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争——人性善恶之别，对社会治理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性之争——人性善恶之别，对社会治理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纵观国史两千余年，可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皆源于先秦诸子。

而百家之中，可观者不过九流十家，十家之主流者，不过儒墨道法四家而已。

孔子
始皇帝以法为器，兼并了六国，却也因酷刑重典而亡国。

汉得天下后，文景无为而治以蓄国力，至武帝独尊儒家。

至此，儒家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且历久弥坚地延至清末。

此后的两千年，仅有明太祖曾重过法度，然而，即便是主张乱世须用重典朱重八，骨子里也还是尊崇孔孟之道的。

先秦诸子百家，可谓中国2000年文化之起源。

法家、道家，虽昙花一现，毕竟也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相比之下，墨家的非攻兼爱则略显尴尬，却始终没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墨家，对人性却提出了最为中肯的假设。

两千多年前，师承墨家的告子提出了人性无谓善恶之说。

然而，周瑜的悲剧莫过于遇到了孔明——虽然真实的历史未必如此。

告子遇到孟子也只好仰天长叹了，从此，便是三岁的孩童也会口诵“人之初，性本善”了。

诸子百家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
因儒家的人性本善之说契合了人治之道，帝王便对以德治国大肆宣扬。

中国历史上或许真有几个境界高深的圣贤，然而，盖天下之民，毕竟以常人居多，倘若用圣贤的境界来苛求常人，毕竟不合常理。

更何况，儒家的纲常伦理或许连德都算不上，为了愚民，便只好德主法辅了。

但是，王子犯法终究难以与庶民同罪，如刚直不屈的董宣，又如割发代首的曹操，更遑论枉死的岳飞，含冤的袁崇焕了。

其实，关于人性之争除了“无谓善恶”与“人性本善”之外，还有一种假设——人性本恶。

《圣经》言，亚当夏娃本处天堂，因偷食了禁果，而被上帝贬到世间赎罪。

世人皆为亚当、夏娃之子，一出世
便背负着无尽的罪恶，故人活一世仅为赎罪耳。

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
与儒家所谓的人性本善不同，西方人的观念是人性本恶，人人都有是自私的，或者说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又无暇顾及凡世的纷争，于是，便只好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了，如1215年英国贵族为限制国王的权利而胁迫约翰王签署的《自由大宪章》。

此后的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教科书的说法）也都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只上的——既然人性本恶，那自然要通过立法来保护权利，然而立法却又需要暴力革命，革命则需要启蒙运动。

英国贵族胁迫约翰王签订《自由大宪章》
反观九州之地，则截然不同，即便有些颇有胆色的贵族敢叫板皇权，其结果也只不过是忤逆犯上或改朝换代而已，如七王之乱、安史之乱，陈桥兵变、李渊立唐。

在人性本善之说的荒漠上，断难以有法律绿苗的生存之地——儒家的逻辑是人性本善，以德治国的帝王自然也是善类，而法律乃是道德的底线，既然德治更好，又何须法律？
然而，假设虽好，却陈义过高，心怀鬼胎地对常人做不同寻常的要求。

于是，忠臣枉死、奸人当道、贪官横行的事情便屡见不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