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现代性困境探析

第38卷第1期
2018年1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 38 No. 1 Jan. 2018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现代性困境探析
曹明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盐城224007)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而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现代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中西传统文化流变中，西方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价值精神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的发展与偏离以及儒学复兴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困境;社会主体的文化心理对两者结合的影响，包括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价值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失去对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价值工具主义理解与文化的理性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背 景理解两者结合的困境，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现实解释力，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现实矛盾 与价值背离，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特征对二者结合的影响等。

关键词: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6873(2018)01 -0001 -07 收稿日期:2017-09 -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机制与形态研究”（13BKS055)。

作者简介：曹明（1969 —）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doi：10.16401/ki.ysxb.1003 -6873.2018. 01.001
一、中西文化传统流变中把握两者结合的困境
(一）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基本价值精神关系考察
哲学所提供的不仅是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和方法，更应当是一种价值。

从其所凝聚的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和人生态度的意义上来看，不同 哲学在价值上的互通和共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不同哲学立足于不同的文化及其生活世界和生命经验，是对生活世界和生命价值的理解[1]。

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具有一致性、互通性，其基本价值精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价值是事物的有用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精神体现在其对价值主客体关系的深刻理解之中。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价值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是理解价值现象的基础，是揭示评价问题的关键。

可以说，主体尺度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问题的特有视角。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体性还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注。

另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价值的实践性。

实践是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同时，实践也关乎价值的产生与实现。

马克思通过指出人自身的“内在尺度”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揭示了价值存在的现实根据和实践基础。

正是在强调价值的主体性和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揭示其文化理论的基本价值精神，即在人类实践劳动基础上，追求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2.西方哲学的基本价值精神
就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人中国的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指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价值精神。

它一 方面追求“凡人的幸福”，在经历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之后，人从禁欲主义的神龛中走出，追求世俗生活和物欲满足成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谋 求“凡人的幸福”成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强调理性的价值，在启蒙运动中，理性成为启蒙的应有之义，启蒙就是指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1
从愚昧走向智慧的人的理性，理性至上是启蒙精 神的核心。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 明确指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 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

康德在《什么是启 蒙》一文中明确把必须永远拥有公开运用自己理 性的自由视为启蒙的必要条件，理性就是评判事
物的标准，是人们替代上帝、判定一切存在合理性 的法庭，是时代精神的标志，也是西方哲学的基本 价值精神的体现。

3.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基本价值精神的关系
从价值关系的一致性来讲，马克思主义与西 方哲学都是关涉人的存在的学问，都强调人的现 实生活，以人的个体发展与能动自主为特征。

从 价值关系的区别来看，二者的实践基础不同，马克 思主义以实践观点作为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 观点，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由此出发，调动 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 和全面发展。

而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抽象化的自 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还是走进人的 现实生活世界，都是抽象化的理论。

从阶级属性
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 级服务，所以其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指南，最终目标 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 的发展，而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固有政治形态和 意识形态等偏见，无法自觉选择走向现实生活和
实践相连的道路[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话语逻辑的 发展与偏离
从形态演变的过程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 西方失败后的哲学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被 视作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增加了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前提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模式将其 探讨视域不断扩大。

从方法论上看，以文化理论 和意识理论代替传统的仅仅是通过经济基础改造 社会的方法。

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 的黑格尔理论根源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成果。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主题转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的热点，它 探索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冲击以及与之伴随的合理 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应 当说，随着时代进步，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欧洲资
本主义理论思潮，努力回应现实社会问题。

在批 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西方马克思 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更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 特色的阐释，为在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研究马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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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立场，更加容易为 广大人民接受和在全球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 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等的揭示，反映了当代资本主 义的现实，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借鉴，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话语逻辑的偏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初始理论起源于卢卡奇等人对无 产阶级革命道路探索过程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 的修正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其基本理论倾向 是文化批判与文化革命。

但是由于缺乏成功的革
命实践，并且随着世界形势发展和西方革命前途 渺茫的客观实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科学 评估政治形势的复杂性的主观特点，最终，西方马 克思主义转向了哲学，成为一种对社会历史分析 和批判工具，而非一种行动指南，包括后来的阿尔 都塞的反思和批判，都呈现出学理性较强而现实 性不足的特点。

从逻辑进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是逐渐远离现实革命的学
术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西方具体国情结
合，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一直没能付诸实施，没 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它从未将生产方式作为 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根源，也从来没将推翻现存社 会制度作为其实践目标。

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主体性原则，以此考察
客观世界和规律，在强调主体的主观和感性中将 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哲学和历史观，这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

在自然观方面，西
方马克思主义努力将自然论证为社会范畴，强调 自然相对于实践的第二性，否认独立于社会实践 活动之外的自然存在。

在社会历史领域，西方马 克思主义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历 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主客体之间的作用， 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把整体社会与普遍人 性间的对立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认识论上， 强调用总体性观念和综合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
实践被解读为人的主体性活动，凸显人的实践活 动的主体性作用，与列宁的反映论对立[]。

这都 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偏离。

(三）儒学复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儒学复兴也已成必然
趋势，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中，如何摆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位置，正 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是应当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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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学复兴，从历史视野来看，在春秋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后，经历了汉朝的“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后的独尊和宋明时期的新一轮隆盛，而 汉朝与宋明时期的复兴主要是适应小农经济为基础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主要是政治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复兴。

当代的儒学复兴，则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维持其民族性的实践需要，从本质上，应当主要是文化上和学术上的复兴。

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理论内核可见，其虽然失去了独尊地位的政治土壤，但是仍然以独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存在，同时，儒学也一直在不断地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而体现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相信，经过变革，作为一个学派，儒学完全有可能复兴并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中国先后居于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冲突，亦能融合。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5]我们要从传统中寻找价值和文化的认同，包括对本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双重认同。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要重新阐释儒家传统，一 方面是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保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学的融通与对话，能较快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

儒学复兴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困难。

我们应当承认，儒学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

这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性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族土壤和话语表达，对公民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儒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

二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不同，其理论内涵、发展轨迹等完全不同，所以其内核无法完全一致。

所以，二者 的融合是存在困难的。

具体而言，首先是思维方式不同，儒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外推式思维方式，而马克思强调的是辩证逻辑推理思维方式。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儒学是过时的，其政治性是建立在宗教封建等级制度上的政治，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糟粕，所以，儒学的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挖掘，更不用说进行有机融合了。

其次是价值观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生产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儒学更多的是一种修补的、注重稳定后的修养思想，更加适用于稳定和谐的中国。

总之，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回应的现实问题不同，所处的历史地位也不同。

我们必须要认清时代形势，从社会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世界观，显然能发挥更为根本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成为我们的最高信仰。

而儒学则为我们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族土壤、心理认同和话语表达。

二、社会主体的文化心理对两者结合的影响
(一）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价值的多元化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和利益格局调整等方面。

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也是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

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进而导致社会群体与个人角色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上平均主义，社会利益格局单一。

而随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多元，从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整个 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包括经济成分上的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生产方式上不同水平层次的生产方式共存，分配方式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

所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

”[6]作为思想的潮流，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体现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潮的产生就应当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及其反映。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人们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增强，反映 人们具体利益、需求和愿望的社会心理产生并与对问题和矛盾的解读和评价相结合，最终形成社会思潮。

目前，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内容具体化以及主体意识的自主和开放，为多元化的社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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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和多元价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社会结构的调整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及复杂 的社会矛盾，反映到人们头脑中，直接影响着社会 心理、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的形成。

当广大民众 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去表达评价意见，当各社 会群体主体对与自身相关的这些基本问题和基本 矛盾表明态度、明确诉求时，代表不同主体的利益 和要求的社会思潮就会大量产生，并不断地碰撞、 交流以至于融合。

尤其是社会结构变动中社会阶 层分化越深入，人们的利益需求越多样，对热点和 问题的看法越是不同，认识不同，评价不同，总之， 分化出的社会阶层越多，反映不同阶层利益的社 会思潮就越多。

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利益差别，直接导致 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在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 中，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念也呈现 出多样化的形式，包括情感、信念、动机、风俗习惯 等社会心理因素也处在反传统和变异的流变中。

而无论是流变的社会心理还是被理论化后的思想 体系，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思潮。

(二）马克思主义研究失去对生活与文化的 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生活和文化的疏离。

在当 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停留在官方层面和学术 层面，出现了脱离生活与文化的倾向，呈现出政治 性和学术性有余、文化性和生活性不足的特点。

从话语方式来看，作为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延续了过去一直以来的革命性、战斗性，过分强调 矛盾与对立，而忽视了亲和力。

从话语逻辑来看， 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的理论形态与中国大众的 思维习惯仍然是有差异的，其通俗性和日常化的 工作还有待于加强。

从话语内容来看，马克思主 义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诉求和精神追求关 注不够，对社会转型期生活现实问题的回应不足。

从话语表达上看，由于受长期的阶级斗争影响，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话语的教条性、命令性特点明显， 缺乏沟通与平等，同时，作为对生活的概括与总
结，话语过于抽象。

从民众诉求来看，随着社会转 型，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 的话语多元与交锋的现象愈演愈烈。

但是，传统 的研究过于关注宏大叙事和纯文本的探索，对日 常生活的民众诉求缺乏话语引导，对出现的问题 缺乏及时的回应，如社会分层分化、贫富分化等严 峻问题，以致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空洞 无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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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減师;
H 院f 级
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现实根源。

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出现了权力话语的单向度发展和对文化与 生活世界的疏离，究其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 研究过分趋向文本而遗忘了意识形态的本原 现实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生活需要的不是
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 的生活。

” [7]而随着对“回到马克思”这一思潮的 兴起，强调对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也提高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我们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提供了基本载体。

对经 典作家文本的深度挖掘产生一批原创性的成果， 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

但是，当 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出现了一种趋向文本的趋
势，甚至沉湎于字句的翻译、段落的顺序等，这就 无法真正地透视现实生活，无法有效地解决实践 问题，从而也就远离了鲜活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 面，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分凸显意识形态的政治维 度，而忽视其文化维度。

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逐 渐地与生活世界疏离。

意识形态，
从其普遍意义， 从其与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来讲， 它是使人区别于动物、创造人的现实生活的文化 意识形态。

而从其特殊意义，从其作用于社会来
讲，
是“将符合其利益的特殊思想观念和幻想演 绎成一种象征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并使得全体民 众接受”[]。

从这一点上看，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 态。

按照马克思的关于意识形态普遍性的观点， 任何主流意识形态都将被更为普遍的意识形态所 取代。

但是，在列宁尤其是斯大林之后，意识形态 被极端化对待而完全变成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 并且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
这一意识形态理论的 政治化维度被强化。

同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随着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趋势，意识形态理 论也越来越出现了虚无化和边缘化的倾向。

(三）文化的价值工具主义理解与文化的理 性认同1.文化价值的日益工具化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
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 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 会意识形态。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 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可见，无 论是广义层面，还是狭义层面，文化都是一种人 化，其基本价值都应当是为人服务的，应当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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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力量的体现，其价值追求应当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而在现实中，却出现了文化异化为工具，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针对马克思主义工具化、政治化的倾向，尤其是在实践中出现挫折的现实面前，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路径，其在根本上，“把它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转化成一般的反权力文化实践，从生产方式变革理论转化为生活方式选择理论，从历史理论转化为文本（话语）理论”™。

在反思自身文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而带来的理想不明、信念不坚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是扎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识形态，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种追求人类发展解放的信仰中，如同儒教的心学、佛教的禅宗、道教的修行等，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2.文化的理性认同
理性，与感性相对应，是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更高层次的认识阶段。

要达到文化的理性认同，就要去除偏执化、保守化和虚无主义。

在人类文化成果的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既涉及手段与目的，也涉及精神与意义。

随着现代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文化日益技术化，文化的价值理性日益退变为工具理性，这 种变化，使得现代人对文化和生活的理解日益功利化、物本化。

所以，要加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当代中国，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工的群体仍然占据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其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的肯定，也决定了对西方异质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以常 态情形而言，文化认同必然是在实际生活中逐渐发展和形成的，其间本土的成分和外来的成分互为作用，保守和创新也相反相成，折衷是无可避免的结局”[11]。

而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教育。

“自从有了教育以来，文化认同，从来就不是完全自发的，不论是费孝通先生所分析的乡土中国的教化以及经教化而使人们主动服从于礼治秩序，还是现代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都是培养人们获取文化认同的途径”[2]。

这其实也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包容性，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广大群众已有的文化伦理观念，在兼容并蓄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不仅强调当下的实用性，也要关注长期的有效性，要 以社会稳定、人民的幸福为价值旨归，要以批判继承、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理念，要在多元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实现自身发展。

三、以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理解两者结合的困境
(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现实解释力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

其中 之一就是社会阶层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变革，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发生较大变化，呈现降低和分化的趋势，进而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观念稳定。

资本主义推动了科技发展，给人类的经济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近代资本主义因此发展起来，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自然均走进了被控制的状态，人类追求、计算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人性被扭曲，人仅仅是高速运转机器的一个零部件。

科技理性对人的操纵与奴役使人的主体性彻底湮灭，将人推向异化的资本主义，尽管获得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其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欲望的放纵，而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分裂，人性的控诉，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现代科技作用下的伦理困境等。

科技理性对意识形式不断侵蚀，现 代人的意识也在不断虚无化。

马克思主义现实解释力遇到挑战。

当前，资 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结构状态呈现出多层次，表现出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变化调整，以提升自身的现实解释力。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解释力质疑的论调也一直没有中断。

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终结论”“无用论”等论调，其根本依据是时代条件的变化及各种新问题的出现。

对马克思主义解释力表示怀疑的论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平稳时期比较盛行，在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时期比较少。

比如，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经济增长、人们富裕程度提高，“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大行其道。

曹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现代性困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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