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第36卷第1期
2019年2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叶敬忠　王　丹
[摘　要]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分析严格遵循经济学学科的分析范式,将农民界定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将农业视为可以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拆解的经济部门㊂该视角坚信,农业的发展即是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㊂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致力于减少资源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㊂在农地要素方面,产权变革与市场流转是该视角关注的重点㊂虽然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农政变迁历程,但学术界对其质疑始终存在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要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出发,建立解释自身农政转型与农政变迁的理论体系㊂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农政问题;农政变迁;国家发展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3ASH007)㊂
[作者简介]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邮编:100193;
王　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㊂
①　国内译为‘土地问题“㊂参见: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北京:三联书店,1955㊂该著作以德文撰写,1899年正式出版,书名为Die Agrarfrage ,在英语世界里被固定译为The Agrarian Question ,且Agrarian Question 成为学术
界通用的学术概念,我将之译为 农政问题”㊂英文版参见:Kautsky,Karl.The Agrarian Question ,2vols.Lon⁃don:Zwan,1988㊂一㊁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农业问题㊁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被合称为 三农问题”㊂ 三农问题”是政策文件㊁社会讨论和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术语㊂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确定㊂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 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向一直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农业㊁农村和农民所呈现出来的 问题”领域常常十分迥异㊂作为一种学术话语, 三农问题”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理论体系并不清晰,国际对话并不通畅[1]㊂而在国际学术传统中,与中国的 三农问题”概念本可建立直接对话的一个常用概念是 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㊂ 农政问题”由考茨基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2],并将其作为其重要著作的书名 ‘农政问题“①㊂此外,列宁1899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1923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也是研究农政问题的经典之作㊂从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之作开始,国际学术界围绕 农政问题”这一概念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学术成果㊂
对 农政问题”的学术脉络进行知识考古可以发现,农政(agrarian)概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指农业㊁农地㊁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㊁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㊂而农政问题则可界定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业㊁农地㊁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㊁农地所有权形式㊁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㊁农地所有权形式㊁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
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与 三农问题”概念相比, 农政问题”概念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框架,扩展了 三农”研究的视野,构成了农业㊁农地㊁农民和农村的四维一体㊂与农政问题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农政转型(Agrarian Transition)和农政变迁
(Agrarian Change)㊂前者是指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㊁农地㊁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型过程,后者则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㊁农地㊁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尤其关注在农业生产形式㊁农地所有权形式㊁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㊂在百余年围绕 农政问题”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脉络中,农政转型和农政变迁一直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已形成五大经典理论视角和框架,即马克思主义㊁恰亚诺夫主义①㊁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㊁生计框架㊁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㊂基于此五大理论框架的农政研究成果是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基础,需要系统的梳理和分析㊂本文考察的是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②
二㊁理论溯源: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农业相关问题的分析本质上属于经济学学科领域的范畴㊂经济学对农业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诞生于18世纪中期的重农学派,该学派认为,与工业㊁贸易和各种职业相比,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因为它 生产了剩余,生产了超过资源耗费的价值的净产品”[3]27-29㊂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也是之后诸多经济学家攻击该学派的主要切入点㊂1776年‘国富论“出版,在该著作中,亚当㊃斯密将重农学派的上述信条称为 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4]645㊂自此之后,经济学发展流派中鲜有对农业进行特别关注的㊂直至20世纪中期,以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核心关切点的发展经济学开始兴起[5]3,农业作为一个能够促进工业化的经济部门重新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目光㊂李桂娥㊁郭熙保等的研究呈现了此阶段农业在经济学领域内地位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唯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取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消极的,农业的发展几乎完全被忽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对农业态度的典型体现,在该模型中,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其能够为工业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农业被消极对待的倾向开始发生转变,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发展了二元经济模型,强调工业和农业可以实现平衡增长,农业不仅能够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还可以提供农业剩余,在此基础上,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逐渐被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经济学家开始重估农业的作用[6]25-27,[7]3-5㊂舒尔茨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并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假设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民主题,指出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来提高传统农业生产的效率[8]150㊂舒尔茨的研究对以经济学视角分析农业㊁农民问题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㊂自20世纪70年代,农业发展本身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且经济学对农业相关主题的研究不断增加[7]6-10,在农村就业㊁乡城人口流动㊁粮食政策㊁农业可持续增长㊁农地制度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㊂
与此同时,经济学自身也经历着流派分支的发展与理论体系的演变㊂农业正式被视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新古典经经济学的复兴时期,该阶段的农政研究成果大多有较为㊃6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
①②这里指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研究小农农业的独特性与组织形式㊁ 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与存续性㊁土地的权利属性与分配合作㊁村社的独特性与乡村价值的学术理论㊂
关于其他理论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作者另有专文论述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不同理论视角的概述和分析均建立在农政概念背景之下,且都需要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等概念做出定义说明,因此,这些论文均以 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为引言部分,内容大体一致㊂
明显的新古典经济学倾向㊂新古典经济学以稀缺性和人之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基点,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够实现社会的优化与均衡㊂它重点研究消费㊁分配㊁价格㊁市场机制等微观经济理论,主张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实证研究[9]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支在20世纪70 90年代逐渐形成并走向盛行,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尝试对主体面临的特定环境约束和主体拥有的特定环境信息等方面进行修正,致力于将微观经济理论一般化[10]㊂通过交易费用㊁产权㊁制度㊁组织等概念的提出,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以制度的视角探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议题,从而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对宏观问题关注的不足㊂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也以 有限理性”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11]㊂不过,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保持了资源的稀缺性㊁市场竞争的核心地位以及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12]㊂发展至今,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分支,与农政问题相关的理论脉络也逐渐显现㊂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研究论断在当前学术界占据重要位置,与其他学科视角形成了张力和对话㊂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理性个体,因此,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研究的切入点也是作为理性个体的农民㊂
三㊁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个别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基础之上,这种分析以 理性经济行为”的公理性假设为前提㊂在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理性经济行为假设是指最大化行为假设,即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人们选取能够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一个,这一最大化选择过程包含着人们对各种方案的比较㊂概言之,理性假设指的是人们总是选择最能为其带来最大利益的可行方案,而在对各种选择进行比较时并不发生自相矛盾㊂个人行为最大化的目的就是消费满足,即所谓的效用[13]24-25㊂反映在对农民的研究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农民视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㊂在此方面,舒尔茨的研究与论述极具代表性,他主张摆脱当时盛行的从文化视角分析农民的路径,提出从经济要素的角度理解农民,农民表现出来的 游手好闲” 缺乏节约品德” 不够勤劳”等特质实际上是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 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的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非常低”[8]25㊂而均衡且有效率的传统农业正是农民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体现[8]151㊂舒尔茨将农民界定为追求效率最优的理性个体的观点,在迈克尔㊃利普顿(Michael Lipton)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的发展,虽然利普顿质疑舒尔茨提出的传统农业均衡且有效率的假设,但在对农民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观点上,二者是一致的[14]㊂另一位将农民界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重要学者是萨缪尔㊃波普金(Samuel Popkin),他提出一种强调个体决策与策略互动的分析框架㊂在他看来,理性意味着个体能够根据其倾向与财富做出决策,并预测该决定带来的后果;农民是理性的个体,他们会考虑风险投资,且只要存在经济上的差异与分层,农民就有改善自身经济水平的动机[15]18㊂不过,在波普金那里,个体理性的发挥被加诸了一些限定因素,他明确提出个体理性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农民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考虑自己,也会考虑到家庭㊁朋友和村庄[15]31㊂舒尔茨㊁利普顿和波普金关于农民理性的论述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农民研究的主要观点㊂然而,这一假设自盛行之初就遭到了其他学派的批判,波普金关于农民理性受到一些约束性条件的阐释,也主要是为了回应来自其他学派 尤其是 道义经济”学派的挑战㊂在波普金与斯科特之间形成的 理性小农”与 道义经济”的争论成为农民研究的经典论题[16]㊂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
理性小农的观点被不断加上各种限定因素,以形成对现实的更大解释力㊂英国学者弗兰克㊃艾利思㊃7㊃第1期 叶敬忠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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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农民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三个条件,即与家庭其他目标的权衡㊁资源约束㊁市场的运行状况[17]83㊂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 有限理性”与行为约束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性地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核心假设,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㊂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个人具有的是 有限理性”,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理性的发挥与知识相关,人类有限的知识意味着个体只能具备有限的理性;(2)个体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可能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甚至有精心策划的误导㊁歪曲㊁颠倒和其他混淆视听的倾向[18]㊂以上两点共同构成了个体所面临的自身理性有限的内在主观约束[19-20]㊂其次,在外部约束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范围,如诺斯就把诸如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财富最大化变量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分析[21],以此来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㊂诺斯对意识形态约束作用的强调,引导着经济学开始把外在的制度约束条件作为关注重点[18],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契机㊂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变革,新制度经济学建立起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的基本研究假设,即有限理性的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2]89㊂
(三)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本土化应用与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中国研究者对于农民问题的分析研究也将理性农民个体作为基本出发点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林毅夫就曾论述小农经济理性的问题㊂在他看来,虽然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户仍然是处在半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但是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同样适用于这些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小农的一些看似抵触现代因素的行为,实际上正是在其外部条件局限下的一种理性选择[23]㊂同样用个体理性对中国农民进行解读的其他学者认为,农民是会进行经济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中国农民的勤劳㊁忠厚㊁自律等品格都是环境约束下的理性行为,是其经济理性的投射[24]㊂
此外,也有很多研究者对理性个体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调整性解读,以求对中国农民的特质进行更好的解释㊂例如,有学者指出,经济理性是市场的产物,只有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民经济理性的假设才能成立,而且市场发育程度越高,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就会表现得越强烈;对于农民是否有经济理性的研究,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市场发育相关[25]㊂也有学者认为,农民理性是由具体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型塑而成的,而中国农村经济处在由完全自给自足经济向完全商品经济形态的过渡之中,即半自给自足或半市场化经济形态之中,因此中国农民既有小农式生存理性,又有资本式利润理性[26]㊂此外,还有学者主张用认知理性这一更为一般性的理性假说作为研究框架的理论起点[19]㊂
除了上述本土化的调整应用,研究者还对理性农民假设进行了延伸,将农民的个体理性扩展为农户的家庭理性㊂例如,在农户兼业的事实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农户家庭经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农民理性,由此建构了农户家庭经济周期的理性分析框架[27]㊂还有学者利用全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探究规模农户的形成机制,将农户家庭经营或家庭农场视为 企业”,将农户的各种行为选择纳入企业管理行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28-29]㊂
尽管很多研究一直在不断完善与发展理性农民的基本假设,但该假设也不断遭遇来自其他学科和观点的质疑,长久以来的 实体主义者”与 形式主义者”之分歧即是一例[30-31]㊂尤其是,在对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上,有学者指出理性小农的分析基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主张用 社会化小农”等概念来理解中国农民的行为,并建立新的解释体系[32-34]㊂然而,这些质疑并没有动摇经济学者沿着其逻辑基础进行研究的决心㊂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学者借用威廉姆森的理论对现实中为何不能实现个体理性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强调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有限理性行为主体,即使理性相同,在每个决策者面临的约束条件㊁选择空间不同的现实情况下,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理性表达和理性程度,因此, 行为主体的本质究竟是否理
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任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是以机会主义下的有限理性为出发点,没有例外”[35]㊂由此可见,经济学研究对理性个体基本假设的坚持,农民是理性个体的假说是经济学研究坚信不疑的论述基础和根本出发点㊂
四㊁农业:市场与产权保障下的要素流动与最优配置
(一)农业: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特殊经济部门
在经济学视角下,农业被视为一个经济部门[8]6,虽然这个特殊的经济部门会受到 生命自然力构造的支配㊁限制和约束”[36],但其生产过程是完全可以遵循生产函数框架进行拆解分析的㊂生产函数指的是投入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17]19-20,即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决定农业产出水平㊂因此,经济学对农业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生产要素方面,对要素的合理利用才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㊂舒尔茨通过对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㊁劳动㊁资本㊁技术四个要素进行分析,得出传统农业处于经济均衡状态的结论㊂他将传统农业中要素资源被高效利用的事实概括为边际价值 产出的均衡状态,而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增长,关键的变革则在于引入新的现代农业要素[8]27㊂与要素分析路径相关的另一重要假设是资源的稀缺性㊂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生产所需的各种要素资源并不是无限供给的,稀缺的资源引发需求者的追逐,使资源能够顺利流入合理使用者的手中是实现最大化效率目标的前提㊂由此出发,如何使要素资源顺利流动并完成优化配置,就成了问题的关键㊂对此,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方案是依靠市场的力量㊂
(二)市场:要素资源配置的基础条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中,市场是保障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并实现最优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育市场一度成为农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诉求㊂在国际层面,发育市场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通过降低国家干预㊁消除价格控制体系等诸方面措施来充分保障市场作用的发挥[37-38]㊂在对中国农政问题的研究方面,林毅夫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市场的重要性㊂他将 发育市场”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的主线:取消产品统购统销促进的是产品市场的发育,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则使要素市场的发育得到法律允许,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换逐渐出现[39-40]㊂然而,与产品市场良好的发展势头相比,要素市场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因此,重点发展建立劳动力㊁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㊁择优配置的机制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农村工作的重点[41]㊂而进入21世纪后,需要发育和完善的则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以引导土地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实现最优配置的观点[42]㊂很多学者在分析中国农业发展历程时都强调了市场改革发挥的重要作用㊂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农业与农村改革过程就是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过程,改革的结果是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的逐步形成㊂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逐步增加促进了农业资源的配置效率㊁农业的比较优势和农业经济的增长[43]㊂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就是 人们在其他人的行为和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下,自由地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机制”[13]29,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竞争均衡,即实现帕累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13]31㊂然而,这种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㊁不存在交易成本㊁完全的信息)基础上的[13]30,现实中的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的,其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的限度[44]㊂(三)制度:减少交易费用,保障要素顺利流通
市场的不完全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垄断㊁较高的交易费用㊁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等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作用的发挥[45]㊂在诸多阻碍性因素中,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交易费用的问题㊂在张五常的论述中,交易成本的存在是阻碍资源落入能使该资源的利用产生最高价值的所有者手中的
㊃9㊃第1期 叶敬忠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㊃0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原因[46]93㊂交易成本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到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交易费用[47]131㊂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则取决于不同的制度安排[46]92,因此,对于影响市场交易和要素流动的制度的关注,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中又以对产权制度的关注为重点㊂产权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㊁自由转让权㊁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46]33㊂产权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明确界定产权之后,市场交易才能进行㊂因此,产权制度本质上就是市场竞争的约束规则[48]㊂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者研究了产权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变化的关键影响㊂例如,有学者通过分析中国1958 2005年的农业发展经济数据,验证了不同产权管制状态产生不同制度绩效的理论假设,认为中国农业体制的变革过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放松农业部门产权管制的过程,1958 1983年的农地制度可以视为全面产权管制下的国有产权,而1983年以来的农地制度被视为实施部分产权管制的集体产权,从 全面”到 部分”,产权管制的放松使分散决策的个体能够有动力和资格把资源用于最优途径,从而实现其价值,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绩效的提高[49]㊂周其仁同样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视为产权重建的制度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为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属农户,这种产权制度的变化引起了激励机制的变化,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新的产权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制度基础[50]73㊂也有学者从相对微观的层面论证了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对1949 1978年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分析,指出土地产权安排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土地产出,其一是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不同激励机制会影响人们投入的人力㊁物力和财力,其二是间接影响,即使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㊁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因此认为所有权私有㊁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的制度是相对较好的,这样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51]㊂虽然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制度因素,但该流派的分析是建立在既有理论发展基础上的,从根本上继承了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基本假定和 理想型”概念㊂例如,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强调,其研究是 建立在自由市场中私人产权约束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前提上的”, 使用的 经济效率’一词只有一种简单的含义㊂它被看作市场均衡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受私人产权的约束,从选择理论的逻辑中推衍出来的”[46]19,221㊂
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也并未被新制度经济学者所忽视㊂张五常在分析产权的重要性之后提出,产权在市场上的可转让性对于实现资源的最大价值来说是绝对必要的[46]167㊂周其仁也将产权分为三种权利: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㊁通过使用资源而获取租金的收益权㊁通过出售或其他办法转让资源给他人的转让权㊂其中,转让权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若转让权受到限制的话,资源转让连同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㊂界定产权就是为了市场交易,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晰和明确的界定[50]76㊂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领域之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指的是资源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合理的流动㊂因此,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农业发展的分析都延伸到了农业领域之外,在整个经济发展体系中,阻碍农村资源进行跨部门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㊂厉以宁指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城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了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导致农民收入低下[52]㊂其他学者也论述了城乡二元体制对资源的禁锢作用,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资源并没有朝更高生产率㊁更具效率的产品生产方向转移,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该时期内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43]㊂
总之,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分析农业所使用的基本框架与最终的理论诉求都是一致的,即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最优利用㊂而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不仅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