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变局引发的思考

埃及变局引发的思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周轶君
2012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亲眼目睹学界为“阿拉伯之春”欢欣雀跃。

当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穆斯林排斥民主论’彻底终结”（absolute end of Muslim exception）。

一名原籍巴勒斯坦的教授大声疾呼：“我们还要听多少次‘阿拉伯没有准备好迎接民主’的论调？”
但时至今日，“阿拉伯之春”的发展看起来不那么美妙。

叙利亚内战未绝，突尼斯伊斯兰激进势力涉嫌暗杀世俗派领导人，就连曾经被认为转型最平稳的埃及，血腥清场也打破了非暴力革命的元气。

埃及清场的枪声似乎证明了人们一贯的质疑：穆斯林对“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没有准备好，民选政府竟然被军方武力推翻。

还有人更悲观地哀叹：伊斯兰与民主无法共存。

这种大而化之的质疑，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阿拉伯之春”属于“阿拉伯”，它几乎没有伊斯兰属性。

首先，从发生地点看，它仅限于阿拉伯国家，伊朗没有呼应（尽管2009年发生过“绿色革命”），巴基斯坦也没有。

这个地域特征显示，变革的骨牌效应，与人们使用相同的语言文字传播信息有关。

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在起义中几乎没有扮演角色。

面对普通人对“平等、自由、尊严”的汹涌而来的要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萨拉菲等宗教力量一开始犹豫着要不要参加，左看右瞧等待多日之后，确认眼下是推翻宿敌——埃及世俗政权的好机会，才率众加入。

推翻穆巴拉克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宗教团体凭借无人能及的动员能力，赢得执政权。

然而，穆兄会违背了不把宗教带入执政的承诺，引起革命始作俑者世俗派的愤怒。

军方武力驱逐穆兄会势力也可以这样解读：这场革命一开始就与你们无关，在短暂的“执政闹剧”之后，再次宣告你们与革命成果无关——此处我无意为军方粗暴的行动辩护，但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埃及内部，军方的清场行动没有遭到铺天盖地的谴责，反而获得支持与宽容。

可以这样说，“阿拉伯之春”证明，对民主的诉求是普世的，无关宗教身份，但此后的民主化经验，却因发生变革的阿拉伯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政治光谱的不同，各有各的幸与不幸。

在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宗教传统、宗教势力成为主角之一。

一人一票选举，是民主最显著的面目。

但人们常常忽略了这种制度的另一面，即司法独立、权力监督、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私产保护等，总称为“自由（Liberty）”的护航措施。

南北半球，很多国家政府接受了投票选举，行的却是“无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比如拉美多国。

在选举横扫全球的今天，“自由却还在西方徘徊”（法里德.扎卡利亚《自由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大选后出现的混乱，并不特殊。

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民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举世公认的成功范例。

土耳其通过“政教分离”，实施“世俗民主”，把宗教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

伊朗自诩的“民主”刚好相反，政教一体，神权代王权。

马来西亚等亚洲穆斯林国家，仅仅把伊斯兰教看作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宗教法在国家法律中占非常小的部分，也算不得因“伊斯兰”而民主。

黎巴嫩的民主口碑稍好，但它是唯一没有把伊斯兰教当作国教的阿拉伯国家。

总之，在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相对成功的民主先例，都把宗教置于政治之外，或不让它发挥关键作用。

伊斯兰能不能与民主共存？学界众说纷纭。

肯定者认为，伊斯兰教早有“平等”因子，清真寺里国王与庶民平起平坐，无分座次。

历史上也早有议事会、咨询会的形式。

悲观者指出，伊斯兰教膜拜的宗
教权威，根本上与现代民主倡导的制度权威相抵触，伊斯兰教法对于世俗生活的规定，有违现代精神（如男女不平等）。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上台，不思治国，忙于整顿社会风气，强推伊斯兰宪法。

与其说世俗派反对他们的“宗教性”，不如说是反对他们的“落后性”，即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部分。

投票选举的模式，在多个穆斯林国家推出了人脉广泛的宗教党上台。

这些党派未必不是好的执政者。

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正义发展党都曾带领经济向好，虽然宗教色彩浓厚，执政时却较为收敛。

等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恃权傲物，宗教的手伸进世俗生活，便即刻遭遇国内狂风骤雨般的抵制。

伊斯兰政党的执政智慧很重要，埃及穆兄会显然在这个地方“菜鸟”了。

政教分离，说来容易，但在伊斯兰世界，把宗教势力排除在民主化进程之外，代价却恐怕是经年冲突。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当初以高度独裁手段，强推该国世俗化。

而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伊斯兰”兴起，伊斯兰信仰“激进化”，令它们剥离宗教身份变得非常困难。

当时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大军与以色列交战连连失利，丢失大片土地，圣城耶路撒冷易手，阿拉伯人震惊了。

主要参战国的世俗政权，以及他们惯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彻底失败，阿拉伯人需要新的身份认同。

这时候，从伊斯兰教本源寻找力量的潮流，填补了人们对自身认知的真空。

虽然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兴起，并非必然（如果当时其他意识形态可以慰籍战败的阿拉伯人的话），但伊斯兰身份与阿拉伯历史文化结合得最好，所以至今获得了极其广泛的呼应。

“政治伊斯兰”与世俗政权、西方“异教徒”缠斗好几个世纪，更以慈善手段牢牢抓住底层人士，成为阿拉伯世界最活跃的政治力量。

要不要、能不能把伊斯兰势力排除在外，是个权力斗争的问题，很容易擦枪走火，暴力相向。

而穆斯林国家民主化道路上的障碍，又不止宗教势力。

强势军方，是中东又一大特色。

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现代化改革中壮大，在各国扮演不同角色。

外界一度寄望埃及走上土耳其道路，由军方监国，保证国家的世俗性，待适当的时候还政于民。

土耳其军方曾在1960、1971、1980年屡次兵变干政，赶走宗教化政府。

可是，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军权过大，不符合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的特征——军队属于国家，而非相反。

到了2010年终结军队干政的，竟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埃尔多安政府！
埃尔多安政府最近又遭到世俗力量大举抗议。

由此看来，土耳其为埃及指明的，并不是军队要不要监国，而是这样一种局面：穆斯林国家民主化进程，很可能取决于宗教、军方、世俗力量之间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多重角力。

无论是否准备好，推翻穆巴拉克的埃及已经开启了民主化大门，且无人能够单独主导这个进程。

在这场多重角力中，真正有可能守护自由民主制微光的，是普通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推翻穆巴拉克前后，埃及大城市里成立了各种政治讨论的小组，热烈探讨民主。

赶走在位三十年的统治者，埃及人一夜丢开“恐惧”，也从此对任何形式的独裁抱有警惕。

别忘了，穆巴拉克下台后，军方掌权15个月，不断遭遇抗议，要求还政于民。

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三十多年来，埃及人与西方对抗的神经渐渐放松，很多人不再需要宗教来巩固身份认同，反而更加认同自己的国民性，相信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公平公正的选举。

这些人的经济水平整体上高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人数也足够庞大，这保证埃及不会变成伊朗式的神权国家，也不会长久接受军方管治。

现代通讯手段发达，普通人有了组织动员的能力。

2011年的埃及革命，可以说“没有首领”，但革命之后“普通人”需要自我组织，显示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股初生的力量，要与成熟顽固的宗教及军方势力斡旋，注定不易。

但愿埃及人能够从过去两年的反复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最后提一下，种种迹象表明，在“阿拉伯之春”过后的中东，美国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变革初起，欧美政府反应极为迟钝，甚至误判形势。

埃及人普遍认为，尽管奥巴马曾经到开罗讲演，但是缺乏帮助人们实现民主的具体措施，美国看上去还是更乐意跟中东的独裁者们打交道。

今天，美国在埃及、在叙利亚问题上进退失据。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塞西，拒听奥巴马电话，还反驳美国的批评“毫无根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曾在今年7月31日发布推特：“我与塞西将军通电话，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相信是成功的。

”但14天后，广场上的枪声，仿佛狠狠给了哈格尔一记耳光。

相比美国迟迟不敢取消的13亿美元援助，沙特和阿联酋许诺十倍于美国的数额，敦促埃及军方对穆斯林兄弟会开刀。

美国也只好在口头上弘扬道德，心里明白：不是埃及需要美国，而是美国承受不起失去埃及！所谓“西方主导埃及民主进程”的论调，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