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相关研究综述

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相关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在搜集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对国内外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评述，研究内容上划分为遗产地、遗产旅游活动、遗产地管理三大部分，涉及遗产（地）价值、遗产地规划与开发、遗产（地）保护；遗产旅游、遗产旅游者、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地管理与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世界遗产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预测与展望，希望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世界遗产；遗产旅游；遗产地；遗产地管理；研究综述

1.引言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①，是在自然演化和人类历史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在世界或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出现及其盛行，催生了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冲动，随着“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以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遗产旅游在全世界流行开来（nuryanti，1996），并成为推动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认为1975年欧洲的“建筑遗产年”是遗产旅游成为大众消费需求的标志，介绍城市历史的“遗产中心”在这

一年里大量出现，遗产旅游得到普及和推广（dower，m.，1978）。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并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自1987年第11届世界遗产大会首次将故宫等6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0年7月，中国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已达40项，稳居世界第三，而且保持了连续8年申报成功的势头②。中国国家旅游局在2000

年推出了“神州世纪游”主题，把“中国的世界遗产——21世纪的世界级旅游景点”作为中国的拳头产品推向国际旅游市场，把当时国内的23项世界遗产作为主打产品向国内外游客推介。由此，可以把2000年的“神州世纪游”主题年活动看作是中国开始普及和推广遗产旅游的标志。

由于国外遗产旅游发展得较早，针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无论数量还是内涵相比国内都有较大优势，本文拟从文献回顾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并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世界遗产的研究方向进行预测与分析，希望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2.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遗产地、遗产旅游活动、遗产地管理三大主题。

遗产地遗产（地）价值

遗产旅游活动

遗产旅游

遗产地规划与开发遗产旅游者

遗产（地）保护遗产旅游活动的影响

遗产地管理遗产地的管理与经营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1 遗产地

遗产地是指世界遗产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相关物质环境。通常，人们习惯性地将世界遗产项目所在地统称为世界遗产地。也有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性地将世界遗产地直接等同于世界遗产。关于遗产地的研究主要包括遗产（地）价值、遗产地规划与开发、遗产（地）保护等方面。

2.1.1 遗产（地）价值

价值研究是开展遗产地旅游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了遗产地“突出的普遍价值”才有可能进行一系列研究。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将遗产分为科学遗产、历史艺术遗产、文化遗产和风景遗产。后来，欧洲将遗产分为自然遗产，科学遗产、文物古迹遗产、文化遗产与风景遗产，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nova scotian department of lands and forests，1987，1988）。国外针对世界遗产的价值研究更多是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价值的开发。如理查德兹（richards，1996b）曾指出：为了适应人类的偏好差异，注意就要转向遗产的吸引力。特欧和叶欧（teo and yeoh，1997）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被吸引到遗产地，它的真实性被推向危险，旅游者选择目的地不再是根据真实性的内在价值，而是基于他们对目的地的期望。阿斯沃斯和拉卡海姆（ashworth

and larkham，1994）认为：当前遗产是一种被有目的地创造用来满足当代消费的特殊商品。

由于国内开展遗产旅游的时间较晚，因此，国内关于遗产（地）价值的研究也比国外晚。王鑫（1995）认为遗产地具有旅游吸引物、社区识别标志、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基地以及经济重振基础4方面的属性。陈勇（2005）提出原真性是遗产的基本属性。世界遗产作为全人类科研、教育、游览和启智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是人与大自然精神联系的理想胜地（谢凝高，2002），“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它的广义文化价值和知识价值，经济价值由此而派生出来”。徐嵩龄（2003）从旅游资源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划分为有形（显性）和无形（隐性）两大类，旅游价值、科考价值、文化价值和环境价值4个亚类。宋瑞（2005）把世界遗产的审美、科研、生态和经济等多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的存在价值，认为不同价值在现实中对应不同的实用功能和不同的利益主体。众多研究充分说明了中国遗产地在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音乐、民俗等诸多方面都蕴藏着“突出的普遍的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2.1.2 遗产地规划与开发

对遗产保护和规划一直是学者研究最多的课题。在欧洲，遗产规划的目标通常由一系列公共部门、私利部门以及一些非营利组织间的相互妥协、相互关联演变而来（arenzana，f.g，1981；brolin.b.c，1980），然后在此基础上由各种专家来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各种矛盾，

确定规划方法（dobby，a.，1978；rapopport，a.，1984），这些方法通常包括保护、激活、恢复、完善、修缮与重建（croci. g，2000）等，例如，有《欧洲遗产的规划与管理》（gregory ashworth，peter howard，1999）；《文化旅游——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合作》（bob mckercher）；《游客管理——世界遗产景区案例研究》（myra shackley）；《文化旅游和遗产管理》（shalini singh）等相关著作，也有学者认为（john veverka. a 1979），系统规划是遗产旅游最好的规划方法，加强解说系统的规划，有助发掘遗产地的独特性。此外，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很多学者针对不同的遗产地提出了不同的开发规划方法。具体有：pinder david（2003），smith hance d.（2003），maikhuri，r. k（2001）分别就海滨遗产、城市遗产、水下遗产、博物馆等多种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重建、完善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提出了各种观点和结论；jonathan wager 论述了吴哥窟遗产地（angkor）的规划侧重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teresa andresen等论述了绿色走廊概念这一风景规划工具在杜罗葡萄酒产区（alto douro wine region）应用的原则、方法及效果。

我国的遗产开发主要是旅游方面的开发。周翀燕等（2004）针对目前遗产地旅游开发的问题，提出了设立世界遗产基金会、实行数字化战略和整体开发等设想。王云龙（2004）认为遗产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开发主要应是政府行为，但魏小安（2000）认为遗产资源的市场化开发是经济发展中环境代价最小的一种现实选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