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维新变法

康有为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

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于同年十一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四月初，康有为约同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虽然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

七月，筹设北京强学会，得到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的支持。

九月，赴上海，设上海强学会，翌年仍在广府学宫万木草堂讲学，他撰写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该书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会《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之说，认为历史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改革进步，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

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康有为与李提摩太
教方与维新运动，除了学会书刊的影响外，新教教士与维新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行了“合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不久，李提摩太就到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双方谈得非常投合，李提摩太惊叹双方竟“有那么多共同之处”，康则明确表示“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与对方合作。

梁启超还曾充当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强学会成立后，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人也参加进去。

百日维新期间，李提摩太又进京与康有为等人共事筹谋。

政变发生后，李提摩太还在寓所召开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救援光绪皇帝及其他应变事宜。

康有为等人能够出逃脱险，也直接得助于李提摩太。

当然，李提摩太辈与中国的维新人士看似“同床”，实则“异梦”，这自不待言。

即使其客观上对维新运动所起的支持、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时，维新派人物获取西学的管道不但大大拓展，而且更能够根据需要，从较高层次上由自己主动地择取和利用了，远不再囿于教方传输的局限，这由严复的多种译著可以得到证明。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康有为：
这时，有一些翰林，因为受了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屈辱的刺激，也因为认识到除了变法维新，没有什么能拯救中国，于是组织起来，讨论中国独立富强的手段。

一位聪明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是一位进士，即文学博士。

由于不满朱熹这位近一千年来的权威对中国经典的唯物主义解释，康有为有意根据上帝的精神特质重新注释古代经典。

这在中国学者之间造成了一种强烈震动，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但北京保守的检察官们要求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康有为对经典的解释离经叛道，并下令把他的大量著作毁掉。

于是，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有一万名学生签字，其中包括一千三百名举人，要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变法维新。

他们所倡导的改革的步骤、方式与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非常相似。

与日本合约签订不久，受康有为作品的影响，一群聪明的年轻人在上海组织了“少年改革学会”，并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地成立了分会。

他们把协会的章程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并跟我讨论怎样才能启蒙他们的国家。

1895年10月17日，我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

那时在伦敦教会驻北京办事处里我正在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的名片被送到我面前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之间兄弟一样的情谊他希望
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