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黑人母亲自我镜像的迷误

《最蓝的眼睛》：黑人母亲自我镜像的迷误
孙媛
【摘要】莫里F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母亲波琳在白人文化殖民主义的压迫下,丧失了黑人特有的文化身份,在黑人社区这片精神荒原中,她将白人种族主义者刻意塑造和传播的黑人他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自己真实塑像的一部分,远离了本体,造成了自我镜像的迷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清理这种自我镜像的迷误对于构建黑人文化身份是极其必要的.
【期刊名称】《学术交流》
【年(卷),期】2012(000)011
【总页数】3页(P194-196)
【关键词】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文化殖民主义;黑人文化身份;精神荒原;自我镜像
【作者】孙媛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外语系,哈尔滨15002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712.74
非裔美国女作家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向读者展示了一位黑人女孩儿佩科拉因渴求一双蓝色的眼睛而走向疯狂的故事。

使女孩儿疯狂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其母亲波琳在白人文化殖民主义压迫下所形成的错误的文化价值观和畸形的母性。

白
人文化殖民主义剥夺了黑人应有的文化身份，使黑人社区沦为精神荒原，从而导致了波琳这位黑人母亲失去了主体人格，产生了自我镜像的迷误。

一、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身份的概念
黑人所遭受的奴隶制的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和创伤性的记忆。

这种压迫和控制严重地影响了黑人的家庭生活。

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被一种隐形的网所笼罩着，这张网便是白人文化殖民主义，即后殖民主义所讲述的霸权文化。

要明确文化殖民主义的概念，首先要明确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

众所周知，殖民主义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是资本主
义强国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的政策”［1］166。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所涉猎的范畴存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扩张与掠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复杂化，许多新殖民主义行径应运而生。

美国则是一个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打着和平与民主的旗号，对一些国家与种族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殖民和掠夺，而掠夺的主要方式便是在宣传、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渗透。

上述表现形式皆属文化帝国主义的范畴，即“通过掌控教育体制、媒体、国际金融体制、资金并输出文化产品，加大国家之间的经济与贫富差距，使弱小国家永久被殖民”［2］176。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则被
定位为后殖民主义，它强调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殖民。

当后殖民主义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时，则被具体化为文化殖民主义。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必须由本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在明确自身真正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前提下，用自己应有的身份去书写，而这一身份便是文化身份。

白人对黑人施行的文化殖民主义迫使黑人的文化意识形态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了黑人特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身份。

在黑人的这片精神荒原中，黑人无法取得身份认同，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精神向心力，
集体无意识，失去了抵制白人霸权文化的能力。

二、精神荒原的界定
白人文化同化了黑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剥夺了黑人的文化身份，并在其体内注入了自我贬低的意识和极强的自我憎恶感，从而使整个社区丧失了书写本民族文化的能力，被彻底沦为精神荒原。

在诗歌《荒原》之中，诗人艾略特对荒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当一个社会变成荒原时，所有本民族的文化消失殆尽;美德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欺骗和背叛;金钱
至上变成人们珍视的理念;人类交往毫无感情可言，甚至在在进行性交时也会完全
忽略对方的感受。

这些现象以另外一种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了莫里森的作品中。

在其小说中，婚姻不是责任的象征，而是逃脱的借口;性不再是爱情的标志，而是堕落
的产物，被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社会虽在变化，但毫无进步可言，未给人们带来
些许利益;而黑人应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也折服于白人霸权文化，正如小说
开篇所预示的那样，“十分寂静，1941年的冬天，金盏花没有开。

……许多年来
我都以为姐姐说的是对的:是我的错误。

我把它们种的太深了。

我们两个从没想过
是大地本身不生产了”［3］1。

大地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承载体，“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它不仅象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也象征着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社会”［4］46。

它的贫瘠预示着荒原的出现，它的衰败预示着整个社会的灭亡。

小说则以这样的精神荒原为背景，讲述了丧失应有的价值观的黑人们的生存困境。

尽管在这样的沙漠中，依然存在着一片绿洲，即麦克蒂尔一家，但沙漠中的人们对其生存环境依然毫无认知，以被动接受为生活准则，继续生活在这片充斥着异族文化的废墟之上。

“充满贫瘠的季节成为了社会基座上不断销蚀的更大环境的隐喻。

”［5］148意识的贫瘠导致了黑人母亲文化身份的缺失，自我镜像的迷误。

三、文化身份的缺失:自我镜像迷误的表征
文化身份的缺失是自我镜像迷误的一种表现形式。

自我镜像的迷误源自拉康的“镜
像”理论。

拉康镜像理论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主体形成理论，这一理论将“镜像阶段”设定为人对主体认知的最初阶段。

此时，儿童通过对镜中自己的影像的认知来确认自身的主体性。

“镜像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儿童将镜中自
己的影像确认为是其他事物，此时儿童毫无自我的概念，将自我与他者混同，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认定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第二个时期，儿童意识到
了镜子中出现的只是影像，并非其他现实事物，此时，儿童已掌握了区分实体事物与影像的能力;在第三个时期，儿童对镜中影像有了本质上的认知，知道了镜中所
反射出来的是自己的影像，学会了区分自身主体与影像［6］128－131。

在自身
对主体进行认知的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三个维度，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

实在界指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主体本身最真实的性质，那就是儿童原本的样子;想象界具有想象的性质，它是主体在对自身进行认知时，对更完美主体的一种想象。

因为主体在现实世界中会经历各种困难，造成自身一种失落感，为去除主体自身的失落感，主体会对自身有一个想象性的界定，在想象的基础上与镜中影像产生同一性。

而此时形成的主体对自身的认知有一定的虚幻性，从而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自我。

象征界则上升到社会、文化与语言的层面，它是文化、语言等符号对社会的一种反应，主体则是通过与镜中影像的虚幻认同，生活于象征界这一维度，并受其影响与制约，不断对自我进行新的认同。

若主体对自身的认同并非真实便会形成镜像迷误，即主体通过想象塑造了一个虚构的自我。

小说中的黑人母亲波琳则是一位对主体进行错误认知的代表。

在白人霸权文化主宰的象征界中，波琳作为黑人女性，不断产生一种匮乏感，因为她不能享受白人女性所拥有的权利，于是便通过自身想象来虚构与白人文化价值观一致的自我，想象镜中的影像如同白人女性影像一样。

但是，波琳的丈夫和女儿时刻使她重拾匮乏感，于是，波琳将他们视为令人厌恶的他者，并将其厌弃，这一行为完全使波琳丧失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真正的自我，使其无法回归到本真的实在界，彻底沦为丧失黑人文化身份和母性的他者。

波琳的家人时刻地提醒着波琳作为黑人的劣势，使波琳完全放弃家庭，置身于影院中，让自己生活在虚构的白人世界中。

白人电影正是白人向黑人植入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有效的载体，这一载体可以彻底改变黑人的文化价值观，因为“同一社会会存在两种或多种文化，每种文化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等实力会上升为强势文化或下降为弱势文化。

强势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并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不断压制弱势文化，使其边缘化”［7］26。

于是在白人电影这一象征界的影响下，波琳丧失了黑人特有的审美观与生活观，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完全被同化在白人的强势文化中。

波琳开始认同白人的美丽，包括白人的发型、肤色、眼睛的颜色等。

但这些只会使波琳产生匮乏感，于是为弥补自身缺憾，她开始模仿白人女性的穿着打扮，并向往着白人女性所拥有的特权。

久而久之，白人文化建构的阶级体系使其殖民体系逐渐趋向合理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制逐渐趋于正常化。

“代表强势文化的统治阶级通过向弱势文化群体投射否定的意象，来满足自身对于低下民族的控制感和统治权。

”［8］25结果，在定义自我的同时，被统治阶级内化了统治阶级对其投射的否定意象，由此，自我憎恨成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为弱势边缘群体的黑人逐渐将白人文化内化为自身的文化，并将白人对黑人主体的认知内化为黑人对自身的认知。

黑人的审美观产生了异化，最终形成了一种“杂种文化”［9］56。

此时波琳等黑人形成了想象界中所谓的完美的自我，在精神荒原中完全丧失了黑人的文化身份，被沦为文化上的他者，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产生了镜像迷误。

在想象界中，波琳塑造了一个与“他者”形成同一性的“镜像”。

但是，这一“镜像”所代表的不是一个统一真实的自我。

相反，它映衬出自我的前镜像状态，即“缺乏”、“不在”和“空无”，并激起了焦虑与仇恨的负面心理。

在对自我求同的过程中，波琳陷入了双重意识的矛盾之中。

她作为黑人的意识被其作为美国人的意识所压迫，使其对自身产生了一种厌憎感，认为“黑人是令人不快的丑陋的魔鬼
的化身”［9］24。

最终，波琳把这种自我厌憎的意识转移到女儿身上，因为认定女儿丑陋，她对自己的女儿毫无关爱，只会关心白人家的女孩儿，甚至在女儿被自己父亲强奸后，依然未对女儿展现出应有的母爱，使得女儿确信自己是丑陋的化身，最终在疯狂的意识中寻求着象征美丽的蓝色的眼睛。

这种厌憎意识的转移并没有减轻波琳对自身的厌恶，因为“当主体试图将统治阶级投射到自己身上的否定意象转移到本民族内的另外一个主体身上时，两个主体之间便建立了特定的关系，即在表皮下面，他们永远是一样的。

”［10］3－4此外，现象学将这种主体间的厌恶做了界定，认为厌恶是一个主体与另外一个被认为是低下、肮脏的主体之间保持距离的原始机制。

当群体中的一员被本群体中其他成员厌恶和轻视时会产生愤怒感，这一愤怒感会宣称其他的群体成员同样应被他所拒绝和厌恶，这样，这一成员便在他人体内植入了自我厌憎感。

所以，波琳虽试图要把自身的厌恶与匮乏感转移到女儿身上，但她却未抹去自身的匮乏感，所以只能在想象界中杜撰着虚幻的自我，不能重拾黑人文化身份。

在白人霸权文化压迫的精神荒原中，波琳在对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形成了镜像迷误，丧失了黑人文化身份。

对波琳等黑人的经历的描述实际上是莫里森对白人霸权文化的解构，她希望黑人能够为自身建构新的生存空间，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重构黑人的文化身份。

这一必要的文化身份将为美国黑人继续建构完善的个人身份奠定牢固的基础，它的重建将敦促白人重新思考他们应对“差异”与多元文化的能力，重新审视他们与黑人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五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2］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3］Morrison Toni.The Bluest Eye［M］.New York:Vintage，1999.
［4］Page Philip.Dangerous Freedom，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M］.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 ［5］Christian Barbara.Black Women Novelists: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1892 －1976［M］.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0. ［6］杜声锋.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
［7］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Bouson J Brooks.Quiet as It’s Kept:Shame，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
［9］Mori Ao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h Discourse［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1999.
［10］Gilman Sander L.Jewish Self－Hatred，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