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

试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
广西博白县教研室朱汝洪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伟大革命”①，它不仅给文学语言带来了大解放，大革新，而且使中国文学开始表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光辉的第一页。

十九世纪末，中国封建势力极端反动，社会一片黑暗，文学领域更是腐败不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呼吁文学改革，于是“诗界革命”“新文体”等口号开始应运而生，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学改良的现象。

但这些都是只注重形式的改革，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

二十世纪初，一些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发动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整个文学革命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5年12月到1918年十革命传播到中国前夕；第二阶段从1918年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第三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

一
现在先讲第一阶段。

1915年12月，陈独秀在给张永言的信中，提出了文学的“写实主义”；次年10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文章的“八事”，即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僻俗语俗字。

这是对文学革命的酝酿。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把他的“八事”主张正式提出来。

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这是文学革命的正式宣言。

这两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他们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寄陈独秀》（钱玄同）《我之文学改良观》（刘半农）等文章进行声援。

但是他们的倡导并没有引起封建文学
的足够重视，于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又制造了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注定要传为美谈的“双簧戏”事件，对封建文学进行了嘲讽、批驳。

这样一来，林纾等复古派终于跳了出来，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大肆的诋毁。

这样，倡导了一年多的文学革命终于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革命有如下特点：
一、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并且大部分是坚定的。

先讲陈独秀。

陈独秀是文学革命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倡导者，更是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最早酝酿文学革命，最坚定，最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

他主办的《新青年》是文学革命的阵地。

他的《文学革命论》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而且还表现了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先锋的勇猛的进击精神：“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魔宣战者乎。

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他在一次答胡适的信中，又坚决地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
至于胡适，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虽然没有像陈独秀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在这一阶段的文学革命中，他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尽管他“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②，但他还是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从“八事”到“十字”③，虽然还只是注重形式，但对倡导时期所起的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应加以充分肯定。

钱玄同、刘半农等也是积极的、态度坚决的倡导者。

至于李大钊、鲁迅等，笔者认为当时他们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没有直接参与文学革命的倡导工作。

二、这一阶段的文学革命的反封建色彩已经很鲜明，突出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性质。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④，可见他们已经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给了文学革命予反封建的政治内容。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矛头就是对准封建文
学的。

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虽然着重在语言等形式上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但也无不闪耀着反封建的色彩，因为他们知道“不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⑤，而“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⑥。

三、文学革命的主张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

就拿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来说吧，究竟什么是“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什么是“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什么是“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都没有很明确的内容。

口号是喊得响，态度是坚决，但究竟自己所提倡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一副姿态呢，他们心目中还是不太清楚的。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同是，一些倡导者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着重提倡语言等形式的改革，没有很好地注意新文学的内容。

四、这一年多的文学革命，主要停留在理论主张的探讨上，没有出现真正有力的新作品；虽然也引起一定的反响，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广泛的运动。

二
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但由于帝国主义封锁消息，这一震撼人心的巨大喜讯，直到1918年4月才传到我国。

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阐述的那样：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不仅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
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
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

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

文学革命发展到第二阶段时，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

首先，十月革命一传到中国，李大钊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介绍赞颂俄国革命，大力宣传马
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开始在第五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一宣传，给文学革命注进了新鲜的血液。

于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就提出了一些比前阶段更明确、具体的新文学主张，如周作人就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认为“文学应当应用到人生上”，应当从根本上“研究全体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正到正当的人生上”，而平民文学者们应当注意“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命运”。

这些“为人生”“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充满了现实主义思想，比起前一时期的什么“抒情的文学”，什么“国语的文学”就明确得多，具体得多。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当时的周作人已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可以肯定，此时的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气息，认识到新文学应当表现人生，表现普通人的命运了。

这一阶段的陈独秀，为了使革命文学深入下去，进一步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宣传新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

但对此，“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⑦，旧人物，就是一部分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⑦。

为了给予守旧的、反动的势力以狠狠的回击，他于1919年1月1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并且表示了更加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充分展现了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风姿。

其次，《新青年》进行了改组，李大钊、鲁迅等人参加了编辑工作。

这实际上是加强了文学革命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下一阶段的文学革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开始组织力量，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阵地，对黑幕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第三，1918年5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向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喷射出空前炽烈的火焰，这是应时代感召而诞生的彻底的反封建战斗檄文，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不仅揭露和批判
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还对未来新的社会透露出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这是过去一切旧文学所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表现的时代精神；“救救孩子”，这也是过去一切文学家所没有，也不可能发出的时代呐喊。

《狂人日记》的诞生，标志着文学革命已经突破了初期的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的真正的革新。

此外，《新青年》从1919年5月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发表的白话诗也迅速增多，白话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推广。

三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反帝反封、救亡图存的呼声开始激荡中国大地，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大动荡的年代。

“五四”文学革命在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又乘着十月革命的东风，荡着“五四”运动的激浪，以雄伟的步伐，崭新的姿态，进入到蓬勃发展的第三阶段。

上文说过，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十月革命以后开始重视文学内容的革新了。

“五四”以后，他们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新文学，认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真正的新文学，应该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而“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的土壤、根基”。

这是李大钊1919年12月8日在《星期日》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所阐述的主张，不仅比前两个阶段更具体、明确，而且进一步从内容上阐明了新文学的实质，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这一阶段文学革命的实绩主要体现在创作实践上。

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成就最显著的还是鲁迅。

《狂人日记》一发表，“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⑧，接连发表了好几篇思想深刻、影响很大
的小说，其中有写于1919年4月底，发表于同年5月《新青年》上的《药》。

它通过小市民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热情歌颂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愚弄人民，镇压革命的罪行，对穷困而又愚昧的人民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⑨，从而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可见，此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始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来了，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写于1920年7月的《一件小事》，热情地赞颂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

写于1921年1月的《故乡》，描绘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写出了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的逼迫下的沉重灾难，它以中国旧文学从没有过的姿态反映了农民问题。

不仅如此，鲁迅这时期的小说还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让人们看到前途和希望，这是时代的要求，正像作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就是由于作家积极的、乐观的态度，《故乡》中这段尽人皆知的名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过去不知激励着多少青年不歇地探索人生的道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是今天，仍激励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披荆斩棘，奋勇探索。

这难道是“五四”以前的文学所能做到的吗？
诗歌“五四”以后，随着文学革命深入发展，一批新诗涌现出来，其中最伟大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女神》出版于1921年，是“五四”时代的产物，其中大部分写于1919年到1921年的三年里。

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影响最深的新诗集，开辟了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发展道路。

《女神》代表了诗人早期勇猛的、狂暴的、叛逆的精神和对大自然的热情颂歌，也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广大青年对理想社会热烈追求的时代精神。

1923年，闻一多先生在《创造周报》第四号上发表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对《女神》及其作者作了很高的而又非常中
肯的评价：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
他的作品与旧的诗词相去最远，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
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

有人讲文艺
作品是时代的产儿。

《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这种鲜明的时代精神表现在几个方面：（1）破坏旧世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如《天狗》；（2）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对祖国新生的热切追求,如《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3）对工农大众的热情讴歌，如《地球，我的母亲》；（4）赞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匪徒颂》；（5）对俄罗斯社会主义国家衷心祝福，如《晨安》。

此外，有的诗歌还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如《巨炮之教训》。

当然，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有的诗还表现了一些泛神论思想，诗人所追求的理想还较朦胧。

但这并不能因此而低估甚至否定《女神》的鲜明时代精神。

《女神》所以具有这样或那样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与诗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郭沫若先生自己这样说过：“三十多、四十年前的我，是在半醒状态。

马克思、列宁的存在是知道了的，对于共产主义是憧憬的。

”⑩“这儿应该感谢十月革命。

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

”⑾可见，此时的诗人的思想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一般进步的知识分子。

因此，1919年6月，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和几位中国留日同学在福冈组织了爱国社团——夏社，搜集整理日本各种报纸杂志的侵华言论，出版刊物，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

192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在《女神》“序”中，就庄严宣称，“我是无产者”，“我愿成为共产主义者”。

因此，看到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看到“五四”以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的浪潮日益高涨，这时候“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⑿。

于是，一首首火一般的炽烈的诗“喷”了出来。

这
样的诗歌，思想内容何以不深刻！时代精神何以不鲜明！
此外，这一时期的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部分新诗也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这一阶段文学革命实绩还表现在翻译了大批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一些新文学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俄国革命第一次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击帝国主义”⒀，“因此大家都要求讨论研究俄国。

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⒁。

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比起前期，自觉性、目的性大大增强，盲目性大大克服了。

新文学家们此时心中已经有了“俄国”这个闪光的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这一时期的“五四”文学革命，所以能表现这样深刻的内容，体现这样鲜明的时代精神，主要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决定的。

这说明，既然这一时期文学革命能这样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的社会的要求，那么，它必然具有这个时期的革命因素，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织部分。

综上所述，我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义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就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而第二阶段则属于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革命虽然基本上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但随着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它身上就开始反射着一些新的思想光辉，从而诞生了《狂人日记》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

这一个持续了五年多的文学革命，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文学革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人民的文学艺术运动”⒂。

【注】
①周扬《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②胡适《寄独秀信》。

③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十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④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

⑤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

⑥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

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

⑧鲁迅《<呐喊>自序》（辽宁教育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

⑨
⑩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第2页）。

⑾郭沫若《<沫若选集>自序》。

⑿郭沫若《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第121页）。

⒀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

⒁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新文学运动史料》第一册）。

⒂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