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
第一节课程的性质、意义及内容。

古代文论是文艺理论专修课之一，是理论性的专业提高课。

文学批评，以业已存在的文学现象为批评对象，重在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作出评判。

文学批评的具体内容包括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等。

因此，文学批评是文学与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加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大多由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东渐而得以成立。

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就已十分发达，在某些领域还相当成熟。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就是要向大家简要介绍中国的文学批评及其特色和成就。

本课程涉及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主体文学思潮及其发生发展线索、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及其演变发展、重要文论家及其主要文论思想、重要文论著作及其理论意义等。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十分久远。

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理论批评。

因此，就文学而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它的两翼，两者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对，共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中国文学批评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它不同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古代人对文学创作的理性总结，其中蕴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学意义。

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深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了解和领会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也有助于总结民族文化传统，理解蕴含在其中的艺术精神。

当然，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最终意义在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水平，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借鉴。

第二节学科的发展与现状
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

这一课程的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

1923年，范文澜也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里程碑。

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从《文心雕龙》起步，亦最先从《文心雕龙》取得突出的成绩，与这本书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十分相称。

可以说，这是古文论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我国的古文论研究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前半世纪，奠定了古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1927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之批评家已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

第一章总论“文学之界义”；第二章总论“文学批评”；第三章为“文学批评史总叙”，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自第四章后，直到第十二章，将我国的文学批评史划分为九大时期，其各时期的论述较详，如第五章中论王充的文论，就标列了七个方面。

1934、1947年郭绍虞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

由于其规模之宏大，郭先生也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

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有讲稿《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由开明书店出版了。

作者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采取“远略近详”的叙述方法，勾勒出了从周秦到清代陈廷焯的文学批评发展概况，“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朱自清语)。

此书“著者的长处在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评家”(朱自清语)，如南宋的张戒，清代的叶燮、纪昀、赵翼、金圣叹、李笠翁等批评家。

著者的另一长处则是用现代文艺观诠释古代文论家，如说殷璠、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说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

1934至1943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第二、第三分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册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第二册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第三册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

这部批评史较郭著“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语)。

1935年，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教授，次年，港大成立中文系，由马鉴主讲文学批评，这是古代文学批评进入香港大学课堂的开始。

这时期，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

方著与傅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然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史之撰写启迪不大。

对于后来文学批评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著。

直至今日，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也还没有超越郭著的范围。

朱自清称他是“白手成家”，“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

1955年，中华书局将这部“旧著”重新予以出版，作者自称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其实这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曾被教育部列入文科教材。

全书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上
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期?——纪元190年)”，即“文学观念演进期”；其间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

“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即“文学观念复古期”；其间隋唐五代为一期，北宋为一期。

“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1839年)”，即“文学批评完成期”；其间南宋金元为一期，明代为一期，清代一期。

前两期主要是论述对文学的认识，后一期“才是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这种划分法源于作者认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

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为七编:一，先秦两汉；二，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七，近代。

刘大杰先生因全书未编完而仙逝，后续书稿则由其同仁们共同完成。

此书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概况。

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严格区分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划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每一时期中，著者以章题或概括断代的文学现状，或文学理论批评概况；以节题独标古代文论代表论家或代表作的批评观。

极具特色的是，各个时期的“绪论”对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现状的总揽，有助于人们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下去探讨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理论滋生的土壤及其意义。

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则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

张少康、刘三富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四编，重在用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如“严羽《沧浪诗话》和诗禅说的发展”、“明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等章题。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丛书共分七册:《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明代文学批评史》、《清代文学批评史》、《近代文学批评史》。

这套丛书以其宏大的规模展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貌，以其各册的特点汇聚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多姿多彩的理论风貌。

80年代初，罗宗强提出把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为纲，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
有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等同类著作问世。

近十余年来，分类的文学批评史也大量出现，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谭帆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等。

通史和分类批评史撰写，似乎正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古文论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如上所说，始于黄侃之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在20年代，此一课程之列入教学计划，除北大之外，目前所了解，似就只有南开了。

在1925至1926年文学系的学程纲要中，二年级有一门“文论”课，在注中说明: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尤以《文心雕龙》为重要。

注中并且说明，以《文心雕龙讲疏》为课本(11)。

30年代以后，武大等校相继开出此一课程。

而本世纪的后半，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教学体系中，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了。

大陆还在复旦、南开、川大、华东师大设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培养此一学科高层人才的基地。

古文论作为课程进入高校，这一点对于此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

它不仅说明，此一科学成了高校中文系学生知识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保证了此一学科的研究者队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以台湾为例，70年代以来，研究古文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研究中的中坚。

就古代文论的研究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作的工作在于：
一是整理出版原著。

五六十年代，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后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各种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台湾也有类似的著作出版，重要的诗话词话文话，差不多都有校注本或标点本出版。

此类著作大陆规模较大的，有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万首论诗绝句》。

台湾有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以类编次。

台静农自1948至1968年主持台大中文系20年，此项工作即其在任时组织研究生所完成，而出版则迟至1974年。

类似的还有王国昭《词话类编》。

大陆与台湾，都有历代文论选出版，选目除少数不同外，大体相似。

至于从各种诗话中摘编材料，以己意重新组合，出版各种《中国诗话精要》之类，数量就更大。

不过此类出版物，于一般读者了解诗话或有助益，而对研究者来说，则并无实际的意义。

虽然，原著的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在古文论中只是一部分，如前所说，大量的文论散见于各种文献，无论是研究一位批评家还是研究一个时期的文论，仅靠有限的诗话是不够的。

或者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正在从各种典籍中摘录论诗语，编成断代的诗话大全。

不过，如果要研究的话，仅靠这些摘编也还是不够的，这些论诗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有个语境问题，离开语境，妄下论断，往往有违原意。

二是对于古文论的训读(包括校勘、注疏、今译、集注、义证等等)
近百年来亦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功力的著作。

陈湛铨《陈湛铨先生讲学集》中，《毛诗序》、《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四文之讲疏，其中《毛诗序讲疏》疏证之详明，使人叹为观止。

关于诗序作者种种说法之原始材料，引用近万二千言，而凡所摘引，皆极简洁之精粹处，可见此万二千言容量之大。

之后又引有关子夏生平之材料，除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两传外，又揭示了见于群经诸子的103条材料线索(13)。

关于子夏生平的资料，可以说已经大备于此了。

这样的注疏，对于研究《诗大序》者来说，当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我们当然不提倡汉儒解经的繁琐方法，说“粤若”而至十万言，但详明确切的注疏，则是不可少的。

对文本没有确切的了解，望文生义，随意发挥，强范古人，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中似亦所在多有。

在古文论文本的训读上最受关注，用力最勤，成绩也最大的，还要数《文心雕龙》。

《文心》注，宋人辛处信注已失传，明人王惟俭《训诂》、梅庆生《音注》，清人黄叔琳《辑注》，近人李详《补注》，都有创获，然均简略。

黄侃《札记》，除注较前详赡外，篇首之发明题旨，多有极精彩之见解，而于原书之选文定篇每附录原文，便于读者披览。

黄《札记》，无疑在《文心》研究中占有重要之地位。

但是，到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来，才算在《文心》研究中立一里程碑。

范《注》的功劳，在于无论在校勘、释义、还是在资料的附录上，都奠定了《文心》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规模。

有人对范注之价值作了研究，指出它校勘上的成就，它用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在校字上的严谨细致作风，“从《文心》校勘史上看，范注校字，上补清人黄叔琳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等人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至于他征引典故的详细、准确与通俗，释义的每多精解，附录原始资料之丰富详尽至几近繁琐，亦为学界所共识。

正是由于它所达到的高度的学术水准，它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梁启超称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

”日人户田浩晓在他的《文心雕龙小史》中称范注“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

当然，像《文心雕龙》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要作到解读的字字精当，是极难的。

范注作为全面精详注解的奠基之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问题，是书出版之后，先后有李笠、杨明照、赵西陆、斯波六郎、张立斋、王更生等人撰文补正。

杨明照提出范注底本不佳、断句欠妥、不明出典而误注、不审文意而误注等二十条欠缺，以证《文心》之需要重注。

这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学术的发展，后来者之以学术发展之成熟的眼光，去看先躯者之幼稚，那是很自然的事。

何况，像《文心》这样博大精深的巨著，要完全正确的训读它，恐怕一时不易做到，从前这样，现在恐怕也是这样。

即以杨先生所说范“注与正文含义不一致”这一条来说，杨先生所举的例子是范注把“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之为德”释为“文德”，错了，应该释为“功用”，“犹言文的功用很大啊!”其实，范注
错，杨注也错了。

若解为“功用”，则接下之天地山川有文彩，就 格难通。

已有人指出，道无形，运而为德则有形，德乃道之表现形式，文之为德，是说文作为道的表现(15)。

这样解，上下文就解通了。

从这一个例子，是要说明，范注虽远未完备，然其于《文心》研究史上之里程碑之地位，是无可疑义的。

《文心雕龙》注的另一里程碑是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是书积杨氏数十年之心血，一出版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

此书除杨氏校注外，又过录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

李详补注在范文澜注中曾有摘录，原注已很难见到，杨注全部过录，无疑给研究者带来方便。

除注之外，附录有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引用书目，校注之精审，为前此之所未见。

杨注一出，实标志着《文心雕龙》之注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校注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做词语释义的工作。

这方面的著作有好几种，而最值得重视的冯春田的《文心雕龙释义》。

此书对《文心雕龙》中难解或有争议的辞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每有所见。

同一作者，1990年又出版了《文心雕龙语词通释》，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词汇进行语义的分析。

这一成果不仅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意义，于《文心雕龙》的解读亦有所帮助。

与校注有关的另一种解读，是《文心》的今译。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文心》之今译数量都很大。

这样一部义理如此精深，文辞如此优美，而表述又是如此深约的巨著，要准确传神地翻译，难度是很大的。

自1961年周振甫开始在《新闻业务》发表《文心雕龙》今译以来，已有今译专著12种。

这些今译各有特色，周振甫、牟世金、王更生、王礼卿在译释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

译释无疑为《文心》之传播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的便利。

除《文心雕龙》之外，对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著作，学者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有不少注释本译本。

关于钟嵘《诗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王叔珉、曹旭的有益的工作。

司空图《诗品》则有8种以上的译本；《沧浪诗话》有几种比较详明的注释本；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是这方面较好的一种。

我们在原著解读上作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从整个研究的规模与进展看，原著的解读较之于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得多。

面既狭窄，亦欠深入。

注疏的工作集中于少数专著上，大量的原著我们还没有加以必要的注释。

就是已经注释的部分，亦有待于进一步使其更为精确。

以《文心雕龙》为例，在古文论研究中，没有一部著作像《文心雕龙》这样在训读上集中了这样多的力量，取得了这样多的成就，达到了这样的深度。

但就是这部书的训读，问题似乎比比皆是。

试举一例:《原道》中有“惟人参之”一句，此“参”字所有的《文心雕龙》的注释与今译，均解为“三”，意谓人与天地并列而三，有的注译在“三”之上，又加上了“等齐、加入”义。

作如此之解释，虽文义可通，然衡之于彦和原意，则似有前后 格之感。

彦和明谓天地有文，人参之，人也有文，故《赞》称:“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效”亦“参”义。

其实，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字词训诂问题，它还涉及刘
勰思想的一种历史渊源。

在我国思想史上，有一种人比类天地的观点，大意谓人仿效天地，比象比德。

在《文子·十守》、《淮南子·精神训》、《管子·四时、五行、水地》诸篇、《左传》昭元年医和论疾、昭二十五年赵简子论礼、《列子·杨朱篇》、《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阴阳尊卑、人副天数》各章、《太平经·分别贫富法》都有人比象天地的论述。

而在《荀子·王制》、《礼记·经解、孔子闲居、中庸、礼运》中，都有圣人比德天地的论述。

无论是比象天地还是圣人比德天地，“参”都是“参拟、仿效”义。

在现有的古汉语词典中，“参”字均未列“参拟、仿效”这一义项，而此一义项实际是存在的，唐人孔颖达疏《礼运》“圣人参于天地”，谓:“圣人参拟于天地，则法于天地是也。

”早已注出此一义项。

《文心》中类似的语词注释至今尚须商榷者，还有相当的数量，例如《原道》“谁其尸之”一句，仅从语词训诂的角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须于古代文化活动有所了解，方能有确切之解释。

用了如此力气的《文心》尚且如此，他书可知。

而如果原作之训读这一步未能做好，于原作之含义未能了然，则一切之理论研究，皆为架空之楼阁。

三是对于史料之考辨，也有相当之创获。

不少严谨的研究论著，在史料的考辨上都下过功夫。

王梦鸥之于唐代诗话研究，傅璇琮之于王昌龄《诗格》研究，饶宗颐的《六朝文论摭佚》，就都是例子。

辨史料的真伪，实为研究之起点。

近年陈尚君、汪涌豪提出司空图《诗品》非司空图所作，颇引起古文论研究界之关注，即是一例。

对于《诗品》作者，向无疑问，四库馆臣言之凿凿，研究著作比比皆是。

当然，此一问题尚在探讨过程中。

二君认为《诗品》作者为明人怀悦，张健已加推翻，提出可能是元末的虞集(祖保泉后于张健，也提出类似的看法)。

是不是虞集，也还存在许多疑点。

《诗品》的真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提醒研究者，一切的理论研究，离开了史料的认真考辨，那是非常危险的。

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仅靠字词训诂是难以完全正确解读的。

它还需要借助于理论的阐释。

这一点似乎常为部分研究者所忽略，往往字词之含义注出来了，而理论上的问题则说不明白。

若风骨，若势，若神韵等等，牵涉的更多的是理论的问题。

可以说，古文论的研究除原作的训读之外，大量的是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训读的基础上，描述古文论的原貌，作理论阐释和理论评价。

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

本世纪的后半，在古文论的研究文章中，约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对于古文论作理论阐释的。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考察古文论，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题通论性研究，如研究风格论的形成、发展、特色，明道说之传统、文化内涵、价值，文意论源流研究，古文论中的雅俗观念研究，中国诗学的正变观念研究，禅学与诗学关系研究，言志说与缘情说研究，文气论研究，等等。

这类研究，也有作出出色成绩的，但由于涉及面大，通论古今，亦往往仅能泛论大略。

优点是能勾划出所研究对象的大致面貌，给人以此一专题之完整印象，亦给人以理论的启迪；而其不足，则是难以有深入的探索，常常是点到即止，粗枝大叶，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然。

在这种模糊的基础上发议论，
更多的是代表研究者的意见，而并不是原作的本意，于开阔研究视野来说或有好处，而对于深入研究问题，作用有限。

有的研究题目，大得惊人，写成一本书的难度都相当大，要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表述清楚，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能够作到的，充其量是说出一点并不十分准确的印象，如此而已。

学会。

刊物。

硕博点。

第三节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特点
1、与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社会发展大体同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变革缓慢，也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

这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通俗文学如戏剧、小说始终未能取得像欧洲那样的正宗地位，对它们的研究始终受到排斥和歧视，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戏剧已在城市普及，理论研究也取得重大成就，也难免如此。

二是尽管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了萌芽和发展，也发生了性质近似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潮，但最终敌不过浓厚的传统封建势力，不久便低落了。

到了清朝．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致文学理论的研究及其成就，主要停留在对传统思想资料的汇集、整理和总结，缺少革新，更没有像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那样把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提高到具有现代的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体系的高度。

2、由于中国社会的农业型和宗法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多义性。

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发展为以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

这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模仿），发展为以典型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

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很大。

例如：悲剧。

（1）中西文化内涵不同。

西方人重对人的生命本体的探究，中国人重对人的社会命运的呈示。

西方悲剧的建构基础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中国悲剧的创作意图是形而下的现实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