统治的深层狡计,市民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原子化是这种社会构架统治的必要条件。

个人越是孤立,社会就越是强大。

这还是“一”统治“多”的秘密。

阿多诺在后面谈到,其实“在我们对抗性的世界中,个体本身也是对抗的,他们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16〕。

矛盾不仅仅发生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而且出现在个人主体际。

这也说明,“自由不仅从外部而且在自身内部都是真正受社会限制的。

我们一旦运用它,它也就加剧了我们的不自由。

好事的代表往往也是坏事的同谋”〔17〕。

萨特那句令人拍案叫绝的“他人对我即是地狱”很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突现了海德格尔在“共在”一境中试图弱化的东西。

阿多诺就此披露道,每一个个体主体的自由都可能是另一个“此在”实现自由的障碍,在这里,自由又兆示着不自由。

因此他说,处于这种同一性之彼岸的自由之真理不会是这种强制的直接的他者,否则,这仍然是一种骗局。

在另一方面,关于自由观念本身的形成,阿多诺也有一种独特的看法。

第一,“正是统治自然的至上权力及其社会形式,即对人的统治产生了人们意识的对立面:自由的观念。

自由观念的历史原型是处在等级制度最顶瑞的人,不是明显不自由的人”〔18〕。

这段话是极其深刻的。

自由的观念永远是由于现实中的不自由对应而成的,“自由是社会强制造成的痛苦、有争议的反面形象,不自由是由这种强制造成的正面形象”〔19〕。

这是一种辩证的思。

并且,提出自由(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人一定是处在等级制度最顶端的人,而不是奴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将自由变成一种“超自然”的抽象观念,就是一种自我欺骗。

第二,“自我的自由观念来自自己的统治的模3
式:首先是来自它对人和物的统治,其次内在地来自它对自己的全部具体内容的统治,它通过思考内容来支配内容”,至此,所谓的自由就不仅仅是“那种被放大成绝对的直接性的自我欺骗”,就是说,自由概念的基础实际上是人类主体的统治强权,这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观念中得到体现,人的自由实际上首先是对外部对象的成功支配和控制之结果。

然后,自由的内在性是一种自我统治。

也是在这一语境中,阿多诺才痛苦地说,“对哲学的反思来说,自由的幻象表现为彻底的他者”!任何自由总是要有一种作为实现了主体意志并成功支配了的对象性的附加物,这种作为他者的附加物不一定总是在场,它只是作抽象的实践意志的抽象悬设。

所以,“附加物是用来标志在这种抽象中被清除掉的东西的名称,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现实的意志,它是在某种早已过去的东西和某种成长起来但未被认识而有一天能被认识的东西两极之间的闪光”〔20〕。

这是任何资产阶级现代性意识形态所无法达及的境界。

3.自由的辩证法
依阿多诺的见解,“在自我解放的现代主体的自我反思一开始,在哈姆雷特身上,我们发现见解和行动的歧异被典范地表述出来。

主体越是变成一个自为的存在物,他就越是疏远同既定秩序的未被破坏的协调,他的行动和他的意识也就越不会是统一的”〔21〕。

生存还是死亡?这实际上是一种主体异化现状的指认,也是资产阶级自由观念走向自己反面的辩证法。

一方面,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运转的本质是决定论的,斯密所指认的“看不见的手”以客观的市场自发客观运作反对了传统自然经济中的人类主体意识的人为性。

人的经济生活世界中自动自发的自然性即是最直接的决定论。

于是,“决定论在通向行动的过程中勾销了理性,把行动转交给统治的自动作用;它自以为具有的那种未经反思的自由成为总体不自由的奴仆”。

这是康德将自由与强制进行链接的现实原因。

依阿多诺之见,康德的自由学说基本符合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主体生存状况,经济政治现实把人的自由强调为一种实存,这种实存以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外部法则(强制)和心理上的压抑人格为前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以自由的名义所拥有的一切概念———法律、强迫、尊重、义务———都是压抑性的”,而当自由被肯定性地设定为既定状态中被决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自由就直接变成了不自由”!自由已经内在地“腐败为服从”〔22〕。

此语是何等的精辟!阿多诺断言,资产阶级实际上不能容忍无强制的自由,当康德说“意志自由地服从法则,这种服从是自由的”时,自由已经被贬低为一种强制下对决定论的一种屈从。

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由的历史辩证法。

在康德的实践理性要求中,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就是“自我立法”。

这是一种道德呼唤,“必须有自由,这是立法的自主主体所提出的至高无上的要求”。

但是,这种“它自身的自由———兼并一切非同一性的那种同一性———的实质和‘必须’、和法则以及和绝对的统治是一种东西”〔23〕。

这恐怕是康德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由是同一性法则中的自由。

这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隐蔽处假货的大揭秘。

“自在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方面,它使个人摆脱了什么应是公正而不是相反的限制性规定性;另一方面,它拿不出什么东西反对现实的事物,只能使自身建立在统治之上,而统治已上升到纯粹原则的等级”〔24〕。

固然这种统治已经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被自觉认贩领导权或霸权。

所以,在康德的哲学伦理学分析中已经“隐蔽着孔德后来关于进步法则和秩序的法则的社会学二分法”,“秩序,依据其后法性的力量应控制着进步”。

这是康德说“自由就是法则”的本意。

这也直接体现在开创资产阶级全部现实运作纲领的斯密的自然(自由)主义经济学中。

以阿多诺的观点,“这个阶级就习惯于把对个人解放的赞美和为一种秩序辩护结合起来,据说在这种秩序中有‘无形的手’在关照着乞丐和国王,同时甚至自由竞争者在这种秩序中也不得不留意———封建的‘公平交易’的规则”。

阿多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的“每一种具体物都具有压抑的特点”,他的道德律令的既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行使的赤裸裸的强制”。

这样,当康德以这种道德律令为头顶上的星空时,已经宣布了“人在原则上是不自由的”。

康德自由观实4
际上正不是资产阶级现实经济政治生活的写照,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以其自身的客观法则(韦伯概括的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合法性)与真实的个人及其利益截然对立。

因为从社会历史的总体上看,市场经济不是主体自觉自主地通过支配生产与再生产来塑造自己的生命,而是屈从于市场自发形成的客观调配机制,市场的客观作用作为“神秘命运的一种后果来打击每一个个别主体”,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阿多诺说,正是“在这个普遍社会压抑的时代,反社会的自由形象仅仅生存在被压碎的、被滥用的个人的特点中”〔25〕。

个人之所以被命名为自由的,正是由于他在现实市场运作和政治法律系统中的不自由。

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自由社会的组织中产生的自由恰恰是在现在社会的组织否认它的地方被探寻出来的:在每一个人身上”。

于是,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个人本身构成商品社会的一个要素”,可是,归于他的纯粹自发性(自由)恰恰是“被社会征用的自发性”。

这也就是说,经济主体个人越自由,在社会总体上主体就越不自由,自由直接突变为非人为的自发性和自然性。

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拼命地标举个人,“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一种根源性的现象”,这其实是将自由脱离它的实际生存的社会根基,结果只能是使其“不幸地转向内心生活”,自由“可行的模式只有一种:意识”!这种虚假自由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本质,恰恰是“使依附性的个人承受他们无法对付的社会不公正”。

这是何等精到的入里的批判!
实际上,这也就是第二方面的问题,即在现实的不自由中标举的所谓思想自由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在一切社会控制面前,在一切对统治关系的适应面前,思想的纯形式、逻辑说服力的形式可以被判定是不自由的”〔26〕。

为什么?我们来看阿多诺的分析。

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现实必然导致当代新型的同一性思维原则,这种原则以认知必然性(本质与规律)为指归。

所以在思维的同一性原则之下,“被思想物和思想者都存在着被强制”。

当康德将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理性———一种
不变的同一性时,自由就已经被从内中破坏了。

以同一性的理性为前提的思想自由的本质是他治(heteronom ous)。

任何思想家都必须通过专门的理论逻辑法则来获得观念,一切不符合理性程序的东西都被无情地清除。

这也说明,在理性的同一性原则之下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的。

所以,“在最深处,决定论和自由的命题是相一致的,二者都主张同一性”〔27〕。

同一性之下,绝无真正的自由。

应该说,阿多诺这里对自由的理解正是后来全部后现代思潮反对同一性逻辑的发端。

依阿多诺的看法,“主体的同一性原则本身就是社会的内在化的原则。

这就是在现实主体中,在社会存在物中,不自由至仍比自由具有优先地位的原因。

在一种按同一性原则塑造的现实中,不存在任何肯定的自由”〔28〕。

理性的同一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法理)同一性的同构产物,现实的不自由决定了思想的不自由。

所以,在这种真实的不自由中言谈自由只能是一种主体式的精神分裂症。

而“作为精神分裂症,主观的自由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它只是更严重地把人们拉进自然的魔法左右之下”。

明明不自由却被告知是自由的,其意识形态的真相是使统治更加精巧和稳固。

后面,阿多诺还说,“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精神分裂症是关于主体的真理”〔29〕。

应该说,这一理论指认是无比深刻的。

显然,阿多诺这里的论说,与后来德鲁兹所说的解放性的过程性精神分裂伦理学是异质的。

注:
〔1〕〔3〕〔4〕〔5〕〔6〕〔7〕〔9〕〔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第209-210页、第207页、第209页、第210页、第211页、第211页、第312页、第388页、第389页、第214页、第214页、第292页、第294-295页、第215页、第218-219页、第225页、第224页、第228页、第246-247页、第247页、第262页、第229页、第262页、第237页、第279页。

〔2〕〔8〕〔1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第75页、第6页。

〔责任编辑:金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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