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作者：罗原来源：《音乐探索》2013年第04期摘要：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近年来快速发展，音乐考古新发现和国内外史学新观念的出现，打破了依赖文献治史的传统史学研究方式。

对音乐史不同于政治史的独立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见解，学科观念逐渐增强。

重写音乐史的热潮兴起，令学者们重新审度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

文章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学；音乐考古学；史学史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604我国深受儒术思想的影响，汉代甚至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的音乐观又以“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为追求，这种将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音乐观成为了中国历朝的音乐思想传统，史家治史往往将“乐”作为“政”的一部分记录在正史之中。

同时，在历代野史、笔记杂谈、传奇小说中，也有汗牛充栋的音乐史料。

但我国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却出现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起才出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代表作是叶伯和、朱谦之、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专著。

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以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为代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已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当代学界，古代音乐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状的粗略梳理，在史学史发展、当前的研究特点、学科展望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发展历程管窥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发源期，出现的论著主要有：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年）、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1925年）、童斐《中乐寻源》（1926年）、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1926年）、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年）等。

这些音乐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萌芽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音乐历史观念：“音乐史是供给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与衣食住为供给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样的，所以编写音乐史，第一项是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文的发展，第二项才是考证历代作品的成绩。

”①不同时代的新思维学者们不断地想摆脱研究历史的传统观念束缚，提倡用科学的、新型的、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观察，摈弃旧观念推进新理论，呈现出时代性强的音乐史发展观。

诸多先行者意识到音乐史学学科的独立性，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谈何容易。

音乐史学如果要从一般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首先只能从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入手而别无他法；而对历史资料的鉴别、整理、审定，使音乐史学的先辈们只能采取考校、汇集等一系列传统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

我们从许之衡、王光祈、缪天瑞等人的音乐史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明显不满于传统治学史观念。

王光祈先生在《中国音乐史·自序》中讲到：“吾国历史一学，向来比较其他各学发达，但在事实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如司马迁之流仍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作”。

②因此，王光祈企图用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自己的著作，为后学开启一种全新的治学思维。

建国后，以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等为代表的研究队伍，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

在音乐史学观念上产生了一次变革，引导着研究者们转向从现实的民间音乐实体来充实史学本身，努力使音乐史成为真正的音乐的历史，而不是在一般书籍里的音乐文学史。

基于此，音乐史学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突破口——考古，一批学者深入到考古学的领域，以出土的文物来验证史籍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述，用考古学的新发现来不断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

经过这些学者的不断努力，音乐史学又有了新的进展，逐渐开始充实起来并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道路。

音乐史学真正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是在“文革”之后。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批论文与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若干专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促使对中国音乐史探讨与商榷的争鸣，更使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

尤其在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后，刺激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从而在基础上大大加强了音乐史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层挖掘，努力在音乐史实之间、史实与当今存留的乐声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

同时注意到音乐形态的流动性，从而论及到中外音乐史、各民族之间的音乐流变关系，“中外音乐交流”等专题得到广泛讨论。

这些积极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念达到了新高度，使中国音乐史学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的音乐历史学。

二、对当下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音乐史研究到现今为止经历了以下几种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演进：（一）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从古代文献里寻找痕迹进行考据论证。

如乾嘉学派通过训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方式，整理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文化典籍，涉及金石、考古、经学、小学等各学术方面，以及丛书、类书等的研究编撰等方面，给后人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近代国学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深受影响，对史学学科发展的全新构建，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等等。

这些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使传统治史方式获得深入的发展，对推进音乐史学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指导。

（二）20世纪50～70年代，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音乐文献结合民间音乐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如杨荫浏先生指出在田野考察中需采用“住居式考察”“个案调查”“地区性普查”等主要手段，将民间早已存在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用录音技术抢救遗存的声音，建立民间乐器展览，迄今为止，这仍被视为最先进的考察方法。

这种方式抢救性地记录下一系列不为世人重视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所记录的这一时期的原生态艺术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还尚未遭到外来强势文化的破坏。

如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曹安和赴无锡采访“南鼓王”朱勤普等十位艺人，发掘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出版《苏南吹打曲》等等。

这一系列的调查把中国器乐史的当下活态状况呈现在世人面前，几乎把所有录音演奏记录成谱。

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三）20世纪80～90年代，对音乐史进行研究形成了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资源相互结合、渗透的研究方式的一股热潮，黄翔鹏先生提出了“音乐形态学”这个概念，打破了以往按照阶级等政治观念划分中国音乐史的惯例，创造性地依照中国音乐史发展形态的嬗变过程，将之划分为“先秦乐舞时代”“中古伎乐时代”和“剧曲音乐时代”三个阶段，充分考虑到了音乐文化内涵及其性质，音乐自身要素、风格及其发展规律特征，着眼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更迭方面的因素，使音乐分期更为趋于合理。

音乐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多学科视角理念的增强导致了对学科发展的重新审视，特别是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形成了当下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模式。

因为历代各种史籍中大量的音乐史料记载并不能等于音乐史学；况且有些记载又是极其模糊、不明确，甚至是谬误的。

随着近代以来大量考古出土的实物史料来看，我们对古代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认识在不断地超越着前人，所以传统音乐史学的史料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出了一个立体的史料系统，只是建立在音乐文献史料基础上的传统音乐史学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研究需要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一部全新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被考古学所提供的大量史前物证构建，但还远不足以填补漫长历史的空白，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不断地去接近它，而永远不能达到它。

不同学科领域，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综合论证，方能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这是一个“创史”“补史”“正史”“证史”的过程。

三、对传统文献研究局限性成因的思考笔者认为，只是建立在文献史料上的中国传统音乐史学有居多明显的局限性，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具体因素大致如下：（一）中国用来记录历史文献的载体在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前的西汉和先秦时期，都用绢帛、竹简、木牍、龟甲、动物骨片等（石刻、钟磬、器皿铭文除外），极易受周边环境中湿度、温度、酸碱度、气压和风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不易保存成百上千年。

东汉造纸术、隋唐雕版印刷术、北宋活字印刷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仍然难以实现历史文献在自然无干扰状态下的持久保存，完全不同于古埃及的纸草记录载体以及古巴比伦的泥版、石版纪事。

埃及、巴比伦属热带沙漠气候，干燥炎热，因此为纸草、泥版等载体在地下或废墟中保存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年以上提供了条件。

（二）文字的记载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

与中国久远人类历史相比，文字的出现仅为短短的数千年，即使是从中国较为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算起，至今不过三千多年，之前并没有任何文献可查。

人类的文明信息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只是一部分，而书籍能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又只是一小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文献的积聚和传承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浩劫。

比如“焚书坑儒”，当时究竟焚毁了多少先秦典籍恐怕不好定说，但仅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先秦乐律理论的了解也实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真实性还存在疑问。

（三）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中个体，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要受到当时所处社会的制约。

历史上任何人的意志，被当政者所左右的状况在普遍的正史中是经常遇见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撰写历史的文人中，既懂乐律理论，又有音乐实践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我们知道，所谓的正史所记载的音乐内容主要是服务于宫廷的，而关于广大社会下层音乐生活的内容不多。

我们姑且想象假若这些史官“他们对音乐有可能一知半解，假充知乐的人居多”，在这些正史中，被这些文人记录下来的音乐文字，扭曲当时音乐本貌的情况就不难得知了。

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从未断裂，即使改朝换代，宫廷音乐形态转型为民间音乐文化也能照常健康的发展，古代文人们通过到民间寻访前代散失的宫廷乐工，就会将断裂的音乐历史重续，杨荫浏先生对于智化寺“京音乐”的调查就是这种再续前弦的举动。

以往过度关注王侯将相等贵族化的音乐、宫廷生活相关的内容以及上层政治纲领相符合的内容，从而忽略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音乐、民间俗乐、地方歌舞戏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史，对于原生态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正好可以弥补此方面的空白，展现地域文化色彩和地理特征相关的音乐风格，勾画出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意境。

（四）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很关注事物与时间的关系，历史学更是倾向于时间分期，20世纪中叶起，“法国年鉴学派”给史学研究带来启示：发现了政治史以外的社会史与生活史；发现了历史学的“时间”特质，“长时段”概念被引入史学研究方法之中，时间是一种序列，它的绵延带来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